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禅學史上的一樁疑案

　　——玄高從浮馱跋陀學禅說辨僞

　　宣方，黃夏年

　　[北京]中國文化，2001年第17/18期

　　84-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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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宣 方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黃夏年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

　　玄高僧團是南北朝時期北方地區第一個明顯以行禅爲特色的僧團，因此，玄高一系禅法的師承、特點是把握北禅的整體特色的一個關鍵，對中國佛教史特別是禅學史的編撰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關於玄高禅法的師承和特點，學界曆來依據《高僧傳》將其判定爲浮馱跋陀／佛陀跋陀羅(覺賢)所傳的罽賓一系的小乘禅法。然而僧傳有關玄高師承的記述卻頗爲暖昧，而且存在著重大的疑團，即“玄高師從覺賢學禅”一說，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地點上都與其它確鑿無疑的史料相抵牾。因此玄高是否曾跟從覺賢禅便成了禅學史上的一椿疑案。前賢時俊對此案的解釋均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因此本文嘗試以更徹底的懷疑精神觀照此案，以期作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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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玄高是南北朝時期北方地區著名的禅僧。據《高僧傳》本傳記載：釋玄高，俗姓魏，本名靈育，姚秦弘始四年(公元402年)生，馮翊萬年(今陝西省萬年縣)人。玄高十二歲便出家；年十年，已爲山僧說法，專精禅律。曾先後在甘肅天水的麥積山、河北的林陽堂山(不詳何處)、甘肅張掖一帶、山西大同等地習禅授徒，從學者常有數百人之多，爲當時有名的禅僧團。後因卷入北魏宮廷政治鬥爭，於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遭讒被殺，卒年四十叁歲。玄高生前頗受當時北方地區統治者的重視，如西秦國主河南王乞伏熾槃、北涼國主沮渠蒙遜、北魏太武帝之太子拓跋晃等都對他優禮有加，爲其弘法授禅提供方便。玄高禅僧團是當時北方地區的禅學重鎮，在中國佛教史，特別是北朝禅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關於玄高禅法的師承和特點，《高僧傳》中有這樣兩條記載：

　　至年十五，巳爲山僧說法，受戒以後，專精禅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禅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顔推遜，不受師禮。(注：《玄高傳》，《高僧傳》，卷第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第1版，409；(個別文字據湯用彤先生之校注徑改，標點有改易之處，下同))

　　乃沙門知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禅師佛馱跋陀羅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注：同上，“習禅篇總論”，426-427；又原書“受”作“授”，經查，大正藏本、宋元明叁本均作“受”，原書以《大正藏》爲底本，故此字當系排印時誤植。)　　將其合而觀之，容易産生這樣的印象，即：玄高曾師從浮馱跋陀學禅，而此浮馱跋陀即著名的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意譯爲“覺賢”)。

　　然而這樣就産生了疑問：其一，佛馱跋陀羅在長安時駐錫之寺是瓦官寺，而非石羊寺；(注：參見《肇論

　　答劉遺民》，《大正藏》四十五冊，155下；慧遠《〈肇論〉疏》作“官寺”(卍字續藏經二編乙二十叁套四冊，439下)，高麗本《出叁藏記集》作“宮寺”。鐮田茂雄謂當以後說爲是，並進而指出宮寺即羅什所駐之道遙園(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叁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11)。惟《出叁藏記集》卷第十二《薩婆多部記目錄序》作“齊公寺”(《大正藏》55冊，89下)，不知麗藏於此作何寺，若不同於前，則仍有疑問。)其二，佛馱跋陀羅在東晉義熙七年(公元411年)即已南下到達廬山，而其時玄高年方九歲，尚未出家。(注：鐮田茂雄著、關世謙譯：《中國佛教通史》第二卷，高雄：佛光出版社1980年第2版，339。)

　　這一矛盾，前輩學人湯用彤、伊藤義賢及當代日本著名學者鐮田茂雄等均已指出。他們認爲：要麼是僧傳所記玄高生年有誤，要麼則是浮馱跋陀另有其人。(注：湯用彤：《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四章“釋玄高”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1版，353；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叁卷，301。)

　　然而這兩種解釋都不太令人滿意。第一說謂僧傳所記玄高生年有誤，似不太可能。因爲：玄高之門生故舊在江東者，如同學慧覽(注：《慧覽傳》，《高僧傳》卷第十一，418。)，弟子僧印(注《僧印傳》，《名僧傳》卷第二十，見《名僧傳抄》(《卍續選輯

　　史傳部》第四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3月第1版，20))、玄暢，皆爲籍籍之輩，其中玄暢尤負盛名。宣揚玄高事迹，使之流播江東，正在此輩。揆諸情理，不太可能把玄高的生年弄錯。

　　第二說謂浮馱跋陀另有其人，亦不契情理。玄高所習禅法“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屬數息觀、不淨觀等小乘禅法當無疑問。小乘禅法最重師承，只有導師親炙某種禅定境界，方能接濟弟子履迹踐行；師非其人，則弟子縱有天資也難有大的造詣(參見本文第叁部分)。本傳謂玄高“旬日之中，妙通禅法”，固因其根機利捷、天資過人，而浮馱跋陀非泛泛之輩亦由此可知。且僧傳引跋陀揄揚玄高之語：“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揣摩其語氣，顯然是對禅境有深密的體驗，故而在印可之余欣歎後生之可畏。浮馱跋陀既有如此高深的禅學造詣，則在素重習禅的北方必然流譽四周、學者輻集，因而才有玄高慕名從學之舉。而其時關右與浮馱跋陀名字相近且以禅法聞名者，佛馱跋陀羅一人而已。(注：鐮田茂雄懷疑可能爲北涼永和五年(公元437年)在涼州譯《大毗婆沙論》的浮陀跋摩，但又查證其人並未去過關中，且時間也不合，所以又立即予以否定。(《中國佛教通史》第叁卷，301))若謂此浮馱跋陀爲佛馱跋陀羅外默默無名之另一人，則殊不可解。且《高僧傳》以表彰實行潛光、高而不名者爲編纂宏旨，自漢至梁四百余年之重要高僧爲其搜羅殆盡，僧傳作者所以自許者正在於此，縱使浮馱跋陀另有其人，亦無既聞其名而不加谘考之理。故竊謂此浮馱跋陀即爲佛馱跋陀羅。

　　前此兩種委曲回護之說既難成立，則我們必然對玄高從浮馱跋陀學禅一說産生根本的懷疑，即：所謂“玄高從浮馱跋陀學禅”雲雲，乃其門人別有用心的杜撰，《高僧傳》作者則以將信將疑的態度采錄其說，而成傳訛之言。

　　若這一懷疑屬實，則有如下問題：這一謠言系何人所撰？出於何種動機杜撰？僧傳作者何以未能勘破？顯然，如果我們能對這些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那麼就能構成一個言之成理的釋義循環(hermeneutic circle)，使這一懷疑成爲可以接受的一種解釋。

　　二

　　“玄高從佛馱跋陀羅學禅”說出於何人之杜撰？最先受到懷疑的自然是玄高本人。但以本傳所述之玄高行迹觀之，則可以指責之處甚少，似非作僞之人，本傳雖多載其神異，然核諸時地，則多爲其身後之事，縱其事爲僞，亦非本人有意造作。其生前一二異迹，不過“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之類，去情理不遠，且均在其棲隱山林之時；而當其爲西秦、北涼國主之座上賓、對“內外敬奉，崇爲國師”之尊位時，並無只言片行顯其神異，則其人無顯異惑衆之心可知，至於玄高令北魏太子拓跋晃作七日金光明齊，不過是消災祈福之尋常法事，不得以神異目之。且玄高隱居麥積山之時，聚徒百余人，一旦見昙無昆禅法玄妙，便折節相師，更可證其非驕矜輕慢之人。(注：《玄高傳》，《高僧傳》卷第十一，409-413。)合此論之，則玄高確系有德之高僧。從覺賢學禅之說，殆非其本人所撰。

　　玄高既非造假之人，則作僞者定其門生故舊。按玄高死後不久，其門人並罹法難，幾無完卵；幸得善終者唯玄紹、玄暢、僧印等人而已。又《高僧傳》於玄高死難前後諸事言之甚詳，非親曆之人不能知之。以上諸人，具此機緣者，唯有玄暢。(注：玄紹早已自立門戶，且隱居深山，行止不出北地(《高僧傳》，410)；僧印早年從玄高學禅，亦曾行化江陵，後還長安大寺；《名僧傳》謂其“性腹清純，意懷笃之，與之久處者，未嘗見慢忤之色。下接庸隸，必出矜愛之言；振卹貧餒，有求無逆。心道聰利，修大乘觀，所得境界爲禅學之宗。省削身口，具持淨律。”與《高僧傳》所敘爲人大相徑庭，疑《高僧傳》因偏信玄暢一系之說法而有誤；又其所謂“修大乘觀”雲雲，尤可注意，與僧傳所述的玄高一系禅法不符；另，其時玄高有故人慧覽並在健康，慧覽少時“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但此後動靜參商，再未謀面，故其於玄高事迹當不甚了然。(《高僧傳》，418))《高僧傳》玄暢本傳謂“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則於江南宣揚乃師事迹者，定此玄暢無疑。所以我們不得不對此玄暢産生極大的懷疑。

　　從《高僧傳》本傳所記玄暢行迹來看，其人生平確實頗多令人生疑之處。(注：《玄暢傳》，《高僧傳》卷第八，314-316。)

　　其一，玄暢爲人機警，於時局極爲了然，隨勢進退，長袖善舞，頗有投機之嫌。如魏武滅法，玄高門下並罹法難，唯玄暢得以免脫；又如玄暢初至建康，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他再叁固辭。門弟子怪其矯節，後太子弑逆事敗，方知其先覺。

　　如果說以上兩例尚可稱爲機警，那麼以下一事便很難逃脫政治投機之嫌了。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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