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聖山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書的研究》一書中就提出，敦煌本《壇經》的形成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此之前當存在過一個古本《壇經》，然後才發展到敦煌本《壇經》。[68]印順法師也曾明確提出，《壇經》的原型可稱爲“曹溪原本”。“從《壇經》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過二次重大的修補”[69]，“以現存的《壇經》本來說，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壇經》原型，而有過補充、修改”[70]。上文提到的日本學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壇經〉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從“原《壇經》”至敦煌本《壇經》已經過了四次增廣的觀點，並從內容到文字和用語等不同的方面對此作了檢討和說明。楊曾文在談到《壇經》諸本的演變時也提出了“《壇經》祖本”，並在“《壇經》祖本”以後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兩個系統，以作爲現存各本《壇經》的底本(見前圖所示)。
我們贊同上述第二種看法，即認爲敦煌本是現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曆史上存在過的最早的本子。綜合各種資料看，在敦煌本之前似還應該有更古的《壇經》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從敦煌本和惠昕本的異同來看，這兩種本子就可能是從惠能以後叁、五十年內所流傳的同一個《壇經》原本發展而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學者對西夏文《壇經》的研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過對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壇經》殘頁的譯釋，並對照漢文《壇經》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了“西夏文本《壇經》內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現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與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相去較遠。……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譯本所據漢文底本爲現已失傳的另一版本。”[71]這是否也爲敦煌本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個間接的證據呢？
第四，關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來源問題。
關于契嵩本與現存德異本及宗寶本等的關系，我們在前面談契嵩本時已作了論述，這裏再對學界關于契嵩本來源問題的不同觀點作些介紹，並表明我們的看法。
宋代郎簡所作的《六祖壇經序》在提到契嵩本《壇經》形成的機緣時曾說：“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叁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複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勝事。”郭朋先生認爲，這裏所說的文字鄙俚繁雜的《壇經》本，“很可能指的就是法海本《壇經》”。並認爲，“在郎簡慫恿下，契嵩花費了兩年時間，對《壇經》進行了更大的篡改，然後詭稱他“得”到了“曹溪古本《壇經》，並把它提供給了郎簡。”[72] 這就是說，所謂契嵩本，其實可能就是契嵩對當時流傳的敦煌本(或惠昕本)的改編，並不存在另外一個什麼“曹溪古本”作爲底本。胡適先生在《壇經考之一》中也曾認爲這個爲俗所增損的文字鄙俚繁雜的本子就是敦煌本，並認爲契嵩所得的所謂“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師別傳》。後來惠昕本在日本被發現以後，胡適在《壇經考之二》中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觀點，認爲“文字鄙俚繁雜”、“爲俗所增損”的本子“也許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門”。並認爲，在１０３１年至１１５１年之間，二卷十一門的惠昕本可能已被人改換成叁卷十六門，而這個改編者可能就是契嵩，因此，所謂“叁卷十六門的惠昕本”，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編本。也就是說，胡適認爲契嵩本是契嵩依《曹溪大師別傳》而對惠昕本進行校改的結果。
我們認爲，現存的契嵩改編本一卷就有兩萬余字，若有契嵩“校之，勒成叁卷”的本子，字數想來應當更多，它不僅大大超過了敦煌本，也多出了惠昕本不少，契嵩當年所依據的“文字鄙俚繁雜”的“俗所增損”本似不大可能是比現存契嵩本字數還要少的敦煌本或惠昕本，而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惠昕據之改編的文繁古本。至于契嵩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則如胡適所說的，可能就是約六千二百字的《曹溪大師別傳》。這樣，所謂的契嵩本，就可能是依《曹溪大師別傳》而對“文繁古本”進行校改的結果。在談到《曹溪大師別傳》對契嵩改編本的影響時，樓宇烈先生曾提出，“細考契嵩所增加和訂正的內容，其主要部分都來自《曹溪大師傳》。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契嵩本是惠昕本(或敦煌本)與《曹溪大師傳》的合編本”[73] 。借用此表述，我們也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契嵩本可能是文繁的古本與《曹溪大師別傳》的合編本。不過，從現存的契嵩本來看，契嵩改編《壇經》時，在參考《曹溪大師別傳》的同時，很可能還參考了《曆代法寶記》等其他一些流傳的資料。
另外，前面提到，根據德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中“惜乎《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叁十余載，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禅庵”的說法，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社會上流傳著一種“爲後人節略太多”的《壇經》本子，這個本子可能是惠昕改編本，而德異從通上人處得到的早年曾見到過的未被節略太多的“古本”，則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編本。那麼，現在結合契嵩本的來源，我們是否可以對《壇經》的流變再作如下推論呢？即：
文繁古本(字數不詳)──(節略太多的)惠昕改編本(一萬四千字)──契嵩本(超過二萬字，也許更多)
叁、《壇經》與惠能南宗
雖然有關《壇經》的各種觀點現在並不能完全統一，但《壇經》是由惠能弟子記錄整理而成，後雖經多次修改補充，仍基本代表著惠能思想，這卻是大致可以確定的。現存的各本《壇經》確實存在著時間越後內容越多的情況：敦煌本約一萬二千字，惠昕本約一萬四千字，而契嵩本和宗寶本則都超過了二萬字。這反映了《壇經》在流傳過程中不斷被修訂補充的事實。但我們認爲，不能把後來增加補充的東西都視爲是竄改或僞造，而應該聯系實際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任繼愈先生在肯定敦煌本《壇經》史料價值的同時曾指出：“要考慮到，此後的其它版本，成書雖遲，其中包含的思想卻可以很早。”[74]我們認爲這是對的。不能簡單地以本子的先後來判斷真僞，不能認爲晚出的本子所記載的東西就一定不如先出的本子真實。
舉例來說，較早出的敦煌本與惠昕本都有神會將于惠能死後二十年出來定南宗是非的懸記，而較後出的契嵩本與宗寶本則均改爲惠能滅度後七十年有二位菩薩東來“建立吾宗”。這種不同的記載只反映了惠能門下傳宗的情況，而很難從《壇經》本子的先後上去區別它們的真僞。再如，惠能在廣州法性寺會見印宗法師，並說出了“仁者心動”的驚人之語，這雖不見之于敦煌本《壇經》而見之于以後的《壇經》諸本，但它卻是先于現存敦煌本《壇經》的王維《六祖能禅師碑銘》[75]或《曆代法寶記》中就已有的記載，這顯然也不能僅以《壇經》各本的先後來判其真實與虛假。
當然，我們更不能因爲現存敦煌本《壇經》經神會或神會弟子整理補充過而認爲它一定出自神會一系，因爲事實上其中的許多記載與神會門下的傳說並不很一致，而這種不一致有時卻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早期禅宗史料的多元性和《壇經》流變的複雜性，並能幫助我們更全面地把握惠能以及神會等人的思想。例如上述王維的《碑銘》乃是應神會之請而作，其中有印宗法師在南海講《涅般經》並與惠能論經中大義的一段文字，而敦煌本《壇經》卻絲毫沒有提及，且敦煌本《壇經》更多地突出了《金剛經》的般若思想。這是否表明神會對惠能兼融中道般若和涅般佛性的思想，在繼承發揮時有所偏重呢？再看有關神會見惠能的一段記載。敦煌本《壇經》說，惠能在與神會問答之間批評神會道：“汝自性且不見，敢來弄人。”于是，“神會禮拜，更不敢言。”[76] 此後，惠能便爲神會說了一通自心迷悟的道理。而與敦煌本《壇經》差不多同時的《曹溪大師別傳》中卻說惠能在與神會問答之間便對神會特別器重，至夜，神會又以“佛性無受”之說而深得惠能贊賞，被認爲“如智證得真正受叁昧”，並因此而密受付囑。兩相對照，顯然《別傳》的記載更傾向于神會。但與此同時，《別傳》的懸記卻又另指他人而不提神會，敦煌本《壇經》則不但突出了《金剛經》而與神會的說法相近，並且還添加了神會將不惜身命爲南宗爭正統的懸記。可見，現存的早期禅宗資料之形成情況是比較複雜的，各種版本的《壇經》之間並不一定就是直線性的聯系，很可能有交叉或並存的關系。了解這種複雜的關系對于研究惠能和南宗思想的發展顯然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綜合以上所說，並結合前面對《壇經》形成與流變的論述，我們試以如下圖式來表示我們對《壇經》各本之間相互關系的基本看法：
┌───────┐
┌┤“南方宗旨”本├敦煌本……………
│└───────┘(約780)
┌──────┐│ (約775前)
│《壇經》原本├┤
└──────┘│
(約713～760) │ ┌─────┐
└─────────┤文繁的古本├─惠昕本……………………………
└─────┘ (967)
(約801～850)
┌─德異本──┐
│ (1290) │
契嵩本─┤ ├─宗寶本
(1056) │ │ (1291)[注]
└─曹溪原本─┘
《曹溪大師別傳》
(781)
[注] 實際的時間可能要稍晚一些。
在上圖中，帶方框者表示現今不存，實線表示用作底本或比較直接的聯系，虛線則表示作爲參考或某種可能的聯系。
需要說明的是，圖表所示的各本《壇經》之間的關系，有的還只是一種推測，尚…
《關于《壇經》的若幹問題研究》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