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湧泉寺的中坜圓光寺釋妙果打算創辦臺灣自己的佛學院，因此定名“臺灣佛學院”。鑒于師資缺乏與經驗不足，他邀請太虛閩院學生慈航(1895–1954)由新加坡來臺主持並任教。慈航提出“爲國家計，爲民族計，故有創辦“臺灣佛學院”之舉”的辦學宗旨，還指出這是針對臺灣佛教曾被日本利用的“不白之冤”而著手“亡羊補牢”。同時公布的該院《簡章》規定：組織采用董事會製，院長由董事會聘任；經費由董事會勸募；名額爲40名，必要時可招收旁聽生；期限暫定叁年；課程分爲佛學、國文、英文、常識四科。此外，慈航親自帶領學僧按大陸佛事規矩早晚共修。後由于名額超過，大陸來臺求學僧青年不斷增加，難以安置，慈航與圓光寺方産生了分歧，以致寺方未請其他教員，未替學生買過教科書。慈航本人則不但未支領分文薪水，還用他南洋弟子的供養爲學生買書、筆墨、紙簿，以至供部分零用錢。他個人承擔教務、講課與作業批改之外，還爲安置大陸新來的學僧奔走，先後搞了基隆靈泉寺佛學部、苗栗開善寺獅山佛學院兩個附屬點。其處境本已艱難，寺方卻仍在六個月後宣布佛學院停辦，靈泉寺佛學部也以經費不敷而被迫解散。臺灣當局的舉措更是雪上加霜，竟以莫須有罪名把慈航等逮捕下獄……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慈航的辦學熱忱不但感動了許多學僧，連一些師執輩的法師也來投靠。入獄後，各界致力營救。1949年夏秋間，他出獄被接至汐止靜修院。在此，獲當家達心尼師等支持與前學員慈觀等竭力擁戴保護，終于辦起了有名的彌勒內院，初步實現了“臺灣佛學院”的原先構想。“臺灣佛學院”與彌勒內院，在曆史的轉折關頭，培養了大批優秀僧青年，對臺灣佛教教育發展起著承上啓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盡管1954年慈航圓寂，但其過渡性使命已圓滿完成。印順法師說，他“雖居處靡常，資用窘乏，而于大陸僧青年之來臺者，攝受而教育之；百折不回，爲教之心彌堅。此慈老之不可及，而大有造于臺灣佛教者，功德固不可量也。”
香港佛教辦社會教育較早，自1931到1949曾辦五所，其中包括耀山與中華兩所正規學校。僧教育則以臺宗倓虛法師(1875–1963)于1950年在香彙弘法精舍創辦的華南佛學院爲起點。倓虛也是20世紀數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與創辦佛教學校達10多所，大多辦學有方。其中僧校9所，最有名的是青島湛山佛教學校。他的教育理念也很有特色：1、建寺爲辦學。2、多層次的培養僧才，盡可能讓有志求學的人都有學習機會。學校一般都分設預、正、專、研究四科，其中預科僅相當小學。這樣可根據學員原有文化程度施教，又不致像武院初期那樣因此造成混亂。3、有重點也有自由。湛山一系的學校重點選修天臺叁大部、五小部的學員特多，但倓虛對自願學習其他宗派教理者也予以鼓勵。學員多自願組成學社，教學與自學結合，每周集中活動叁次，交流心得，互相討論。1948年4月，倓虛至港，與香港佛教界人士議定創建華南佛學院。院護法董事會由王學仁等五位居士組成，負責借院址與承擔經費。1950年該校正式開學，倓虛任院長兼主講，釋定西、漿果也在校任教。學僧多爲由東北與上海來港的僧青年，共21人。課程仿湛山佛校。與湛校主要差別是當時香港經濟還很困難，華南佛學院經費也很緊張，學僧必須于課後種菜砍柴，以節省開支。一年後，董事會仍感經費負擔過重，學僧日均5小時的課程也難維持，于是改爲半天織襪，半天讀書。盡管如此，因香港經濟拮據，物質短缺，佛學院還仍然危在旦夕。就在這時，北方僧青年還源源不斷來投考，學校不得不謝絕。最後佛學院師生獲吳蘊齋等香港佛教四衆熱心人的協助，議定每年啓建水陸法會一次募集經費，繼續辦學。1952年首屆學僧結業。倓虛可能對如此籌資不滿，要求辭職，但在董事會極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並招收了第二屆學僧20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屆學僧結業。這時香港經濟已恢複，辦學經費也不再成大問題，可是生源卻不繼。由此暴露出佛教界、特別是僧伽現狀仍不足以吸引現代大都市一般青年的問題，倓虛再次要求辭職，佛學院停辦。華南佛學院也可說完成了使命：一是培養了釋樂渡、寶燈、暢懷、智開、性空、誠祥等不少僧材，他們不是60到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幹，便往美國、加拿大弘法，都闖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爲香港僧教育開創了傳統。繼此，如60年代初太虛弟子敏智在屯門藍地妙法寺創辦了內明書院。70年代後期，倓虛弟子釋永惺在荃灣西方寺設立了僧伽培訓班。
40–60(大陸至70)年代間，兩岸叁地佛教教育都有難關。但太虛、歐陽漸、倓虛等富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教育理念已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經過一番寒徹骨，前面又是豔陽天。
六、中國佛教教育的長足發展
果然，大陸自80年代始，香港、臺灣則自60年代始，佛教教育的蓬勃發展新時期來臨了。來得早晚主要系于社會轉型的遲速。不過政府政策改變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自1987年起，臺灣教育當局不允辦私立高校政策的改變，也使臺省佛教興學掀起了又一輪熱潮。
1980年初，爲了重振全國佛教事業，中國佛教協會及時采取的第一個重大舉措就是恢複中國佛學院。同年9月，由趙樸初親自主持，中國佛學院正式複課。從那以後至1992年，中國佛教協會先後召開兩次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協調全國佛教教育事業恢複發展與中國佛學院的建設；發起設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中國佛學院興建了教學大樓，開辦了預科、本科和研究生班，其中本科佛學課程設有佛教史、中觀、唯識、禅宗、天臺、賢首、淨土、楞嚴經等，文化課有古典文學、曆史學、中外哲學、外語等，成爲漢語系佛教的最高學府。此期間畢業學僧共238人，還先後選送優秀畢業生18人分別至日本、斯裏蘭卡、緬甸、英國等地高等院校和佛學研究機構深造進修。有幾位取得了碩士學位，還有幾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不少畢業學僧已迅速填補了青黃不接的斷層，成爲全國與地方佛教協會、佛教文化教育機構、名山大寺的領導骨幹。北京中國佛學院本部剛恢複，經趙樸初提議，江蘇佛教協會大力推進，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棲霞山分院又相繼在蘇州、南京成立。這兩個分院除了在教育業務上接受北京本部指導外，在經費來源、教學行政管理等方面依托蘇州靈岩山寺與南京棲霞山寺，具有相對獨立性。至1996年，這兩個分院也已培養了畢業學僧500余人。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全國各省市佛教協會與名山大寺又恢複與創辦了不少佛學院，如廈門南普陀寺恢複了具有太虛辦學優良傳統的閩南佛學院，湖北省暨武漢市佛協恢複了武昌佛學院，上海市佛協創辦了上海佛學院，安徽省暨九華山佛協重建了九華山佛學院，山西省暨五臺山佛協創辦了五臺山佛學院、浙江省暨普陀山佛協重建了普陀山佛學院，廣東潮州開元寺恢複了嶺東佛學院，乳源雲門寺創辦雲門佛學院，福建省佛協創辦了福建佛學院，四川省佛協創辦了四川省佛學院、四川尼衆佛學院，重慶市佛協創辦了重慶佛學院，江西省佛協創辦了江西佛學院，黑龍江創辦了依蘭尼衆佛學院等等，這些都是中等佛學院校，還有一些佛院正在試辦或籌辦之中。各地佛協與寺院舉辦的僧伽短訓班、佛教培訓班等更是不計其數，還爲社會教育、“希望工程”、貧困學生捐獻了大量錢物。
新時期大陸藏語系佛教院校創辦較早，學員人數最多的要數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喇榮五明佛學院。該院由藏傳佛教甯瑪派高僧晉美彭錯于1980年6月創立，當時學員有32人，僅他一人任教。後規模逐漸擴大，教師增加至50余人，學員派增至2000余。教學設施從無到有，教學行政管理也日趨完善，其課程設置也較有特色，分顯教、密教和共同文化叁部分。顯教中分戒律、因明、俱舍、中觀、般若五個班，密教分修行、講論、竅訣叁個班，共同文化分聲明、醫方明、英語、曆史及漢僧顯密班等。因此不僅有來自藏傳佛教流行地區的學員，而且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美國、新加坡、印尼等國的學員。學製一般６年，特殊畢業證書須12年才能授予。1987年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也在北京西黃寺成立，成爲以藏傳佛教爲特色，教學與科研相結合，高規格、多層次的綜合院校。各地藏語系院校還有西藏佛學院、青海佛學院、甘肅佛學院等。如果了解20年代以太虛弟子大勇爲代表的漢地僧人入藏學法的艱難，便可知這些院校不但培養了藏傳佛教的高級人才，而且對溝通漢藏佛教有特殊的貢獻。
大陸佛教育由于發展快，存在問題仍很多。從宏觀看，如王雷泉所言：在辦學形式上，各自爲政，遍地開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學院，浪費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片面仿效世俗之學製和師生職銜待遇，非僧非俗，學修一體化和管理叢林化得不到製度上的保證。在教育對象上，限于僧伽，忽略了居士教育與佛教團體工作人員、佛教實業工作人員的崗位培訓教育。在大陸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時，卻不敢大量引進海外佛學研究先進成果和教學人才，爲我所用。從具體教學環節看，(除五明佛學院外)課程設置各自特色不夠鮮明。教材建設雖經1992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漢語系佛教教育座談會強調與部署，但仍收效甚微。師資力量隨著老一輩僧俗退離教育第一線顯得愈加薄弱，利用社會人材雖不失爲有效途徑，但不少佛學院領導對此心存疑慮。許多佛學院對佛學研究與教育的相互促進作用認識不足。不少地區佛協互相攀比，甯願出錢出力大規模造像建寺也不願增加對作爲根本的教育投入等。但總體上看，大陸僧教育恢複與發展的速度驚人，高、中初叁級既互相銜接又各有側重的叁大語系佛教教育體系已初步形成。由于中國佛協的統籌，各地佛學院之間的協調配套合作比臺灣也稍好些。
在臺灣，彌勒內院一枝獨秀很快引來了百花齊放。僧伽教育首先獲得發展，迄80年代，繼承釋圓瑛的辦學傳統，白聖法師創辦了中國佛教叁藏學院、中國佛學研究院、戒光佛學院。繼承太虛辦學傳統的則有福嚴佛學院、太虛佛學院、佛光山佛教大學(中國佛教研究院)等。圓光佛學院的規模也較大。專科有釋南亭等創辦的華嚴專宗學院、釋煮雲創辦的淨土專宗學院。專門培訓女衆的有佛光山臺北女子佛學院、香光尼衆佛學院、千佛山女子佛學院。至1996年底，以培養僧才爲主的佛學院與佛教講堂不下40余所，遍布臺島南北。爲了適應臺島經濟起飛對專業人才的需求，臺灣教育當局在60、70年代優先發展中專與職業學校。趁此機會，佛教界也先後辦了智光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能仁高級家商職業學校等。至于佛教界辦幼稚園、小學、中學更是難以盡舉。臺灣佛教界大規模舉辦面向社會的高等教育則得益于“解嚴”後的社會環境，臺灣教育當局首先開放了醫學、工學，然後是藝術、管理等，最後開放人文、社會學科。依此順序，1989年釋曉雲創辦了華梵工學院，同年釋證嚴創辦了慈濟護士專科學校。1993年華梵工學院更名爲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提出“以人文爲體，發揮科技大用”的理念與“科技與人文融彙，慈悲與智慧相生”的教育方針。至1995年已有工業管理、機械工程、電子工程、建築、工業設計、中文、外語七系，東方人文思想、機電工程兩個研究所。1994年慈濟護專擴大爲慈濟醫學院，設有醫學系、醫事技術學系、公共衛生學系和護理學研究所。課程以生命科學及醫療知識爲主，兼顧人文社會學科與藝術類，通識教育課程摒棄傳統的全年單一課程模式，采用每學期分段式多單元教學規劃，涵蓋16項怡情養性的單元科目。慈濟以公費與建立慈誠懿德會爲其特色。尤其是後者爲每十個學生安排一位慈誠師兄與兩位懿德母姐，幫助學生克服心理、情緒上的困擾。總之，力求各方面都體現出“尊重生命”和傳承佛教“慈悲喜舍”精神。正因如此，慈濟擴大爲學院不到兩年，其醫學系在臺灣聯合招生中，已進入前十名。華梵與慈濟兩院都有宏大的近期發展與遠景規劃。與此同時，釋了中創辦的玄奘人文社會學院、釋星雲創辦的佛光大學、釋聖嚴創辦的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也在籌備發展之中，目標均是綜合性大學，規模宏大。
無疑，臺灣佛教已打破了曆史形成的基督教、天主教團享有辦高等教育特權的局面，前景喜人。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藍吉富認爲，臺灣佛教沒有像日本佛教那樣的組織嚴密的宗派作學校的後盾，大規模辦學需考慮長期的經費來源。江燦騰指出，暫時應整合力量和資源，以佛學研究所爲主，培養佛學了望臺型的學術人才。尤其是除慈濟外，各校都重在人文社會學科，是否會造成信衆資源的重疊與佛教界力量的浪費？
香港佛教以辦社會教育爲其特色。香港佛教聯合會于1959年主辦的第一所中學是佛教黃鳳翎紀念中學，開了以捐資者的名字命名，由佛教界主辦的良好風氣。60年代由佛教界主辦的中小學逐漸增多，如道慈佛社建立了九龍學校，佛聯會創立了菩提學校，香海蓮社創立念慈學校，佛教文化藝術協會創立了慧泉小學，佛教大光園所辦的大光小學擴展爲大光中學，正覺蓮社建立了正覺學校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界努力下，“佛學科”于1960年被列入中學會考課程與香港經緯書院于1963年首設佛學系。此外大嶼山慈興寺曾于1965年興辦了天臺佛學院，可惜爲時末久。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佛教教育迅猛發展。1971年香港能仁書院成立，這也是現存唯一的佛教界辦的大專，設有文學、哲學、商學、佛學等系與哲學、中國文學兩個研究所。據高永霄《香港佛教發展史》一文統計，現有佛教中學(包括職業學校)18所，小學達28所，幼稚園17所。中小學均設有佛學課程。在校生總計達10余萬，在全港適齡青少年中，這是不小的數字。此外，香港一些佛教或佛學團體還爲初學者開辦了數十屆佛學星期班與短期班，爲有志進修者開設佛學講座。香港與臺灣佛教界辦的社會教育均接受一部分政府津貼。
百年來，包括兩岸叁地在內的中國佛教教育已有了開拓性的進展。但在新世紀的佛教應與世界各大宗教攜手共同解決人類面臨的一切重大問題曆史要求面前，與數百年來遍布全球的基督教教育相比，作爲大規模事業的中國佛教教育僅僅是開端。因而需要不斷回顧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持續推進。
(全文完)
《20世紀中國佛教教育事業之回顧(鄧子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