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即勸人戒殺放生，後兩句即勸人持齋茹素。”所以說，“愛物存仁，提倡護生，實與佛儒之宗旨相合。”(《放生會演說》《圓瑛法師講演錄》第76頁)
與倡導佛學與世學會通相一致的，在圓瑛大師的佛教思想中，還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強調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認爲，“佛教是最好的一種宗教，不獨是出世間法，也是世間法。”(“在天津居士林歡迎會上的答辭”，轉引自《圓瑛大師年譜》第220頁)又說：“人天乘是世間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聲聞、緣覺乘是出世間法，獨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薩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衆生，廣利群品。”(《佛教與世道人心之關系》，轉引自《圓瑛大師年譜》第158頁)這些也正是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許多高僧大德們積極倡導建設人間佛教的一個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大師曾明確宣稱：“圓瑛雖居方外，實不同佛教中一班小乘學者，但抱出世主義，置世道人心于不顧也。而我則研究佛教垂叁十年，谛觀佛之宗旨，以宏法爲家務，利生爲天職。”他甚至說：“佛教專重入世，而非競尚出世”；“要必入世功圓，方是出世事畢。”(《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圓瑛法師講演錄》第16頁)所以，只要志在濟世利生，那末“不必一定出家學佛，在家也可以學佛”(“在天津居士林歡迎會上的答辭”，轉引自《圓瑛大師年譜》第220頁)。此處，“以宏法爲家務，利生爲天職”一句，既是大師一生抱定的志願(5)，同時也是大師一生事業的如實寫照。
爲宏法，大師不辭勞苦地奔走于海內外，宣講于大江南北。他不僅爲佛門四衆弟子講經說法，而且向一般社會大衆，乃至軍人，宣傳佛教利生濟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嘗以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叁種精神來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學說，而他對此叁種精神深入淺出的講解，極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積極精神。這對于中國近現代佛教的健康發展，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同時，大師先後創辦和主持了“甯波接待寺佛教講習所”、“甯波七塔報恩佛學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學院”、“槟城佛學研究會”、“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上海圓明講堂圓明佛學院”等，它對佛教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宏法人才的培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爲利生，大師則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後興辦了“甯波白衣寺佛教孤兒院”、“泉州開元寺慈兒院”、“上海佛教醫院”等，組織並主持了“華北五省旱災籌赈會”、“十六省水災赈濟會”、“上海災區佛教救護團”以及“上海難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業。
圓瑛大師佛學思想的核心是發揮“自性楞嚴”，而其一生則是實踐“自性楞嚴”之典範。他不迷本覺，培植始覺，直探究竟覺，以禅淨雙修求福求慧求生淨土。他愛國愛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覺覺他。今天，我們紀念圓瑛大師，即當積極發揚與實踐他的“自性楞嚴”的思想，並以此去化導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執于妄識物欲而不能自覺的衆生。
--------------------------------------------------------------------------------
＊ 原載于《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紀念文集》，吳軒出版社1993年版。
--------------------------------------------------------------------------------
(1)按，此依《圓瑛大師年譜》之說。另，據《首楞嚴經講義》第十五卷大師自述學禅經過，則曰：“余二十一歲由閩航海來蘇，參常州天甯寺治開和尚學習禅功。……至二十八歲，參浙江甯波天童寺寄禅和尚。……”錄以備考。
(2)圓瑛大師在《佛說仁王護國經講義》的釋題中曾自述道：“圓瑛先學天臺宗，後學賢首宗，……。”
(3)據學院簡章規定，本專宗學院之課程“以《楞嚴經》爲正課，以《圓覺經》、《大乘起信論》、賢臺教儀、唯識、漢學爲助課。”(引自《圓瑛大師年譜》第266頁)它充分反映了圓瑛大師的佛學宗趣。
(4) 《景德傳燈錄》卷叁“菩提達磨傳”載達磨弟子波羅提與異見王的一番對話，言及“性在作用”的思想。其言曰：“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于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5) 圓瑛大師在上海玉佛寺佛教僧衆訓練班的講演中說：“昌明佛法，興隆叁寶，是我等僧伽之天職。故圓瑛出家之後，見僧寶贊中雲：“利生爲事業，宏法是家務。”即抱定此二句志願做法。”(《圓瑛法師講演錄》第86頁)
《圓瑛大師的佛學思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