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重將本經譯成英文並編入其著名的《東方聖書》之中。

　　[28]《摩诃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正藏》第8冊，第847頁下。

　　[29] 關于昙無谶來姑臧時間，史料記載不一。此說根據協助昙無谶譯經的道朗所記。見：[北涼]道朗《涅槃經序》，《大正藏》第55冊，第59頁下。

　　[30] [梁]僧佑：《出叁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冊，第11頁中。

　　[31]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四，《大正藏》第55冊，第519頁中。

　　[32]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六，大正藏》第49冊，第62頁上、64頁中。

　　[33]《悲華經》卷二，《大正藏》第3冊，第174頁下。

　　[34]《悲華經》卷二，《大正藏》第3冊，第175頁上。

　　[35]《悲華經》卷二，《大正藏》第3冊，第175頁下—176頁上。

　　[36]《悲華經》卷二，《大正藏》第3冊，第176頁中—下。

　　[37]《悲華經》卷二，《大正藏》第3冊，第179頁中。

　　[38]《悲華經》卷叁，《大正藏》第3冊，第185頁下—186頁上。

　　[39] 根據唐代靜泰的《衆經目錄》卷叁，《大正藏》第５５冊，第１９７頁中—下。

　　[40] 隋代法經記載：“《光世音大勢至受決經》一卷(晉世竺法護譯)、《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宋世沙門昙無竭于揚州譯)，右二經同本異譯。”見《衆經目錄》卷一，《大正藏》第５５冊，第１１７頁下。唐代智升記載昙無竭譯此經時說：“《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一名《觀世音受決經》，第叁出，與西晉法護、道真出者同本。見王宗僧李廓《法上》等錄及《高僧傳》) ”見《開元釋教錄》卷五，《大正藏》第55冊，第530頁中。

　　[41]《觀世音授記經》，《大正藏》第１２冊，第３５５頁下。

　　[42]《觀世音授記經》，《大正藏》第１２冊，第３５６頁上。

　　[43]《觀世音授記經》，《大正藏》第１２冊，第３５６頁下。

　　[44]《觀世音授記經》，《大正藏》第１２冊，第３５７頁上—中。

　　[45]《中陰經》卷下，《大正藏》第１２冊，第１０７０頁上。

　　[46]《佛說佛名經》卷二，《大正藏》第１４冊，第１２４頁中。

　　[47]《佛說華手經》卷叁，《大正藏》第１６冊，第１４６頁下。

　　[48]《佛說佛名經》，《大正藏》第１４冊，第１８５頁下。

　　[49]《佛說華手經》卷叁，《大正藏》第１６冊，第１４７頁下。

　　[50]《佛說佛名經》卷九，《大正藏》第１４冊，第１６３頁上。

　　６、體現觀音與菩薩行關系之經典的輸入

　　東晉南北朝時期從印度輸入中國的許多佛教經典中都把觀音作爲佛陀說法的一位重要輔助者。佛教把佛經中列座于佛陀說法會上的聽法大衆分爲四類：(一)發起衆，指能鑒知時機，發起集會，熟知衆生之疑而代替衆生與佛問答，以安排佛陀說法者。(二)當機衆，指宿緣純熟，適聞正教，而于會座上得度者。即聽聞經法而立即得到證悟之益者。(叁)影響衆，指從他方佛土來輔助佛陀教化的古往諸佛菩薩，他們隱其圓滿之果而示現當機衆之形相，以匡輔佛陀教化，莊嚴法座。(四)結緣衆，指福薄而根機下劣者，雖未獲立即證悟之益，然以見佛聞法之故，已結下將來得度之因緣。觀音在許多佛經中都充當了“影響衆”的角色，而在部分佛經中更直接以發起衆和當機衆的角色，發衆生之疑，對佛陀之問，啓大衆之智。如在梁代曼陀羅仙所譯的《寶雲經》中，觀音即是以影響衆的身份參加細說菩薩所具德行的法會[1]。在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大方等如來藏經》中，觀音也是以“影響衆”的角色匡輔佛陀演說關于如來藏自性清淨的法門[2]。在唐代印度僧人地婆诃羅翻譯的《佛說造塔功德經》中，觀音與佛陀相互問答，從而演出關于造塔功德的說教[3]。不過，在東晉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的古代印度佛教經典中，觀音的這種角色最爲突出的是在弘揚菩薩十地和菩薩行的經典中。

　　菩薩的“十地”和“六度”，即修行進程中的十個位階和六種度脫苦難獲得最終解脫的途徑，是對大乘佛教全部修道體系的高度總括，在大乘佛教理論和實踐體系中占又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思想在“深密解脫法會”中得到詳細的闡發，由該法會所集成的經典在南北朝時期最早輸入中國。首先是在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來自中印度的求那跋陀羅在潤州江甯縣東安寺譯出《相續解脫經》[4]一卷。該經以觀音與佛陀對話的方式，宣講大乘菩薩法門，集中闡述菩薩的十地和六度等最核心的菩薩行理論。該經的全本在元魏延昌叁年(514)由來自北印度的菩提流支在洛陽少林寺譯出，名《深密解脫經》，共五卷，開爲十一品，其中第十品爲《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與求那跋陀羅譯的《相續解脫經》基本相同，專門講述菩薩的十地和六度。南朝陳天嘉二年(561)，來自西印度的真谛在建造寺重譯該經的前兩品，名《解節經》，一卷四品。即使在真谛所譯的這兩品中，觀音依然是深密解脫法會的上首菩薩。如經中雲：“是賢劫中諸菩薩衆，或住此土，或他方來，一生補處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等而爲上首，皆悉通達大深法性，調順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薩道，一切衆生真善知識，得無礙陀羅尼，轉不退*輪，已曾供養無量諸佛。”[5]而法會結束時的總結與推行也是由觀音來承擔的：“爾時，觀世音菩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從佛聞得如是解節深法，得未曾有，頂戴奉持。世尊，當何名此經？雲何受持？”佛告觀世音菩薩：“此經名爲了義正說，亦名真實境智正說，亦名十地波羅蜜依止正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6]可見，觀音是整個深密解脫法會中與佛陀相互配合、共宣教法的“發起衆”、“當機衆”和“影響衆”，集叁衆于一身，成爲大乘佛教菩薩行教法的重要體現者。

　　我們以《相續解脫經》爲例來看觀音菩薩十地和六度教法宣演中的作用。經文以開始，就是觀音對菩薩十地的闡述：“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有十地，所謂歡喜地、離垢地、明地、焰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佛地第十一。”[7]接著，佛借助觀音之問，講述統攝十地的“四種清淨”和“十一種分”。然後，觀音請佛分別解釋十地。佛則一一說明：“初地名歡喜地，離一切細微犯戒故；第二地名離垢地，彼叁昧聞持依無量智光明故；第叁地名明地，以智火焰燒諸煩惱，修習菩提分法故；第四地名焰地，彼方便修習諸菩提分法，艱難勤苦而得自在故；第五地名難勝地，現前觀察諸行生及多相思惟故；第六地名現前地，不斷無間無相思惟，遠入近清淨地故；第七地名遠行地，無相無開發相煩惱，不行不動故；第八地名不動地，一切種說法自在，得無過廣大智故；第九地名善慧地，如虛空等過惡，以如大雲法身周遍覆故，第十地名法雲地，細微煩惱爾焰障斷，得無礙無障爾焰一切種覺故。”[8]然後，佛應觀音之問，再說菩薩十地和佛地之中的“二十二愚”、“十一種所治過”(菩提流支譯本作“十一種障”)、十地中所建立的“八種殊勝”以及菩薩慈悲救一切衆生等四種“最勝”和菩薩發叁願的四個原因。所有這一切煩瑣的名相都在從不同方面闡釋大乘的菩薩之道。而在接下來的經文中，通過觀音和佛陀對答的方式，詳細闡述菩薩的“六度”法門，所謂“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般若等六種度到解脫之彼岸的途徑，涉及六度之名義，分類，相互關系，特征、功德以及如何奉行和容易産生的違背、可以獲得的果報。如關于修行六度容易産生的六種違背和六種果報，經雲：“觀世音白佛言：“世尊，何等爲違波羅蜜事？”佛告觀世音：“當知有六事：一者欲樂錢財，自在增上主，自見安樂功德福利；二者隨其所欲，縱身口意；叁者于他輕慢心不堪忍；四者于諸善法不勤方便；五者習近世間雜亂衆事見聞覺識；六者世間戲論作福利見。”觀世音白佛言：“世尊，此諸波羅蜜有何果報？”佛告觀世音：“彼亦有六種：一者大財；二者善趣；叁者無怨；四者不壞；五者多喜樂衆生增上主；六者不害自身有大堪能。””[9]這是根據六度各自的特征，分別予以防範，並通過對修行六度所産生善報的分別闡述，誘導人們修行。

　　7、雜密系統觀音經典的傳入

　　根據黃心川先生的研究，印度密教向中國的傳播曆史大致可以劃分爲叁個時期：雜密經咒傳播時期；純密或有組織的經典傳播時期；坦多羅密教或晚期密教輸入時期。其中雜密經典向中國的傳播從公元2世紀上葉開始至公元8世紀中葉，最早傳入中國的密咒經典是東漢失譯的《佛說安宅神咒經》，其間印度和中亞來華僧人中熟悉雜密教法的約39人[10]。東晉南北朝時期已有相當多的雜密觀音經典傳入中國，除了象《請觀世音經》等個別經典之外，這類經典大部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從而也沒有産生太大的反響，對觀音信仰在當時的表現形態和發展走向並未産生重要的影響。但是，這些經典的輸入卻爲隋以後中國密教觀音信仰的流行奠定了一定的思想與實踐的基礎。

　　根據現有資料，東晉時期外國居士竺難提譯的《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應該是從印度輸入中國最早的一部雜密系統的觀音經典[11]。南朝齊武皇帝時，從于阗獲得《觀世音忏悔咒》胡本，後于齊武帝永明八年(４９０)十二月十五日在京都請瓦官禅房由叁藏法師法意譯出，名《觀世音忏悔除罪咒經》一卷[12]。根據費長房的記載，此經又名《觀世音所說行法經》[13]。後周時期，優婆國叁藏法師耶舍崛多(稱藏)同闍那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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