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本六祖壇經》所附《〈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探討》一文，也對六十年來國際學術界的《壇經》研究作了簡要的回顧，可以參考。
在世紀之交的今天，國內外學術界對《壇經》的研究依然有著很大的興趣。１９９７年１月在澳門召開的“慧能與嶺南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關于《壇經》的文本研究，仍然是會議討論的叁大內容之一。[49] 日本學者伊吹敦在１９９５年發表的長篇論文《敦煌本〈壇經〉的形成》[50]，通過對各種資料的比較研究，提出了所謂的“原《壇經》”及其在流傳過程中經曆了四次增廣的觀點，引起了新的爭論。而國內八十年代重新發現的敦博本《壇經》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爲題出版了楊曾文的整理本，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紹良先生編的《敦煌寫本壇經原本》，都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此外，《壇經》的校勘、導讀乃至白話翻譯等近年來也一直有新本不斷問世。不過，從總體上看，目前各種對《壇經》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對《壇經》的整理工作還遠未完成，對《壇經》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遠。
從曆史上看，日本學者最早對珍貴的敦煌文獻進行了艱苦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本世紀叁十年代，中國學者胡適通過對敦煌文獻的搜集和研究則啓發了人們對禅宗研究中一些傳統的、似成定論的東西重新加以審視。胡適的許多觀點人們不一定贊同，但他的研究不但在中國學人中引發了討論[51]，而且在海外，特別是在日本也産生了較大的影響[52]，推動了有關《壇經》和禅宗研究的深入。圍繞《壇經》中外學者曾有過許多比較激烈的爭論，下面我們就其中幾個主要的問題略作述評。
第一，《壇經》的作者究竟是誰？
在曆史上，《壇經》稱《六祖壇經》，其作者爲六祖惠能，這一向不是一個問題。但敦煌本《壇經》等禅宗史料被發現後，胡適對此提出了質疑，從而引發了爭論，並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觀點。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日本駒澤大學禅宗史研究會編的《慧能研究》一書中關于敦煌本《壇經》的作者問題就介紹了五種不同的看法：(１)胡適、久野芳隆認爲《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２)矢吹慶輝、關口真大認爲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３)鈴木大拙認爲《壇經》原是惠能的說法集，後人又附加了部分內容，宇井伯壽認爲是神會一派作了這種附加；(４)柳田聖山認爲《壇經》古本原是牛頭禅系的法海所編，後人又有修改；(５)中川孝認爲《壇經》敦煌本是神會在法海所抄錄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而編成的，後來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對此作了些改動。[53] 其中胡適的觀點引起了最多的爭論。
胡適的主要論據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壇經》傳宗”的說法。其二，敦煌本《壇經》第４９節中有惠能言“吾滅後二十余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記載，胡適認爲這暗示了“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及洛陽荷澤寺定南宗宗旨的事”[54]，是《壇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55]。其叁，“《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余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56]其四，胡適認爲：“《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現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這是最重要的證據。”[57]對于胡適的這一觀點，學術界與佛教界均有人出來著文加以駁正，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錢穆先生的《神會與壇經》和印順法師的《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禅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等，他們都對胡適提出的論據逐一作了否定，論證頗詳，大致代表了人們現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參看，本文不再贅言。[58] 我們對此的基本看法是，神會或神會門下曾對《壇經》作出過改動，並利用《壇經》來擡高本宗的地位，但從現存敦煌本《壇經》來看，說它是神會或神會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聯系敦煌本與惠昕本所記傳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與惠昕本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關的所謂“文繁”的“古本”問題？
關于敦煌本與惠昕本的關系，中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們視爲並列的兩個系統，有的則認爲惠昕本是對敦煌本的發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這敦煌本”[59] 。我們認爲，敦煌本與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統，同時，惠昕本在改編過程中，當也參考過敦煌本，從而形成了一種複雜的交叉關系。讓我們從兩本所記的不同傳授次第來看這個問題。
敦煌本《壇經》第五十五節記載了《壇經》初期的傳授次第：“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 。道●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而惠昕本《壇經》所記則與此有異：“洎乎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60] 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學。這兩處的記載雖然有所不同，但從法海傳至悟真，則是共同的。這就表明，惠昕本與敦煌本這兩種本子有可能是從同一個底本發展而來。從“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的記載來看[61]，這一底本當形成在惠能再傳弟子悟真活著的時候，時間是比較早的。我們可以假設它就是惠能死後叁、五十年內所流傳的《壇經》原本。那麼，對兩種傳授記載的差異如何解釋呢？
胡適在《壇經考之二》一文中認爲：“這也許是因爲惠昕本的《壇經》傳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62] 這種說法似有武斷之嫌。印順在《中國禅宗史》第六章中則認爲，這可能說明“南方宗旨”對《壇經》的修改就是法海與悟真之間的志道所爲。這種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仍未解釋兩種記載何以會有差異，因爲印順是斷定現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編本而來的，那爲什麼敦煌本中沒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卻有了呢？楊曾文在表列各種《壇經》本子的時候，曾將惠昕本與敦煌本所依的本子並列于《壇經》祖本之後，即把敦煌本與惠昕本視爲《壇經》祖本之後完全並列的兩個系統，如下圖所示[63] ：
┌───惠昕本
┌────┐ │
┌──┤惠昕原本├──┤
│ └────┘ │
┌──────┐ │ (不存) └───契嵩本
│《壇經》祖本├──┤
└──────┘ │ ┌───敦煌本
(不存) │ ┌────┐ │
└──┤敦煌原本├──┼───敦博本
└────┘ │
(不存) └───西夏文本
這種看法似也有問題。因爲神會一系修訂後“竟成《壇經》傳宗”的敦煌本子中有關以《壇經》傳宗的記載，幾乎都爲惠昕本所沿襲，而這種記載卻均不見于後來的契嵩本與宗寶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據敦煌本，也應該是參考了敦煌本的，這兩種本子至少應該是交叉關系，而不是簡單的並列關系。我們認爲，惠昕本所記《壇經》傳承之所以與敦煌本有異，很可能是因爲惠昕參照另一個文繁的古本進行了修訂，而那個古本與敦煌本則屬于兩個不同的系統，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對這一古本的影響。
據惠昕的《六祖壇經序》中說：“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64] 表示了對古本文繁的不滿。然現存的惠昕本也有一萬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兩千字，它據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來字數當更多，這應該不會是敦煌本。[65] 惠能以後，南宗逐漸盛行起來，其門徒中流傳著惠能以及惠能與弟子的許多傳說，並有人出來彙編成書，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師別傳》、《曆代法寶記》等，均屬于這一類作品。文繁的古本當也就是彙集了各種傳說的一個本子。據此改編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與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關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機緣，由此可以推知，這一文繁的古本關于惠能大梵寺說法的基本內容，變化並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測，此古本在形成過程中也可能參考了敦煌本，它是一個內容十分豐富而又龐雜的本子。後來惠昕本中的“風幡之動”等記載，當皆取之于此。郎簡爲契嵩本寫的序中也說到了爲俗所增損的《壇經》本子“文字鄙俚繁雜”，這證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說，這個文繁的本子爲惠能的另一個弟子志道門下所編，那麼，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從據以改編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別增加了“志道傳承”與“志道機緣”、惠昕本中還增加了與志道主張相近的見聞覺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況來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當然，要確認這種可能性，還有待于將來新資料的發現來進一步驗證。但從惠昕本與敦煌本內容上的差異來看，惠昕改編本在參考敦煌本的同時，還依據了另外一個文繁的古本，這一點在現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後，弟子們不斷“結集”師說，充實《壇經》的事實，而充實的內容，雖有不少傳說的東西，卻並不能完全歸入僞造之列。
第叁，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壇經》原本或祖本存在？
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中外學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學者否定敦煌本之前還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認爲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禅宗史研究·壇經考》中曾認爲，“敦煌本《壇經》，爲“最古”本的《壇經》，它是其後各本《壇經》的基礎。”[66]周紹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確地提出，“敦煌本《壇經》……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67] 。
與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許多學者認爲敦煌本《壇經》是現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曆史上存在過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傳過程中已經人修改過了。但對于修改的次數和內容等，則又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
《關于《壇經》的若幹問題研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