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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學的繁榮:隋唐時期的律師和律學(王建光)▪P7

  ..續本文上一頁每 至臘月八日 ,舍衛城中士女竟持香花,來聽法音。”  

  但是,對于有人對此種感通故事之疑問,道宣的表達與解釋仍然不能讓人釋然,在當時就引起人們的懷疑,懷素甚至對其說也加以指責。盡管被懷疑爲托名道宣撰的《道宣律師感通錄》內,有天神韋將軍及其屬下天神費氏、羅氏等來谒,並爲道宣解答各種疑問的記載。①因此有人解釋說:“且非寓言于鬼神乎

  君不見《十誦律》中諸此丘尚揚言目連犯妄。佛言:目連隨心想說無罪。佛世猶爾,像季嫉賢,斯何足怪也!”.(《中天竺舍衛國只洹寺圖經》下卷附言)也就是說,如果有用,那就姑妄有之,任其言之吧!  

  唐代帝王對戒壇是很重視的。如唐代宗著有《戒壇敕》:“戒分律儀,釋門宏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嚴持,煩于申謝。”(《全唐文》卷四十八代宗(叁)《戒壇敕》)  

  而且唐代對中國戒壇定式的貢獻也很大。太宗年間,爲滿足內庭的需要,皇帝于宮內造內鶴林寺,于宮中開戒壇,選十大德入內授戒,此首開“內臨壇”,即在宮內設戒壇。因此,于宮外即一般寺內之戒壇被稱爲“外臨壇”。“內臨壇”的叁師七證被稱爲“內臨壇大德”,與之相應,外臨壇的律師即被稱爲“外臨壇大德”。(《僧史略》卷下)中國佛教從此即有了“臨壇大德”之名,他們都是從著名律師中選拔的,如其有阙,則選明律德優者補之。如果同時被選爲內外臨壇大德的即稱爲“內外臨壇大德”。玄暢即爲當時著名的“內外臨壇大德”。當然,在一些時候此名稱已經超出了其本初的意義,更成了政府對律家的一種褒獎,諸多年高德碩的律師都曾被敕封爲臨壇大德。  

  有唐一代,多次于宮內開壇。如懿宗時召僧尼大德二十人于鹹泰殿築壇,以度宮內福壽寺尼受大戒;(《宋高僧傳》卷六《僧徹傳》)會昌至大中年間(841—859)又開設“內臨壇”。贊甯《僧史略》對此也有所記。  

  道宣《戒壇圖經》所設計的戒壇方法雖然爲“新法”,但實爲小乘戒壇,因其壇法本出于諸律,而傳統上,律又被認爲是屬于小乘教。“小乘教中須一一如法,片有乖違,則令受者不得戒,臨壇人犯罪,故謂之律教也”。(《僧史略》卷下)唐代戒壇最突出者是爲“方等戒壇”,即大乘戒壇。大乘戒壇壇法雖同樣是依准諸律,但受戒者必須發大菩提心,此與小乘戒壇有所殊異。贊甯說:“方等戒壇者,若大乘方等教,即不拘根缺緣差,並皆得受,但令發大心而領納之耳。方等者即周遍義也。……禀順方等之文而立戒壇,故名方等壇也。既不細拘禁忌,廣大而平等,又可謂之廣平也。宣宗承會昌沙汰之後,僧尼再得出家,恐在俗中,甯無諸過,乃令先忏深罪後得戒品。若非方等,豈容重入

  取其周遍包容,故曰方等戒壇也。”(《僧史略》卷下)  

  在中國,方等戒壇最早者爲南朝宋元嘉七年,求那跋摩至揚州南林寺前竹園創立。唐代,在政府的支持下,方等戒壇開壇頻繁。唐宣宗尤重洗忏方等戒壇,度僧很多。在唐永泰元年(765)叁月二十八日,代宗命長安大興善寺建大乘方等戒壇,選僧尼叁師七證各十人,並敕爲臨壇大德。方等戒壇所須,一”切官給。至四月,敕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人,此後則成爲通式。寶曆元年(825),敬宗曾下令在都城長安安國寺建方等戒壇。在唐後期宣宗時期,因武宗滅佛對佛教造成破壞,所以又開方等戒壇盛度僧尼,以爲補充。  

  有唐一代,頻開戒壇,有時竟達多日。像鹹通叁年,敕兩街僧尼、四寺各置方等戒壇,右街千福寺、延唐寺度人竟達幾十天;(《僧史略》卷下)懿宗皇帝曾敕兩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壇度僧各叁七日;(《宋高僧傳》卷六《僧徹傳》)開元四年,慧朗于睦州龍山建伽藍大設戒壇,廣邀律德。(《宋高僧傳》卷八《慧朗傳》)  

  有的律師一生中也頻繁開壇。如京兆安國寺釋乘如應左右街臨壇大德,度弟子千人;(《宋高僧傳》卷十五《乘如傳》)撫州景雲寺上恒(739—815)坐甘露戒壇二十多年,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余人;(《宋高僧傳》卷十六《上恒傳》)會稽山妙喜寺印宗,上元年間受敕請于江東諸寺院:各置戒壇,度人數幹百;(《宋高僧傳》卷四《印宗傳》)潤州招隱寺朗然,一生登壇二十六次;(《宋高僧傳》卷十五《朗然傳》)越州稱心寺大義,戒壇計二十七登,受戒弟子叁萬余人。(《宋高僧傳》卷十五《大義傳》)  

  在唐代,主要戒壇有:  

  廣州光孝寺戒壇,儀鳳元年(676)惠能在此受戒;  

  嵩山少林寺戒壇,長安四年(704)義淨建立;  

  長安實際寺戒壇,景龍二年(708)創建;  

  嵩山會善寺戒壇,開元初年(713)一行和尚建;大曆二年(767)乘如複興;  

  洛陽廣福寺一切有部石戒壇,開元十二年(724)金剛智建;  

  羅湖山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天寶二年(743)建;  

  秦望山法華寺戒壇,天寶叁年(744)元俨建;  

  廬山東林寺戒壇,天寶九年(750)智恩于此受具;  

  洪州龍興寺戒壇,大曆六年(771)慧欽撰寫此戒壇碑文;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大曆六年(771)慧欽建;  

  成都寶園寺戒壇,大曆年中元載等建;  

  浙江天竺戒壇,大曆年中建;  

  安國寺律院,大曆十叁年(778)建;  

  嵩山永泰寺戒壇,貞元十二年(796)敕建;  

  石壁禅寺甘露戒壇,貞元十叁年(797)慎微建;  

  臨淮戒壇,長慶四年(824)建;  

  洛陽嵩山琉璃壇,太和二年(828)建;  

  五臺山戒壇,太和二年(828)建;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太和七年(833)會恩建;  

  五臺山竹林寺萬聖戒壇,開成五年(840),日僧圓仁的弟子在此受具。  

  整體上說,有學者將唐代戒壇的建立分爲叁個系統:以道宣的新法爲主的關中系統,這種建法有著本土特色;以義淨爲主的洛陽系統,它有著印度說一切有部的痕迹;以及根據大乘思想在中原與敦煌等地建立的方等戒壇,這是印度佛教律令直接漢化的産物,同時又有著政府的因素。  

  唐代中期以後,對僧尼出家和戒壇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元和(806—820)以後,天下禁止私度僧尼。(《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叁《李德裕傳》)入滅于元和年間的釋神清十叁歲出家時,是“敕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發”。(《宋高僧傳》卷六《釋神清》)但由于此時戒壇不興,在長慶年中(821—824)即出現“久廢壇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的現象,所以才出現尋诏兩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壇場,自. 叁月十日 始至 四月十日 方停的現象以爲彌補。試經的難度也相應寬松了許多,僧能暗誦一百五十紙、尼一百紙,即令與度。(《宋高僧傳》卷二十九《法真傳》)  

  敬宗寶曆二年(826),江西觀察使殷侑請于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但敬宗認爲殷侑故違製令,擅置戒壇,罰一季俸料。文宗太和叁年(829),江西沈傳師奏,因皇帝誕月,請爲僧尼起方等戒壇。诏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傳師忝爲藩守,合奉诏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月俸料。”(引日唐書》卷十七《敬宗文宗》上)  

  唐代私度戒壇應當是時有出現的。所以,“唐元和(806—820)已降,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是長慶四年(824),時徐州節度使王智興爲聚貨貪財,以敬宗誕月爲由,請子泗州置僧尼戒壇,度人資福,“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時有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道:  

  王智興于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懸榜  

  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叁丁,  

  必令一丁落發,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産。自正月以來,落發者無  

  算。臣今于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余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  

  沙彌,余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  

  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缗,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  

  止,比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系于朝廷  

  法度。(《舊唐書))卷十七《敬宗文宗》上)狀奏後即日,王智興罷徐州節度使。  

  唐代有一次戒壇是在動亂中開的。此爲安祿山之亂時,兩京淪陷,政府軍隊給養危機,有右仆射裴冕提議,大府各置戒壇度僧,以僧稅之香水錢,以助軍需。(《宋高僧傳》卷八《神會傳》)  

  唐代還有密宗戒壇。密宗認爲灌頂是爲傳法的最重要儀式,通過灌頂可以速證大覺位。灌頂需要叁昧耶戒壇,即同時授與秘密戒法。唐代由于密教經典的大量翻譯,也流行灌頂壇場(即密壇),但它並不等于通常所說的漢傳顯教的戒壇。廣德元年(763)十一月,奏請得准每年夏中及叁長齋月建立灌頂道場。大曆叁年(768),開壇灌頂,道俗之流有五千令人;大曆五年(770),又于太原設萬有齋。  

  汗元叁大士之一的金剛智曾經在東都薦福寺建立有部戒壇。他不僅譯有大量的密教經典,更是“一切有部,獨爲宗師”,後不空又重興此壇。大曆六年叁月,保壽寺臨壇大德慧徹上奏請得不空開壇授戒,在朝廷的支持下,抽諸名寺大德律師七人,四季爲僧敷唱戒律,每年設立戒壇。②  

  另外,開元年間至天寶初年,不空奉敕在淨影寺一邊翻譯經典,一邊開壇灌頂;天寶五年不空叁藏,入內庭立壇,爲玄宗帝灌頂;天寶十二年,不空在武威住開元寺,也從事灌頂譯經活動。(《宋高僧傳》卷一《不空傳》)  

  第五節  隋唐時期律學的交流  

  一、律學東傳  

  作爲整個佛教交流和繁榮的一部分,律學在隋唐時也東傳日本和朝鮮半島。律學的東傳有兩種途徑,一是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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