..续本文上一页。后又有《行为学与心理学》等三文发表。所谓唯根论，意出《楞严经》；唯身论即指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太虚认为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与佛教禅学有很多近似之处，但许多问题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他在闽院讲这些是要求一代新僧都来关注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强调佛学必须对此作出适当的回应，这对佛教的未来至关重要。9月，太虚在闽院主持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随后，又为师生讲《救僧运动》。其中对学僧提出了具体要求：真修实证，献身利群，博学深究。《救僧运动》以及后来发表的《告徒众书》言语中，寄托着太虚对一代新僧的期望，对闽院的期望。1928年春，太虚因患神经痛回沪治疗。而暂主持教务的释蕙庭因事回江苏刚返院，并非太虚主持招收的前一批学僧中思想混乱的隐患陡然爆发，蕙庭措手不及，遂酿成学潮。太虚在杭州养病闻讯，乃授意弟子大醒、芝峰先后去闽院处理。7月，闽院刊发了《续招学僧简章》，明确规定以太虚的一向主张“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添招了心道、默如等学僧30名，又增设了丰富的课程，仅佛学就有18门，文化课程中有数学、地理、科学概论、哲学、世界宗教、教育学、艺术等十余类近五十门；还创办了主张佛教革新的学报《现代僧伽》，图书馆、阅报室等设施亦渐齐备。在太虚悉心指点下，经过大醒、芝峰等的整顿，闽院教育逐步恢复了稳定发展。至1929年4月底，太虚弘法欧美归来，视野大为拓展。不久，他把闽院列为世界佛学苑华日文系，改漳州南山佛校为闽院分院，设赴锡兰留学团于此，作为将来建立世界佛学苑巴利文系的准备。这时学校面貌已根本改观，成为太虚中期佛教革新基地。而且由于闽院声誉远播，学僧人数激增至90名，来自全国十余省市。各地求学者还络绎不断，致使院方不得不婉言谢绝。由于学风改善，学生成绩也大进。1930年春，太虚鉴于不少同学成绩优异，决定让他们提前毕业，并从中选拔10人，专设研究部，由芝峰督导深造，主要研究《成唯识论》等。后又根据学僧志愿，将研究课题分为五个系列(方向)，即法相唯识、法性般若、小乘俱舍、中国佛学、融通应用，让学僧分别研习。自此到1933年初太虚任满，他对闽院关怀备至。每次到院，总是细心检查、审阅研究部学员的研究成果，有错误则加以更正和批评。同时谆谆教诲一般学员，详细询问其志愿及履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以现代僧伽的标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外考察，太虚的佛教教育思想有了极大提升。他重新把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包括闽院的教育管理，还借鉴了国外基督教神学教育与牧师培养的一些做法，全面阐发进一步的教育理念。他要求学僧明确：发扬佛法真谛，适应现代社会，建设新中国的奠基于人间的僧伽制度，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目标。为达此目标，学僧既要对佛法有深切的认识和信仰，也要对现代世界潮流的状况与新思潮的地位、价值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这样，才能站在佛法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适应社会。毕业以后，才可担当大事业。在校则要以深沉的毅力读书求知，生活要劳动化、群众化。他还提出，僧教育与一般教育不同之处在律仪。学僧为学的重心在于佛学。佛学的宗旨在于究竟的自利利他，闽南佛学院的学生要把闽院的精神推广到社会，使佛教革新的理想变为人间净土的现实。太虚在正面阐述自己的佛教教育思想的同时，还批评了当时一哄而起的各地佛教教育的一般做法。他认为那些做法不过是传统的师徒式的僧教育挂上个佛学院、大学的招牌，学来学去不过是学个讲经的仪式。他主张，佛教僧侣也可分为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学僧须经“律仪院”二年，“普通教理院”四年，“高等教理院”二年， “参学处”二年的学习参访，方可取得职僧资格，担任寺院住持和重要职事。由职僧中公推出的德行已具，学修皆备的德僧则可主持全国佛教。太虚在闽院还讲了《弥勒经》、《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概观》等，无论其广度还是其深度，都远远超过在武院所讲，可见他对闽院师生期望之深切。1933年初，太虚连任两届住持兼院长任满，于是辞职。由常惺再接任。闽院以后还坚持办了数年。

　　 1924年底，太虚对武院教务稍冷淡，但武院董事会仍极力挽留，他迫不得已再次受任武院院长。迄26年武院以北伐战争影响被迫暂停前，太虚每年总要去武院两次，处理院务并讲学，不常驻。1929年10月，太虚欧美归来曾在武院小住。因驻军未撤教学无法全面恢复，仅为研究学员讲了《大乘宗地图》等。1932年依太虚设想，武院被改组成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但仍设研究员预习班，两度招生，太虚仍多次过往讲学。直到38年武院被迫停办。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成立，依太虚设想，浙江奉化雪窦寺为世界佛学苑禅观林，该院即世苑华英文系，太虚弟子系其中坚。太虚也曾前往讲学。可惜因“九一八事变”，该院于1931年12月就被迫停办。

　　 幸好太虚弘化四川时，曾与重庆各界人士谈起过他关于设立世界佛学苑华藏文系的设想，并建议即在川设立学校，招收汉藏僧青年，不必远赴康、藏。此议获潘仲三、何北衡等多人赞同。于是当即发起筹设汉藏教理院。1932年8月20日，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太虚任院长，他亲飞重庆主持开学典礼，制订院训：“澹宁明敏。”其时，他于闽院的任期将满，却在四川新建了实现他世界佛学苑构想与佛教革新的基地。当然汉院的建设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师资的配备就离太虚的初衷很远，主要是缺乏谙熟藏传佛教，精通藏文经典的人才。太虚故而驰书召唤赴藏学法的弟子法尊回内地。1934年6月，法尊自西藏归来至宁波面见太虚。此前汉院内部已不和，具体主持教务的释遍能处置也不够妥当。太虚即遣法尊从速入川，主持院务。法尊后又获太虚弟子苇舫、尘空相助。在太虚的指导下，协同整理院规，筹划教务，终于使汉院教学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太虚就上了缙云山，为汉院师生讲了《佛理要略》、《汉藏教理融会谈》等。1938年3月8至10日，汉藏教理院设追荐班禅九世法会汉经坛，太虚主坛，戴季陶主荐。戴氏建议太虚，培养复兴中国佛教的根本僧才可以从建设一个模范道场做起。这种说法有其从小事优起的长处，但无疑跟太虚当时从大处着手的思路背道而驰。太虚不便当面反驳，然而随即在汉院讲《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对此作出了回答。大意为他已身心俱衰，不可能再去做建设模范道场的实际准备或充当其领导，而且他本人也未受过此种培养教育。言外之意：他比较擅长的是理论准备和启导。1940年5月，太虚访南亚、东南亚归来，提出以建立菩萨学处为中心的僧制与教育新构想。这无疑受到戴氏及南传佛教的启发，但仍秉太虚一贯思路。不同点是吸取了以前教训，更注重集中力量，培养少数精英作为起点。迄抗战胜利，太虚常驻汉院八年，超过武院、闽院，他晚年成熟思想见解也多在汉院先讲授或发表。太虚还对学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对汉院学僧的几次训词中，太虚提出：将来担任复兴中国佛教大任的学僧要从四方面学习锻炼，即修行、讲学、用人、办事。对内，每个人都要时时反省所短而取人之长，扬长避短，以这种精神共一，机缘一到，许多佛教大事必成。对外，要摄受各方人才，“无论什么人，都有他的用处的”。还俗，转信其他宗教都不要紧，只要他对佛教还有一分信念，也可使佛教渗透社会、渗透其他宗教。每个人都要在岗位上努力！求学时，要警策自己，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去充实自己。毕业后，要透视现实，确定理想，根据理想去改造现实。太虚在汉院还多次召开院内外少数学有所长者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均富有现实性、前瞻性，如“佛教对于将来人类的任务”，“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等。1945年9月，太虚推荐法尊继任汉院院长职后离开了缙云山。汉院在太虚当初设想中负有两大使命，一是作为沟通汉藏佛教的桥梁，二是继承武院、闽院精神，培养大批僧才，使之成为佛教革新事业骨干的大本营。后一使命可说基本不负，前一使命则有所欠缺。为此，太虚曾极力赞助法尊早日邀请西藏安东格西、东本格西等来院授课译经。安东早逝而未果，东本来院则已在抗战胜利后，太虚刚卸去院长职，即将离开重庆。为贯彻初衷和支持法尊，太虚勉力担任了汉藏教理译场场长。该场主旨为进行汉藏经典互译，维持未久，译出了汉文《大毗婆沙论》为藏文。1945年春，太虚筹划多年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在西安大兴善寺成立，太虚亲任院长。但由于锡兰方面派来的人未能践约，该院的特色并未形成。不久又停办了。时运不济，世事多艰，太虚的世界佛学苑计划始终未真正实现，唯有新式佛教教育其实成果不小。据不完全统计，20–40年代，仅太虚及其弟子主持或任教育骨干的佛学院至少有四、五十所。此外，圆瑛、虚云等高僧也创办了一些质量较高的佛学院。新式佛教教育遍布大江南北，远达东北、西北。

　　 但太虚对此并不满意，或因他深受出家后的传统禅宗丛林教育的影响，或因受到其还比较器重的弟子满智等回俗的刺激，或兼而有之，他认为即使他常驻时间最长的汉藏教理院也只不过相当于理想中僧教育中“普通教育”一环，还欠缺基础的“律议”和进修的“高等”、“参学”三个环节。他认为，丛林教育以德育为主，智育次之，其所培养的僧才，虽说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多能甘苦淡泊，半途回俗者极少。而当时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好的只知办事、编刊物、写文章、喊口号，差的呢，觉得在佛教内没有发展的机会，也不甘于过持戒生活，甚至对佛教丧失信仰，寻找其所谓新生活。因此，他感到上述具备四个环节的长达十年…

《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之回顾(邓子美)》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