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小階段不在內)的僧教育既然還沒有可能實現，那麼不如在某些方面恢複傳統的叢林教育製度。這其實也並非萬全之計，而且把信仰問題和教育問題混爲一談。有些所謂“新僧”之所以回俗，從內在講是缺乏實證體驗，這種體驗不一定通過參禅獲得，修持其他法門也行，甚至只要有強烈的信仰，也會産生與信仰對象的共鳴。因此禅宗叢林教育和太虛本人的早年體驗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從外部環境講，這主要是佛教革新接連遭到挫敗引起的失望感所致，信仰的喪失往往從的信心低落開始。試想連太虛在1928年初出一度有回俗的念頭，何況那些年輕“新僧”呢？太虛一方面要想辦法(恢複叢林教育也是辦法之一)遏製“新僧”還俗，另一方面他對已還俗者還是很寬容的，他曾發表《尊重僧界還俗人》等文。至于受傳統叢林教育的僧人爲什麼表面上看來還俗的少些？一是有的人雖然信仰同樣喪失，但因受教育不同，沒有“新僧”那樣的勇氣和開放態度，但與其在僧伽內混，其實不如還俗。實質上，正是他們造成佛教界的腐敗，太虛對此很清楚。二是近代自願過淡泊生活，接受叢林訓練的已多是對世事失望，對佛教有相當信仰的中年人，他們思想的成熟性與思想仍處易變階段的青年學僧不可同日而語。總之，吸取叢林教育的有益養分是應當的，但完全回到叢林教育則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另外有人依據太虛早年對清末僧教育會辦的社會教育的批評，斷言太虛不大贊成佛教辦社會教育。其實這也是片面的。首先，太虛提出的“服務社會”中理所當然的含有佛教界辦社會教育的內容。20–40年代在他的提倡下，佛教界辦社會教育出一度形成風氣。其次，他本人也躬親主辦社會教育，如武院附設小學，在重慶創辦了大雄中學，甚至導致他最後一次中風，過早離世也與1946年他化費很大精力在南京臥佛寺新創的大雄中學失火有關。確切地說，在僧尼素質低劣的狀況下，太虛的社會教育思想是必須優先提高僧尼本身，適當鼓勵教化社會。

　　 四、以歐陽漸爲代表的居士辦學理念與支那內學院

　　 楊文會開創的中國佛教教育事業的又一支，由歐陽漸在金陵刻經處附設佛學研究部的基礎上創辦的支那內學院所直接繼承。內院于199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管理方面設學、事兩科及學務、事務、編校流通叁處。其事科下設閱經社、經像圖書館、講演所、行持堂、傳教團等。教育方面分中學、大學、研究、遊學四級，大學中又分補習班、預科、特科、本科。其研究部分設正班與試學班。內院在開辦之初擬設法相、法性、真言叁大學，以學理性質劃分，囊括中國佛教各宗派，真是規模弘大。後因師資與財力跟不上，僅于1923年成立了法相大學。內院中學部規定修業年限4年，大學部補習科1年，特科、預科均2年，本科3年，研究部不定年限。可見內院學製相當系統而靈活，避免了武院開辦之初的弊病。內院曾直接呈報教育部備案，其各科畢業生資格同于國立中學、大學。這是歐陽爲吸引高素質的考生報考，極力與當時教育部長章士钊(行嚴)交涉爭取到的有利條件。大學本科畢業成績優異者，經院長認可，派往印度、西藏深造，或留院內事科服務。其課程設置，中學部修身與佛學課約占叁分之一，國文、英文、史地與自然科學課占叁分之二；大學部與研究部課程重心在法相唯識學，並設各宗要義、因明、律學、佛教心理學、佛教藝術、佛教史及中外哲學、中國古文字、梵、藏、英、日語言文學等。與當時一般佛學院不一樣，內院確實達到了並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相應普通中學、大學水准。

　　 同樣繼承楊文會“造就佛學導師”思想，太虛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旨在培養一代新僧，強調造就住持佛教的通才一面。內院的重點則在設居士道場，造就佛學研究的專門人才一面。歐陽對其師有關這方面的思想主張大加發揮、引申，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佛教教育理念，在《法相大學特科開學講演》、《支那內學院院訓釋》中，他提出：1、佛教教育的出發點是“哀正法滅，立西域學宗旨”；“悲衆生苦，立爲人學宗旨”。其前者有清醒地看到當時佛教危機的合理性，也有獨尊法相同的片面性。其後者則與太虛的“人生佛教”殊途同歸。2、支那內學院院訓“師、悲、教、戒”。王雷泉認爲：““師、悲”著重對于人群社會的責任，“教、戒”強調學佛的理論與實踐。”在此補充一點：“師”訓在當時僧尼對居士在佛教界的地位有爭議的背景下強調“師者第一義”，還含有借重其師楊文會在佛教徒中的公信力，借重其師開創的近代居士佛教傳統，以加強內院以教師爲核心的凝聚力的意味。“教”訓則提出了師生共同的方向––“佛境菩薩行”，即以菩薩行精神，“破釜沈舟，同向毗盧遮那頂上行”。3、“爲真是真非之所寄，爲法事光大，爲居士道場，爲精神所寄”。這裏強調的是內院以教育機構兼具的在中國佛教史上規模空前的獨立純粹的居士道場性質，歐陽漸在《釋師訓•辟謬》中依據佛典，對其合法性作了充分的論證。居士也可住持佛教，經論有明證，也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趨勢。盡管僧伽爲保持其傳統的主導地位，對此一直有異議，但楊文會大度容忍，雖隱隱感到其壓力，只是我行我素。歐陽忍不住，要辨個“真是真非”，但又講究策略不夠，對以太虛爲代表的“新僧”同有區別對待，于是挑起了近代佛教教育雙璧，即內院與武院之間的論戰。4、佛法爲一切教育之極，當世應重舍生取義的豪傑之教。無怪內院比武院更重視精英教育，但太虛後期趨向殊途同歸。5、“教育不以興國爲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量爲的。”這對五四後只顧眼前的救亡而顧不上現代化的根本大計––思想啓蒙尤有針砭之功，表明了佛教理性立場。

　　 在歐陽的教育理念指導下，內院的教育方法也獨具一格，即“教授以誘進閱藏，開啓心思爲鹄的”。其大學與研究部的教學以講演、討論和指導自習、研究爲主，徹底改變了傳統的注入式，收到甚佳效果，接著出呂澂、湯用彤、熊十力等一代學術大師，王恩洋、姚柏年、梁啓超、梁漱溟、陳銘樞等也先後來院深造，曾在院研究佛教的學者達到200余人，就讀學生的總數數以千計。內院也是20世紀前期中國佛學研究的主要基地，其佛學研究水准實爲當時的巅峰，連素以精細研究著稱的日本學者也不得不表示敬佩。

　　 最後，內院不僅是佛教教育、研究與居士弘法基地，還實現了楊文會“刻藏之事，其繼續之”的遺願。歐陽在楊文會逝世後的二十多年中，刻成經籍二千卷，于俱舍、瑜珈、般若、涅槃諸科要典，皆發明要義，作成敘言。“自1927年起，歐陽漸即組織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經中選擇要典，校勘文字，編輯一套精要的佛經叢書《藏要》。”原計劃六輯，因戰爭等原因，實際只編成叁輯。編輯《藏要》是爲整理全藏作准備。歐陽認爲，“整理應分叁事：一、刪蕪；二、嚴部；叁、考訂。”甚至對大量的藏外佛教文獻提出“任其浮沈”的主張。可見他對《大藏》也抱著不盲目崇拜的理性態度。

　　 1937年，日軍侵犯南京，內院師生在歐陽漸率領下，不顧蜀道之難，攜數以萬計的經版轉移到四川江津，在極艱難的條件下堅持日常教育。江津內院通常稱之爲蜀院。歐陽在蜀院繼續撰文鼓舞將士抗戰士氣，研究儒學，講經論道，校印《藏要》。1943年歐陽漸逝世，同年呂澂繼任院長，繼承歐陽漸把在文本義理方面對佛法的探求分爲“俱舍”、“瑜珈”、“唯智”、“涅槃”四科的遺願，他改進了教學設製，並增“戒律”科，以此五科組成內院院學。呂澂親自爲全院各科都擬定教學綱要，親自擔任20多種經論的教學，所講精義入微，多發前人之未發，吸引了許多學者前來旁聽，效果甚佳。呂澂也繼承了校刊經論的事業。在艱難時世裏，蜀院先後刊印了《藏要》第二、叁輯(第叁輯未出齊)及《竟無內外學》等佛教經論文獻60余種，數百卷。令人惋惜的是內院于1952年停辦，這是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與佛學研究重大的損失。

　　 五、承前啓後：中國佛學院及“臺灣佛學院”、華南佛學院

　　 一掃50年代初佛教教育冷清氣氛，1956年2月中國佛教協會一屆叁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製定了中國佛學院章程，組建了院務委員會。同年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該院在創辦之初，就在辦學宗旨、教學研究、行政管理上，把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開拓未來，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佛協副會長喜饒嘉措任首任院長，太虛弟子法尊繼任院長，還幾乎集中了全國佛教師資。學員素質也相當齊整，學修一體，管理嚴格。從1956到1966的十年，先後開辦了專修科、本科、研究班、短訓班、藏語系專科等不同層次的班級共六個班，累計畢業、結業的學員五屆410人。這些畢業生大都成爲各地佛教骨幹，基本上構成了當代大陸佛教的中堅。

　　 1966–1979，中國佛學院與全國人民一樣“經曆了一場浩劫，院址法源寺遭到嚴重的毀壞，院長喜饒嘉措大師、副院長兼教務長周叔迦居士被迫害致死，任職執教的法師、學者、居士遭到批鬥，離校“改造”，學院陷于癱瘓解散的狀態。”全國佛教教育可想而知。但只要人還在，中國佛教種子還在，一旦春風吹拂，漫山遍野又會披上綠裝。由于中國佛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國成立後創建的第一所佛學院，而且由法尊法師實際主持，所以它盡管一度瀕臨險境，但其存在與恢複本身，就既繼承了太虛創立的特別是漢藏教理院的佛教教育傳統，又爲大陸後續恢複和新建的佛學院開創了範例，積累了經驗。

　　 臺灣光複後，佛教教育也一度面臨嚴重困難。在日本占領期，臺灣本地高等佛教教育幾乎不存在。僧俗欲深造不是至日本，便是偷偷到大陸。1948年，曾受戒于福建鼓山…

《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鄧子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