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本六祖坛经》所附《〈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也对六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坛经》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可以参考。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１９９７年１月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49] 日本学者伊吹敦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50]，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上看，日本学者最早对珍贵的敦煌文献进行了艰苦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胡适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搜集和研究则启发了人们对禅宗研究中一些传统的、似成定论的东西重新加以审视。胡适的许多观点人们不一定赞同，但他的研究不但在中国学人中引发了讨论[51]，而且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2]，推动了有关《坛经》和禅宗研究的深入。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我们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
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１)胡适、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２)矢吹庆辉、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３)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说法集，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４)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５)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53] 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４９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54]，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55]。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56]其四，胡适认为：“《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57]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言。[58] 我们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59] 。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道●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60] 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这两处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61]，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62] 这种说法似有武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示[63] ：
┌───惠昕本
┌────┐ │
┌──┤惠昕原本├──┤
│ └────┘ │
┌──────┐ │ (不存) └───契嵩本
│《坛经》祖本├──┤
└──────┘ │ ┌───敦煌本
(不存) │ ┌────┐ │
└──┤敦煌原本├──┼───敦博本
└────┘ │
(不存) └───西夏文本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64] 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65] 惠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此改编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础。”[66]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67] 。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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