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育同时受到大陆很大影响。
三、以太虚为代表的僧伽办学理念及其实践
太虚早年就因对传统僧教育不满而赴祗洹精舍以求深造。对太虚而言，振兴佛教所需要的大批优秀僧才在传统的僧教育手段下是难以培养的。为此，受过新式佛学教育的太虚，多年以来也把创办新式佛学院以造成大批优秀僧才作为其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
早在1912年“金山改革”时，太虚就与仁山一起积极筹建佛教大学，但终因守旧势力反对而未成功。其后在1914–1921年，太虚在所提出的佛教革命内容中，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制度论》中，赴台湾弘法与日本考察中，办觉社与南通讲经中，以及最后接掌净慈寺，都念念不忘佛教教育并试图实行，但一再受挫。尽管如此，太虚从未放弃开办佛学院培养僧才的大愿。经过他不懈努力，愿望终于实现，那就是武昌佛学院的开办。
1922年初，太虚跟李隐尘，陈元白等详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佛学院的设想，获他们响应。3月13日，太虚与各界人士共30多人在武冒归元寺召开了佛学院筹备会。与会者一致同意太虚在武昌办佛学院的建议，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展开。5月4日，院筹备处董事会举行隆重仪式，聘请太虚任院长，后又推选梁启超担任董事长(常由陈元白代理)，并推李隐尘担任院护，主要负责院长与董事会之间的联络。太虚故交、弟子等，亦在院中任职。这样，一个有效学院管理班子也成立了。9月1日，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录取者有60名(最多时有百余名)。按太虚的设想，武院第一期主要是培养僧师范人才。学生毕业后，出家者从事任教及整理僧伽工作；在家者则组织正信会，在社会上推广、宣扬佛教。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基本上按中国禅林规范，并借鉴日本佛教教育的一些做法。每天安排5–6小时的课堂学习，以及3–4小时的自习时间，此外还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早晚各诵经或坐禅一小时。对于学院的课程安排，太虚计划第一期三年毕业，而第一学期主要是讲授佛学常识，以培养学生对佛法的基本信仰。主要课程有：佛学、中印佛教史、哲学、国文、英、日文等。太虚亲自还讲授《八啭声义》、《六离合释》等。除了太虚编写讲义外，各课教材大多是史一如翻译的日本佛学界研究成果如《小乘佛学概论》、《印度佛教史》等。为了加强教学效果，先前由李隐尘等出资办了正信印书馆，专门负责印刷流通佛教典籍与佛学院讲义，而《海潮音》亦迁到武昌，这样又为佛学院增添了两大舆论阵地，也给师生提供了学习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1923年3月，武院首届学生第二学期如期开学。这一学期主要讲三论，并增聘张化声、唐大圆。张、唐二人博学多才，他们的加盟为武院增添了新生力量。但在下半年，佛学院情况起了变故。由于学生入学时程度不一，给教学带来了困难。英文教学几乎彻底失败，日文由史一如等教了一段时间，也只有六、七人勉强能跟上。即使国文也有相当数量学生跟不上，只能加设一个低浅的班，由佛学院学生程圣功国授国文。为此学校淘汰了一些学生，加上有的自动退学，使学生规模基本维护在60人左右。由于初办，管理方面缺乏经验，以致不少事处理不当。学生与教员、学监之间时有摩擦，甚至教员释空也竟被学生轰走，学监也是一换再换。面对这些始料不及的意外情况，太虚深感为难。为此他决定缩短学制，三年改为二年。按原计划，第二学年主要讲授法相唯识学，第三学年的课程则以《法华》、《华严》等经和台、贤、禅、净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教义为中心。如今则决定从第三学期起，将佛教中宗派教义的课程大为减少，与唯识学课程配合一起讲授。最后一个学期，由太虚续讲《成唯识论》并讲关于净土的《弥勒上生经》和《阿弥陀经》，还编了《慈宗三要》。关于戒律，太虚讲了《瑜珈菩萨戒》。此时其弟子大勇已赴日学密归来，讲《密宗纲要》。纵观武院第一届学生的课程设置，整个来说还有一定系统性。1924年夏，武院首届学员终于毕业。毕业生中选取20名成绩优异的留在院内继续深造，其余各回原地。
从第一届办学运作来看，不难发现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实践初步体现了太虚的僧教育思想，即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够推动佛教革新事业的僧材。具体而言，国外主要是太虚考察日本时，对日本近代僧教育经验的初步吸收；国内则主要是对杨文会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是培养目标，一些寺院传统僧教育的讲经、授徒，都限于专宗专派，而祗洹精舍的开办是为振兴佛教，其课程涉及大、小乘各种经论，不局限一宗一派。学生僧俗兼收。这对传统僧教育是一大突破。同样，武院课程设置也打破了宗派局限，极力融通佛教各宗，使学生对佛学有整体认识，再以性情所近，深造一宗。这样既事半功倍，又不失专长，将来如分振各宗，也能相互协调，最终达到复兴佛教的目的。其次是教学内容，祗洹精舍为培养适应时代发需要的佛学人才，在教学上除了学习佛教经典外，还兼习世俗学术文化。而武昌佛学院在这方面也与祗洹精舍一脉相承，在世俗学术方面开设的课程除了前述外，后来还开设过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语言也有英、日、梵、藏文等，涉及的领域比祗洹精舍更全面更合理。此外在学院管理上，祗洹精舍强调学生不仅要精通教义，还须观行相应。这一原则被武昌佛学院进一步发展。太虚对武院的管理主要依据禅林规范，学生每天朝课暮诵，并有一定时间打坐参禅，也可谓知解与修行并重。当然，武院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祗洹精舍。杨文会办祗洹精舍，根本目的是造就佛学导师。而太虚的武院第一期虽也是造就佛教师范人才，然而太虚能自觉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变化及公众的宗教需求，要求学僧既会办新式僧教育，又要致力于僧伽制度整理，改变僧寺保守落后局面；同时注重培养社会弘法人才，要求在家佛教徒致力于在社会上推广、弘扬佛法。应该说，太虚突破了杨文会的时代局限，其着眼点比杨文会更高。
尽管武院尚处于领先地位，可是暴露的问题也须解决。在第二学年开学前的院董会上，太虚提出：本届学生维持到毕业，以后决不能这样办。他还发表《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主张理想的佛学院––真正能培养出解、行相应，堪任住持佛教人才的佛学院，应从小抓起，因为儿童天真无邪，最可造就。相应其学制应包括小学、中学、戒学、大学、研究五级，共24年，才能使学生文化程度较整齐，便于严格教育训练。当时武院内唯研究部可以保留。从中可看出，太虚的新主张理想色彩太浓。而尽管武院董事尊重太虚，但私人出资搞这么大的规模显然负担不起。因此太虚的主张被否决。1924年6月，太虚在院董会上再次提出改革办法：1、选拔一些优秀生留校，设研究部让他们继续深造。2、新生不再招收居士，以集中全力培养住持佛教的僧才。3、学僧管理教育模仿十方丛林规制，注重律仪，严格训练，使他们在学习期间就为整顿改革僧制作准备。这些办法又未在董事会上通过。这当然使他不快。因此种种，1924年9月，太虚突然召集武院教职员，宣布院务暂由释善因代行；并致函董事会辞职。当天乘船离开了武汉。武院是太虚实验新式佛教教育的第一个基地，武院师生也是太虚事业最积极的追随者。太虚的遽然出走，他们深感不理解。在居士看来，居士正信佛教也是太虚大力提倡的，武院兼培养部分居士骨干理所当然。何况是他们出资出大力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学僧。所有存在问题都可以商量可以批评，何必出走呢？然而太虚却自有他的难言之隐乃至深刻的隐忧在。后来在《自传》上，太虚对出走原因作如此解释：“(1924)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渐剧。”故需要短期充分的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武院董事与学员来“不及”挽留。“又因(武院)第二期系随他(其他董事)意办，亦减少了热心及松懈了责任。”因病是表面原因，而深层原因恐怕在挫折感的笼罩。太虚这两年来的挫折，与当年大闹金山，提出“佛教革命”所遭遇的大不相同。当年挫折多由佛教守旧势力的顽强抑制和反扑所致。如今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是啊！上述居士、学员们的问难，太虚很难反驳与解释。因而以病为由掩饰过去了。但居士与学员们是否也能站在太虚立场上想一想呢？在局部上，各自都有充分理由。可太虚从中国佛教革新的全局出发，提倡正信居士佛教固需，办理想的佛学院资金不足也是现实问题。不过，愈是经费不足，愈是各执一端(局部)，愈需要把有限的物力、人力集中在革新中国佛教的根本––培养一代僧才，使之成为佛教复兴的基石之上。
太虚大规模培育一代僧才的构想在武院遭挫。1925年在苏州建立佛教大学的计划又落空。他不得不另谋出路。恰此时(1927)，随着国民革命军推进各地，南方各省占寺侵夺庙产现象也极为普遍。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僧众深感恐慌，因释常惺的推荐，一致公举太虚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闽院成立于1925年，释常惺为原院长，只招收学僧，分为专修、普通两部，学制受到武院的很大影响。由于学僧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后增设小学部。1926年小学部移往漳州南山寺，即南山佛化学校。这样的学制可说基础不错，与太虚1923年提出的改造武院设想接近。太虚接管闽院，不妨说喜出望外，因为可据此进一步试验自己的办学构想。闽院办学经费由南普陀寺独立承担。太虚既任该寺住持，就不会像武院那样受其他董事的很大牵制。太虚与南普陀也有前缘。所以，太虚到闽院来施展抱负，除了政局动荡，学僧情况不够了解外，应当说诸缘具足。为此，太虚初到闽院就集中精力办院务，并亲自为师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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