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重将本经译成英文并编入其著名的《东方圣书》之中。

　　[28]《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第8册，第847页下。

　　[29] 关于昙无谶来姑臧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此说根据协助昙无谶译经的道朗所记。见：[北凉]道朗《涅槃经序》，《大正藏》第55册，第59页下。

　　[30]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第11页中。

　　[31]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519页中。

　　[3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六，大正藏》第49册，第62页上、64页中。

　　[33]《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4页下。

　　[34]《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5页上。

　　[35]《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5页下—176页上。

　　[36]《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6页中—下。

　　[37]《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9页中。

　　[38]《悲华经》卷三，《大正藏》第3册，第185页下—186页上。

　　[39] 根据唐代静泰的《众经目录》卷三，《大正藏》第５５册，第１９７页中—下。

　　[40] 隋代法经记载：“《光世音大势至受决经》一卷(晋世竺法护译)、《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一卷(宋世沙门昙无竭于扬州译)，右二经同本异译。”见《众经目录》卷一，《大正藏》第５５册，第１１７页下。唐代智升记载昙无竭译此经时说：“《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一卷(一名《观世音受决经》，第三出，与西晋法护、道真出者同本。见王宗僧李廓《法上》等录及《高僧传》) ”见《开元释教录》卷五，《大正藏》第55册，第530页中。

　　[41]《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１２册，第３５５页下。

　　[42]《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１２册，第３５６页上。

　　[43]《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１２册，第３５６页下。

　　[44]《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１２册，第３５７页上—中。

　　[45]《中阴经》卷下，《大正藏》第１２册，第１０７０页上。

　　[46]《佛说佛名经》卷二，《大正藏》第１４册，第１２４页中。

　　[47]《佛说华手经》卷三，《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１４６页下。

　　[48]《佛说佛名经》，《大正藏》第１４册，第１８５页下。

　　[49]《佛说华手经》卷三，《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１４７页下。

　　[50]《佛说佛名经》卷九，《大正藏》第１４册，第１６３页上。

　　６、体现观音与菩萨行关系之经典的输入

　　东晋南北朝时期从印度输入中国的许多佛教经典中都把观音作为佛陀说法的一位重要辅助者。佛教把佛经中列座于佛陀说法会上的听法大众分为四类：(一)发起众，指能鉴知时机，发起集会，熟知众生之疑而代替众生与佛问答，以安排佛陀说法者。(二)当机众，指宿缘纯熟，适闻正教，而于会座上得度者。即听闻经法而立即得到证悟之益者。(三)影响众，指从他方佛土来辅助佛陀教化的古往诸佛菩萨，他们隐其圆满之果而示现当机众之形相，以匡辅佛陀教化，庄严法座。(四)结缘众，指福薄而根机下劣者，虽未获立即证悟之益，然以见佛闻法之故，已结下将来得度之因缘。观音在许多佛经中都充当了“影响众”的角色，而在部分佛经中更直接以发起众和当机众的角色，发众生之疑，对佛陀之问，启大众之智。如在梁代曼陀罗仙所译的《宝云经》中，观音即是以影响众的身份参加细说菩萨所具德行的法会[1]。在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大方等如来藏经》中，观音也是以“影响众”的角色匡辅佛陀演说关于如来藏自性清净的法门[2]。在唐代印度僧人地婆诃罗翻译的《佛说造塔功德经》中，观音与佛陀相互问答，从而演出关于造塔功德的说教[3]。不过，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古代印度佛教经典中，观音的这种角色最为突出的是在弘扬菩萨十地和菩萨行的经典中。

　　菩萨的“十地”和“六度”，即修行进程中的十个位阶和六种度脱苦难获得最终解脱的途径，是对大乘佛教全部修道体系的高度总括，在大乘佛教理论和实践体系中占又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深密解脱法会”中得到详细的阐发，由该法会所集成的经典在南北朝时期最早输入中国。首先是在南朝宋元嘉年间(424～453)，来自中印度的求那跋陀罗在润州江宁县东安寺译出《相续解脱经》[4]一卷。该经以观音与佛陀对话的方式，宣讲大乘菩萨法门，集中阐述菩萨的十地和六度等最核心的菩萨行理论。该经的全本在元魏延昌三年(514)由来自北印度的菩提流支在洛阳少林寺译出，名《深密解脱经》，共五卷，开为十一品，其中第十品为《圣者观世自在菩萨问品》，与求那跋陀罗译的《相续解脱经》基本相同，专门讲述菩萨的十地和六度。南朝陈天嘉二年(561)，来自西印度的真谛在建造寺重译该经的前两品，名《解节经》，一卷四品。即使在真谛所译的这两品中，观音依然是深密解脱法会的上首菩萨。如经中云：“是贤劫中诸菩萨众，或住此土，或他方来，一生补处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等而为上首，皆悉通达大深法性，调顺易化，善行平等，修菩萨道，一切众生真善知识，得无碍陀罗尼，转不退*轮，已曾供养无量诸佛。”[5]而法会结束时的总结与推行也是由观音来承担的：“尔时，观世音菩萨，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从佛闻得如是解节深法，得未曾有，顶戴奉持。世尊，当何名此经？云何受持？”佛告观世音菩萨：“此经名为了义正说，亦名真实境智正说，亦名十地波罗蜜依止正说，汝等应当如是受持。””[6]可见，观音是整个深密解脱法会中与佛陀相互配合、共宣教法的“发起众”、“当机众”和“影响众”，集三众于一身，成为大乘佛教菩萨行教法的重要体现者。

　　我们以《相续解脱经》为例来看观音菩萨十地和六度教法宣演中的作用。经文以开始，就是观音对菩萨十地的阐述：“观世音菩萨白佛言：“世尊，菩萨有十地，所谓欢喜地、离垢地、明地、焰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佛地第十一。”[7]接着，佛借助观音之问，讲述统摄十地的“四种清净”和“十一种分”。然后，观音请佛分别解释十地。佛则一一说明：“初地名欢喜地，离一切细微犯戒故；第二地名离垢地，彼三昧闻持依无量智光明故；第三地名明地，以智火焰烧诸烦恼，修习菩提分法故；第四地名焰地，彼方便修习诸菩提分法，艰难勤苦而得自在故；第五地名难胜地，现前观察诸行生及多相思惟故；第六地名现前地，不断无间无相思惟，远入近清净地故；第七地名远行地，无相无开发相烦恼，不行不动故；第八地名不动地，一切种说法自在，得无过广大智故；第九地名善慧地，如虚空等过恶，以如大云法身周遍覆故，第十地名法云地，细微烦恼尔焰障断，得无碍无障尔焰一切种觉故。”[8]然后，佛应观音之问，再说菩萨十地和佛地之中的“二十二愚”、“十一种所治过”(菩提流支译本作“十一种障”)、十地中所建立的“八种殊胜”以及菩萨慈悲救一切众生等四种“最胜”和菩萨发三愿的四个原因。所有这一切烦琐的名相都在从不同方面阐释大乘的菩萨之道。而在接下来的经文中，通过观音和佛陀对答的方式，详细阐述菩萨的“六度”法门，所谓“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种度到解脱之彼岸的途径，涉及六度之名义，分类，相互关系，特征、功德以及如何奉行和容易产生的违背、可以获得的果报。如关于修行六度容易产生的六种违背和六种果报，经云：“观世音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违波罗蜜事？”佛告观世音：“当知有六事：一者欲乐钱财，自在增上主，自见安乐功德福利；二者随其所欲，纵身口意；三者于他轻慢心不堪忍；四者于诸善法不勤方便；五者习近世间杂乱众事见闻觉识；六者世间戏论作福利见。”观世音白佛言：“世尊，此诸波罗蜜有何果报？”佛告观世音：“彼亦有六种：一者大财；二者善趣；三者无怨；四者不坏；五者多喜乐众生增上主；六者不害自身有大堪能。””[9]这是根据六度各自的特征，分别予以防范，并通过对修行六度所产生善报的分别阐述，诱导人们修行。

　　7、杂密系统观音经典的传入

　　根据黄心川先生的研究，印度密教向中国的传播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杂密经咒传播时期；纯密或有组织的经典传播时期；坦多罗密教或晚期密教输入时期。其中杂密经典向中国的传播从公元2世纪上叶开始至公元8世纪中叶，最早传入中国的密咒经典是东汉失译的《佛说安宅神咒经》，其间印度和中亚来华僧人中熟悉杂密教法的约39人[10]。东晋南北朝时期已有相当多的杂密观音经典传入中国，除了象《请观世音经》等个别经典之外，这类经典大部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而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对观音信仰在当时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走向并未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经典的输入却为隋以后中国密教观音信仰的流行奠定了一定的思想与实践的基础。

　　根据现有资料，东晋时期外国居士竺难提译的《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应该是从印度输入中国最早的一部杂密系统的观音经典[11]。南朝齐武皇帝时，从于阗获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后于齐武帝永明八年(４９０)十二月十五日在京都请瓦官禅房由三藏法师法意译出，名《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一卷[12]。根据费长房的记载，此经又名《观世音所说行法经》[13]。后周时期，优婆国三藏法师耶舍崛多(称藏)同闍那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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