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其研讲《楞严经》的心路历程，如说：
“圆瑛二十四岁，初听此经，知为末世津梁，禅门关钥，用功过度，三次吐红，重法轻生，研究竟达十载。蹑解起行，习禅复届八冬，先后讲演此经达十三次。六十三岁发心著述，先出《楞严纲要》一卷，续编《讲义》六本，祗有三分之一尚未完全。”
这是大师六十八岁时，在创立楞严专宗学院的缘启中的自述。待《首楞严经讲义》全部完稿时，大师已年届七十有四。其时，他再次记述其著述之艰辛说：
“余年二十四，听讲此经，愧学识之浅陋，感注疏之繁多，用心过度，致患血疾。乃于佛前发愿，仰叩慈光冥护，顿令恶疾速愈，更求得悟，寂常心性，真实圆通，宏扬是经，著述讲义，用报佛恩，藉酬私愿。……三次血止，于是信愿益坚，精心研究竟达十载。于经中疑义深奥难解之处，遂一一书条贴于壁上，逐条静坐参究。既明白一条，即扯一条，如是者八年之久，一房之疑，扯尽无余。……迨年六十有八，深感老病之躯，风前残烛，若不速偿斯愿，恐悔莫及。遂于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有欲造就僧才，续宏大教。谨择四月八日，开演斯经，日更躬亲授课，余时编著讲义，每夜辄至三更乃止。如是者久，辛劳过度，旋至次年二月初四，正讲演时，忽患中风之病，……经时七日，始得转机。……至七十二岁，复思《楞严》著述未竣，大愿莫偿。于是乐慧斌居士劝余曰：从容编著，既有善愿，必获成功。于七十四岁夏告完，计二十四卷，装成五册。聊据管窥之见，以论性天，但凭蠡测之才，而探义海。质之深入《楞严》三昧者，未免要施当头一棒也。”(《首楞严经讲义》自序)
圆瑛大师为追求大乘佛法真谛，弘扬《楞严》一经精义，其艰辛倍尝、百折不挠、精进求解之精神，诚堪为今日佛子之楷模。
大师揭《楞严》全经要旨曰：
“梵语首楞严，华文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事依理起，法自心生，一切事法，究到根本源头，即是不生灭不动摇之真心。此心名为如来藏性，亦即首楞严定，人人本有，个个不无，为诸佛之心宗，是众生之慧命，乃万法之本体，实禅门之要关。十方如来，依而修之，得成无上菩提；一切众生，迷而背之，备受无边生死。佛以阿难请修佛定，妙奢摩他、三摩、禅那(原注：三定别名)，最初方便，故问阿难最初发心，破其无处非心无体。三番破识，破其全体是妄，欲令舍之；十番显见，显其彻底是真，欲令用之。此舍识用根四字，以为《楞严》要旨。”(《题扇(提＜楞严＞全经要旨)》《一吼堂文集》第76页)
以“舍识用根”为《楞严》要旨，是圆瑛大师的独到见解。而“舍识用根”的关键则是要“破识”、“显见”。大师在另一处文中同样也强调了这一要旨，如说：“故我世尊，圆显如来藏性，直示首楞严王，祗因妄识纷乱，致令真心隐晦。由是三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上海圆明楞严专宗学院缘启》《一吼堂文集》第38页)这里所谓的“三番破识”，是指《楞严经》中佛破除阿难认妄识为真心的错误，即“首破妄识无处”，“第二番破妄识非心”，“第三番破妄识无体”。而所谓的“十番显见”，则是指：“一显见是心，二显见不动，三显见不灭，四显见不失，五显见无还，六显见不杂，七显见无碍，八显见不分，九显见超情，十显见离见”。而此“十番显见，即指根性为真心”(《首楞严经讲义》第13－14页)。总之，大师认为，《楞严经》之根本要旨就在于发明“识性虚妄，根则真常”之理。
由此，大师继承达磨禅的传统，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论(4)。他明确指出，“佛知见，乃众生六根中所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即是佛性，人人本具。……故佛为指示：寻常日用中，眼根见色，耳根闻声，乃至意根知法，一一无非佛之知见。知见二字，包括六性只是一性。故临济祖师云：有一无位真人，在汝诸人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是也。”(《首楞严经讲义》第10－11页)又说：“众生本具之佛知佛见，与诸如来无二无别也。知见二字，约根性说。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曰臭，在舌曰尝，在身曰觉，在意曰知。今但举意根与眼根，故曰知见。实则，六性唯是一性。如《楞严经》云：“原以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劝修念佛法门》第2页)他还说：“此经(《楞严经》)诠如来藏心，示众生本定。直指了义修证，不出六根。”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具根性，所具根性，即是藏性，何必向外驰求，祗要从中荐取。偈云：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讵非生死涅般，唯在六根，更非他物耶？”(《重刻楞严经序》《一吼堂文集》第51－52页)大师即以此佛性论为根据，指导人们参禅悟性，念佛往生。如说：“圣凡转换无他术，只歇心头一念狂”(《结冬起禅七五首》《一吼堂诗集》第51页)；“明性见性无多旨，返照回光道自亲”(《住持禅宗语录》第42页)。又如说：“众生之心，本具佛慧，如镜中本有光明。粗细妄想烦恼，如所有尘垢。镜上尘垢，须假擦磨之功而得清净。……佛之教入称念佛名，即授以擦磨心镜、断除妄想烦恼之法”，亦即“得智慧之妙法也”(《劝修念佛法门》第58页)
自宋代程、朱理学严厉批评佛教禅宗不辨心性、以作用为性以来，尚未见有如此明确坚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为佛性的论说，如大师者。历来所谓“颟顸佛性”之说，在大师笔下却是观点鲜明、清楚明白。这正是大师对佛性理论的重要贡献。
圆瑛大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瑛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大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同上)
大师曾说，他入佛门后在“参究向上宗乘之余”，尝有志于著书一编，“即佛宗以明儒学”。然由于大师教务繁忙，至终于能如愿。其后，有阳斋居士者，撰成《佛儒经颂》一书，深契大师私衷，于是欣然为之作序，盛赞此书为“通佛儒之大窍”，“长夜之明灯”。大师在《序》中对于佛儒会通同归之意，详为阐解，深有所见，富于启发。其文曰：
“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夫佛教有言曰：“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广运慈悲，为众生与乐拔苦。”而儒家亦有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仁者，义之本地，始虽肇于克己，而终则在使天下知所归。是与佛教自觉觉他之道，初无二致。又，考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进德修业之目，佛教亦尝立仁义等五藏之名。故龙树菩萨《释摩诃衍论》引《道品经》曰：“佛子谛听，为汝解说仁藏、义藏、礼藏、智藏、信藏，学者从而为之。”词曰：“不杀生仁也，不偷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斯虽不足尽比附之说，顾五常之义，显然[与]五戒之法同科，则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曜，固未可辄为轩轾。昔圭峰宗密大师有言，佛孔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洵为不刊之论！惜后代学不师古，谬兴讪谤，佛儒两宗，遂相水火。迨至有明，灵峰藕益大师，始以乘愿再来之睿哲，为息诤阐教之高文，著《灵峰宗论》，揭佛儒之精义，开人天之正眼。自兹，两教岐途，始由分而合，从晦而明。”(《佛儒经颂序》《一吼堂文集》第65－66页)
圆瑛大师博通佛儒经典，所以随手拈来即可融通佛儒之理。他不仅以儒家五常为与佛教五戒同科，而且认为儒家也同样说戒。如他说：“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即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又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授人以终身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断除贪痴之意。戒色除痴迷，戒斗除恨，戒得除贪婪，两者和融。”(《挽救人心之惟一方法》《圆瑛法师讲演录》第20页)此外，大师还把佛教“护生”、“放生”的思想与儒家“好生”的思想也会通了起来。他说：“至论护生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是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而考之儒教，则“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且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细究其义，前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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