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中、小阶段不在内)的僧教育既然还没有可能实现，那么不如在某些方面恢复传统的丛林教育制度。这其实也并非万全之计，而且把信仰问题和教育问题混为一谈。有些所谓“新僧”之所以回俗，从内在讲是缺乏实证体验，这种体验不一定通过参禅获得，修持其他法门也行，甚至只要有强烈的信仰，也会产生与信仰对象的共鸣。因此禅宗丛林教育和太虚本人的早年体验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从外部环境讲，这主要是佛教革新接连遭到挫败引起的失望感所致，信仰的丧失往往从的信心低落开始。试想连太虚在1928年初出一度有回俗的念头，何况那些年轻“新僧”呢？太虚一方面要想办法(恢复丛林教育也是办法之一)遏制“新僧”还俗，另一方面他对已还俗者还是很宽容的，他曾发表《尊重僧界还俗人》等文。至于受传统丛林教育的僧人为什么表面上看来还俗的少些？一是有的人虽然信仰同样丧失，但因受教育不同，没有“新僧”那样的勇气和开放态度，但与其在僧伽内混，其实不如还俗。实质上，正是他们造成佛教界的腐败，太虚对此很清楚。二是近代自愿过淡泊生活，接受丛林训练的已多是对世事失望，对佛教有相当信仰的中年人，他们思想的成熟性与思想仍处易变阶段的青年学僧不可同日而语。总之，吸取丛林教育的有益养分是应当的，但完全回到丛林教育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另外有人依据太虚早年对清末僧教育会办的社会教育的批评，断言太虚不大赞成佛教办社会教育。其实这也是片面的。首先，太虚提出的“服务社会”中理所当然的含有佛教界办社会教育的内容。20–40年代在他的提倡下，佛教界办社会教育出一度形成风气。其次，他本人也躬亲主办社会教育，如武院附设小学，在重庆创办了大雄中学，甚至导致他最后一次中风，过早离世也与1946年他化费很大精力在南京卧佛寺新创的大雄中学失火有关。确切地说，在僧尼素质低劣的状况下，太虚的社会教育思想是必须优先提高僧尼本身，适当鼓励教化社会。

　　 四、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办学理念与支那内学院

　　 杨文会开创的中国佛教教育事业的又一支，由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附设佛学研究部的基础上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所直接继承。内院于199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管理方面设学、事两科及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其事科下设阅经社、经像图书馆、讲演所、行持堂、传教团等。教育方面分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级，大学中又分补习班、预科、特科、本科。其研究部分设正班与试学班。内院在开办之初拟设法相、法性、真言三大学，以学理性质划分，囊括中国佛教各宗派，真是规模弘大。后因师资与财力跟不上，仅于1923年成立了法相大学。内院中学部规定修业年限4年，大学部补习科1年，特科、预科均2年，本科3年，研究部不定年限。可见内院学制相当系统而灵活，避免了武院开办之初的弊病。内院曾直接呈报教育部备案，其各科毕业生资格同于国立中学、大学。这是欧阳为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极力与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行严)交涉争取到的有利条件。大学本科毕业成绩优异者，经院长认可，派往印度、西藏深造，或留院内事科服务。其课程设置，中学部修身与佛学课约占三分之一，国文、英文、史地与自然科学课占三分之二；大学部与研究部课程重心在法相唯识学，并设各宗要义、因明、律学、佛教心理学、佛教艺术、佛教史及中外哲学、中国古文字、梵、藏、英、日语言文学等。与当时一般佛学院不一样，内院确实达到了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相应普通中学、大学水准。

　　 同样继承杨文会“造就佛学导师”思想，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旨在培养一代新僧，强调造就住持佛教的通才一面。内院的重点则在设居士道场，造就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一面。欧阳对其师有关这方面的思想主张大加发挥、引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教育理念，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他提出：1、佛教教育的出发点是“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其前者有清醒地看到当时佛教危机的合理性，也有独尊法相同的片面性。其后者则与太虚的“人生佛教”殊途同归。2、支那内学院院训“师、悲、教、戒”。王雷泉认为：““师、悲”着重对于人群社会的责任，“教、戒”强调学佛的理论与实践。”在此补充一点：“师”训在当时僧尼对居士在佛教界的地位有争议的背景下强调“师者第一义”，还含有借重其师杨文会在佛教徒中的公信力，借重其师开创的近代居士佛教传统，以加强内院以教师为核心的凝聚力的意味。“教”训则提出了师生共同的方向––“佛境菩萨行”，即以菩萨行精神，“破釜沉舟，同向毗卢遮那顶上行”。3、“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寄”。这里强调的是内院以教育机构兼具的在中国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独立纯粹的居士道场性质，欧阳渐在《释师训•辟谬》中依据佛典，对其合法性作了充分的论证。居士也可住持佛教，经论有明证，也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尽管僧伽为保持其传统的主导地位，对此一直有异议，但杨文会大度容忍，虽隐隐感到其压力，只是我行我素。欧阳忍不住，要辨个“真是真非”，但又讲究策略不够，对以太虚为代表的“新僧”同有区别对待，于是挑起了近代佛教教育双璧，即内院与武院之间的论战。4、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当世应重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无怪内院比武院更重视精英教育，但太虚后期趋向殊途同归。5、“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这对五四后只顾眼前的救亡而顾不上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思想启蒙尤有针砭之功，表明了佛教理性立场。

　　 在欧阳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内院的教育方法也独具一格，即“教授以诱进阅藏，开启心思为鹄的”。其大学与研究部的教学以讲演、讨论和指导自习、研究为主，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收到甚佳效果，接着出吕澂、汤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学术大师，王恩洋、姚柏年、梁启超、梁漱溟、陈铭枢等也先后来院深造，曾在院研究佛教的学者达到200余人，就读学生的总数数以千计。内院也是20世纪前期中国佛学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佛学研究水准实为当时的巅峰，连素以精细研究著称的日本学者也不得不表示敬佩。

　　 最后，内院不仅是佛教教育、研究与居士弘法基地，还实现了杨文会“刻藏之事，其继续之”的遗愿。欧阳在杨文会逝世后的二十多年中，刻成经籍二千卷，于俱舍、瑜珈、般若、涅槃诸科要典，皆发明要义，作成叙言。“自1927年起，欧阳渐即组织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经中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一套精要的佛经丛书《藏要》。”原计划六辑，因战争等原因，实际只编成三辑。编辑《藏要》是为整理全藏作准备。欧阳认为，“整理应分三事：一、删芜；二、严部；三、考订。”甚至对大量的藏外佛教文献提出“任其浮沉”的主张。可见他对《大藏》也抱着不盲目崇拜的理性态度。

　　 1937年，日军侵犯南京，内院师生在欧阳渐率领下，不顾蜀道之难，携数以万计的经版转移到四川江津，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日常教育。江津内院通常称之为蜀院。欧阳在蜀院继续撰文鼓舞将士抗战士气，研究儒学，讲经论道，校印《藏要》。1943年欧阳渐逝世，同年吕澂继任院长，继承欧阳渐把在文本义理方面对佛法的探求分为“俱舍”、“瑜珈”、“唯智”、“涅槃”四科的遗愿，他改进了教学设制，并增“戒律”科，以此五科组成内院院学。吕澂亲自为全院各科都拟定教学纲要，亲自担任20多种经论的教学，所讲精义入微，多发前人之未发，吸引了许多学者前来旁听，效果甚佳。吕澂也继承了校刊经论的事业。在艰难时世里，蜀院先后刊印了《藏要》第二、三辑(第三辑未出齐)及《竟无内外学》等佛教经论文献60余种，数百卷。令人惋惜的是内院于1952年停办，这是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与佛学研究重大的损失。

　　 五、承前启后：中国佛学院及“台湾佛学院”、华南佛学院

　　 一扫50年代初佛教教育冷清气氛，1956年2月中国佛教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国佛学院章程，组建了院务委员会。同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该院在创办之初，就在办学宗旨、教学研究、行政管理上，把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佛协副会长喜饶嘉措任首任院长，太虚弟子法尊继任院长，还几乎集中了全国佛教师资。学员素质也相当齐整，学修一体，管理严格。从1956到1966的十年，先后开办了专修科、本科、研究班、短训班、藏语系专科等不同层次的班级共六个班，累计毕业、结业的学员五届410人。这些毕业生大都成为各地佛教骨干，基本上构成了当代大陆佛教的中坚。

　　 1966–1979，中国佛学院与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院址法源寺遭到严重的毁坏，院长喜饶嘉措大师、副院长兼教务长周叔迦居士被迫害致死，任职执教的法师、学者、居士遭到批斗，离校“改造”，学院陷于瘫痪解散的状态。”全国佛教教育可想而知。但只要人还在，中国佛教种子还在，一旦春风吹拂，漫山遍野又会披上绿装。由于中国佛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佛学院，而且由法尊法师实际主持，所以它尽管一度濒临险境，但其存在与恢复本身，就既继承了太虚创立的特别是汉藏教理院的佛教教育传统，又为大陆后续恢复和新建的佛学院开创了范例，积累了经验。

　　 台湾光复后，佛教教育也一度面临严重困难。在日本占领期，台湾本地高等佛教教育几乎不存在。僧俗欲深造不是至日本，便是偷偷到大陆。1948年，曾受戒于福建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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