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涌泉寺的中坜圆光寺释妙果打算创办台湾自己的佛学院，因此定名“台湾佛学院”。鉴于师资缺乏与经验不足，他邀请太虚闽院学生慈航(1895–1954)由新加坡来台主持并任教。慈航提出“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的办学宗旨，还指出这是针对台湾佛教曾被日本利用的“不白之冤”而着手“亡羊补牢”。同时公布的该院《简章》规定：组织采用董事会制，院长由董事会聘任；经费由董事会劝募；名额为40名，必要时可招收旁听生；期限暂定三年；课程分为佛学、国文、英文、常识四科。此外，慈航亲自带领学僧按大陆佛事规矩早晚共修。后由于名额超过，大陆来台求学僧青年不断增加，难以安置，慈航与圆光寺方产生了分歧，以致寺方未请其他教员，未替学生买过教科书。慈航本人则不但未支领分文薪水，还用他南洋弟子的供养为学生买书、笔墨、纸簿，以至供部分零用钱。他个人承担教务、讲课与作业批改之外，还为安置大陆新来的学僧奔走，先后搞了基隆灵泉寺佛学部、苗栗开善寺狮山佛学院两个附属点。其处境本已艰难，寺方却仍在六个月后宣布佛学院停办，灵泉寺佛学部也以经费不敷而被迫解散。台湾当局的举措更是雪上加霜，竟以莫须有罪名把慈航等逮捕下狱……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慈航的办学热忱不但感动了许多学僧，连一些师执辈的法师也来投靠。入狱后，各界致力营救。1949年夏秋间，他出狱被接至汐止静修院。在此，获当家达心尼师等支持与前学员慈观等竭力拥戴保护，终于办起了有名的弥勒内院，初步实现了“台湾佛学院”的原先构想。“台湾佛学院”与弥勒内院，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培养了大批优秀僧青年，对台湾佛教教育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1954年慈航圆寂，但其过渡性使命已圆满完成。印顺法师说，他“虽居处靡常，资用窘乏，而于大陆僧青年之来台者，摄受而教育之；百折不回，为教之心弥坚。此慈老之不可及，而大有造于台湾佛教者，功德固不可量也。”
香港佛教办社会教育较早，自1931到1949曾办五所，其中包括耀山与中华两所正规学校。僧教育则以台宗倓虚法师(1875–1963)于1950年在香汇弘法精舍创办的华南佛学院为起点。倓虚也是20世纪数得上的佛教教育家，他一生主持与创办佛教学校达10多所，大多办学有方。其中僧校9所，最有名的是青岛湛山佛教学校。他的教育理念也很有特色：1、建寺为办学。2、多层次的培养僧才，尽可能让有志求学的人都有学习机会。学校一般都分设预、正、专、研究四科，其中预科仅相当小学。这样可根据学员原有文化程度施教，又不致像武院初期那样因此造成混乱。3、有重点也有自由。湛山一系的学校重点选修天台三大部、五小部的学员特多，但倓虚对自愿学习其他宗派教理者也予以鼓励。学员多自愿组成学社，教学与自学结合，每周集中活动三次，交流心得，互相讨论。1948年4月，倓虚至港，与香港佛教界人士议定创建华南佛学院。院护法董事会由王学仁等五位居士组成，负责借院址与承担经费。1950年该校正式开学，倓虚任院长兼主讲，释定西、浆果也在校任教。学僧多为由东北与上海来港的僧青年，共21人。课程仿湛山佛校。与湛校主要差别是当时香港经济还很困难，华南佛学院经费也很紧张，学僧必须于课后种菜砍柴，以节省开支。一年后，董事会仍感经费负担过重，学僧日均5小时的课程也难维持，于是改为半天织袜，半天读书。尽管如此，因香港经济拮据，物质短缺，佛学院还仍然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北方僧青年还源源不断来投考，学校不得不谢绝。最后佛学院师生获吴蕴斋等香港佛教四众热心人的协助，议定每年启建水陆法会一次募集经费，继续办学。1952年首届学僧结业。倓虚可能对如此筹资不满，要求辞职，但在董事会极力挽留下不得不留任，并招收了第二届学僧20余人。1954年3月，第二届学僧结业。这时香港经济已恢复，办学经费也不再成大问题，可是生源却不继。由此暴露出佛教界、特别是僧伽现状仍不足以吸引现代大都市一般青年的问题，倓虚再次要求辞职，佛学院停办。华南佛学院也可说完成了使命：一是培养了释乐渡、宝灯、畅怀、智开、性空、诚祥等不少僧材，他们不是60到80年代香港佛教的骨干，便往美国、加拿大弘法，都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为香港僧教育开创了传统。继此，如60年代初太虚弟子敏智在屯门蓝地妙法寺创办了内明书院。70年代后期，倓虚弟子释永惺在荃湾西方寺设立了僧伽培训班。
40–60(大陆至70)年代间，两岸三地佛教教育都有难关。但太虚、欧阳渐、倓虚等富有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教育理念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经过一番寒彻骨，前面又是艳阳天。
六、中国佛教教育的长足发展
果然，大陆自80年代始，香港、台湾则自60年代始，佛教教育的蓬勃发展新时期来临了。来得早晚主要系于社会转型的迟速。不过政府政策改变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自1987年起，台湾教育当局不允办私立高校政策的改变，也使台省佛教兴学掀起了又一轮热潮。
1980年初，为了重振全国佛教事业，中国佛教协会及时采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恢复中国佛学院。同年9月，由赵朴初亲自主持，中国佛学院正式复课。从那以后至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先后召开两次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协调全国佛教教育事业恢复发展与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发起设立了佛教文化教育基金。中国佛学院兴建了教学大楼，开办了预科、本科和研究生班，其中本科佛学课程设有佛教史、中观、唯识、禅宗、天台、贤首、净土、楞严经等，文化课有古典文学、历史学、中外哲学、外语等，成为汉语系佛教的最高学府。此期间毕业学僧共238人，还先后选送优秀毕业生18人分别至日本、斯里兰卡、缅甸、英国等地高等院校和佛学研究机构深造进修。有几位取得了硕士学位，还有几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不少毕业学僧已迅速填补了青黄不接的断层，成为全国与地方佛教协会、佛教文化教育机构、名山大寺的领导骨干。北京中国佛学院本部刚恢复，经赵朴初提议，江苏佛教协会大力推进，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又相继在苏州、南京成立。这两个分院除了在教育业务上接受北京本部指导外，在经费来源、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依托苏州灵岩山寺与南京栖霞山寺，具有相对独立性。至1996年，这两个分院也已培养了毕业学僧500余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与名山大寺又恢复与创办了不少佛学院，如厦门南普陀寺恢复了具有太虚办学优良传统的闽南佛学院，湖北省暨武汉市佛协恢复了武昌佛学院，上海市佛协创办了上海佛学院，安徽省暨九华山佛协重建了九华山佛学院，山西省暨五台山佛协创办了五台山佛学院、浙江省暨普陀山佛协重建了普陀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恢复了岭东佛学院，乳源云门寺创办云门佛学院，福建省佛协创办了福建佛学院，四川省佛协创办了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重庆市佛协创办了重庆佛学院，江西省佛协创办了江西佛学院，黑龙江创办了依兰尼众佛学院等等，这些都是中等佛学院校，还有一些佛院正在试办或筹办之中。各地佛协与寺院举办的僧伽短训班、佛教培训班等更是不计其数，还为社会教育、“希望工程”、贫困学生捐献了大量钱物。
新时期大陆藏语系佛教院校创办较早，学员人数最多的要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该院由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错于1980年6月创立，当时学员有32人，仅他一人任教。后规模逐渐扩大，教师增加至50余人，学员派增至2000余。教学设施从无到有，教学行政管理也日趋完善，其课程设置也较有特色，分显教、密教和共同文化三部分。显教中分戒律、因明、俱舍、中观、般若五个班，密教分修行、讲论、窍诀三个班，共同文化分声明、医方明、英语、历史及汉僧显密班等。因此不仅有来自藏传佛教流行地区的学员，而且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美国、新加坡、印尼等国的学员。学制一般６年，特殊毕业证书须12年才能授予。1987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也在北京西黄寺成立，成为以藏传佛教为特色，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高规格、多层次的综合院校。各地藏语系院校还有西藏佛学院、青海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如果了解20年代以太虚弟子大勇为代表的汉地僧人入藏学法的艰难，便可知这些院校不但培养了藏传佛教的高级人才，而且对沟通汉藏佛教有特殊的贡献。
大陆佛教育由于发展快，存在问题仍很多。从宏观看，如王雷泉所言：在办学形式上，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小而不全”式佛学院，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片面仿效世俗之学制和师生职衔待遇，非僧非俗，学修一体化和管理丛林化得不到制度上的保证。在教育对象上，限于僧伽，忽略了居士教育与佛教团体工作人员、佛教实业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教育。在大陆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外流的同时，却不敢大量引进海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和教学人才，为我所用。从具体教学环节看，(除五明佛学院外)课程设置各自特色不够鲜明。教材建设虽经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强调与部署，但仍收效甚微。师资力量随着老一辈僧俗退离教育第一线显得愈加薄弱，利用社会人材虽不失为有效途径，但不少佛学院领导对此心存疑虑。许多佛学院对佛学研究与教育的相互促进作用认识不足。不少地区佛协互相攀比，宁愿出钱出力大规模造像建寺也不愿增加对作为根本的教育投入等。但总体上看，大陆僧教育恢复与发展的速度惊人，高、中初三级既互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三大语系佛教教育体系已初步形成。由于中国佛协的统筹，各地佛学院之间的协调配套合作比台湾也稍好些。
在台湾，弥勒内院一枝独秀很快引来了百花齐放。僧伽教育首先获得发展，迄80年代，继承释圆瑛的办学传统，白圣法师创办了中国佛教三藏学院、中国佛学研究院、戒光佛学院。继承太虚办学传统的则有福严佛学院、太虚佛学院、佛光山佛教大学(中国佛教研究院)等。圆光佛学院的规模也较大。专科有释南亭等创办的华严专宗学院、释煮云创办的净土专宗学院。专门培训女众的有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千佛山女子佛学院。至1996年底，以培养僧才为主的佛学院与佛教讲堂不下40余所，遍布台岛南北。为了适应台岛经济起飞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台湾教育当局在60、70年代优先发展中专与职业学校。趁此机会，佛教界也先后办了智光高级工商职业学校、能仁高级家商职业学校等。至于佛教界办幼稚园、小学、中学更是难以尽举。台湾佛教界大规模举办面向社会的高等教育则得益于“解严”后的社会环境，台湾教育当局首先开放了医学、工学，然后是艺术、管理等，最后开放人文、社会学科。依此顺序，1989年释晓云创办了华梵工学院，同年释证严创办了慈济护士专科学校。1993年华梵工学院更名为华梵人文科技学院，提出“以人文为体，发挥科技大用”的理念与“科技与人文融汇，慈悲与智慧相生”的教育方针。至1995年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文、外语七系，东方人文思想、机电工程两个研究所。1994年慈济护专扩大为慈济医学院，设有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和护理学研究所。课程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社会学科与艺术类，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的全年单一课程模式，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涵盖16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慈济以公费与建立慈诚懿德会为其特色。尤其是后者为每十个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与两位懿德母姐，帮助学生克服心理、情绪上的困扰。总之，力求各方面都体现出“尊重生命”和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精神。正因如此，慈济扩大为学院不到两年，其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华梵与慈济两院都有宏大的近期发展与远景规划。与此同时，释了中创办的玄奘人文社会学院、释星云创办的佛光大学、释圣严创办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也在筹备发展之中，目标均是综合性大学，规模宏大。
无疑，台湾佛教已打破了历史形成的基督教、天主教团享有办高等教育特权的局面，前景喜人。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蓝吉富认为，台湾佛教没有像日本佛教那样的组织严密的宗派作学校的后盾，大规模办学需考虑长期的经费来源。江灿腾指出，暂时应整合力量和资源，以佛学研究所为主，培养佛学了望台型的学术人才。尤其是除慈济外，各校都重在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会造成信众资源的重迭与佛教界力量的浪费？
香港佛教以办社会教育为其特色。香港佛教联合会于1959年主办的第一所中学是佛教黄凤翎纪念中学，开了以捐资者的名字命名，由佛教界主办的良好风气。60年代由佛教界主办的中小学逐渐增多，如道慈佛社建立了九龙学校，佛联会创立了菩提学校，香海莲社创立念慈学校，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创立了慧泉小学，佛教大光园所办的大光小学扩展为大光中学，正觉莲社建立了正觉学校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界努力下，“佛学科”于1960年被列入中学会考课程与香港经纬书院于1963年首设佛学系。此外大屿山慈兴寺曾于1965年兴办了天台佛学院，可惜为时末久。7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佛教教育迅猛发展。1971年香港能仁书院成立，这也是现存唯一的佛教界办的大专，设有文学、哲学、商学、佛学等系与哲学、中国文学两个研究所。据高永霄《香港佛教发展史》一文统计，现有佛教中学(包括职业学校)18所，小学达28所，幼稚园17所。中小学均设有佛学课程。在校生总计达10余万，在全港适龄青少年中，这是不小的数字。此外，香港一些佛教或佛学团体还为初学者开办了数十届佛学星期班与短期班，为有志进修者开设佛学讲座。香港与台湾佛教界办的社会教育均接受一部分政府津贴。
百年来，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佛教教育已有了开拓性的进展。但在新世纪的佛教应与世界各大宗教携手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历史要求面前，与数百年来遍布全球的基督教教育相比，作为大规模事业的中国佛教教育仅仅是开端。因而需要不断回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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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佛教教育事业之回顾(邓子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