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家卻總是以妥協調和爲主；佛道之間雖然互相吸收利用，特別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地方甚多，從宗教理論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儀禮規範等，都從佛教那裏吸收了不少東西，但佛道之間的鬥爭卻一直很激烈。
佛教早在初傳之時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評與反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和勢力日盛，儒家更從社會經濟、王道政治、倫理綱常等多方面來排斥佛教。在理論上，儒家則展開了對佛教神不滅論與因果報應論的批判。面對儒家的種種攻擊，佛教徒或者通過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配等來說明儒佛一致，或者在佛教的思想體系中加入忠孝仁義等儒家的內容以調和儒佛的分歧，而更多的則是以社會教化作用的相同來強調儒佛的互爲補充，可以並行不悖。南朝時期還有不少佛教徒借助于王權來反擊神滅論以維護佛教的理論。隨著佛教在中土地位的加強和勢力的日增，佛教徒在調和儒佛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擡高佛教、貶低儒家的傾向，例如梁武帝就認爲儒家“止是世間之善”，只有佛教才能“革凡成聖”；北周釋道安則在《二教論》中強調了佛儒的內外精粗之別，認爲佛教是內，是精，儒道是外，是粗，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佛教優于儒道。這些都表明了佛教在叁教關系中發展的一種新態勢。
在南北朝時的叁教之爭中，尤以佛道之爭最爲激烈。佛教與道教，既有理論上的分歧，例如佛教講“無我”、“無生”，道教講“真我”、“無死”，佛教講“因緣而有”，道教講“自然之化”，等等，更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矛盾。佛、道互相指責對方爲異端邪說，甚至不惜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打擊對方，以至釀成了多次流血事件，宗教之爭發展爲政治鬥爭。從曆史上看，佛教對道教的批判，在車子<<理惑論》中就已初露端倪。到南北朝時期，佛教要自立門戶，獨立發展，更不能再容忍道教對它的貶低和攻擊，它一方面對老子化胡說之類展開了激烈的反駁，甚至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佛化震旦說，把道教奉爲教主的老子說成是佛的弟子；另一方面針對道教的思想攻擊，著淪加以反擊。或者強調出家修持佛法能使祖先靈魂永超苦海，這與儒家的孝道並無二致，甚至更能盡孝；或者從現今伊洛、吳楚原本都是夷夏外族，說明以華夷之辨排斥佛教毫無意義；或者依據“禹出西羌，舜生東夷”說明不能因爲佛教産生于外族而排斥佛教；佛教徒還特別集中地攻擊了道教煉丹服藥、羽化成仙的荒謬性和道教被農民起義利用“挾道作亂”的危害性，認爲“诳以仙術，極于餌藥”、“傷政蔭亂”的道教才是女正的禍害。有的佛教徒甚至否認道教有資格與儒、佛並列，稱“詭托老言”的道教是違背“老莊立言本理”的“鬼道”、“鬼法”。
佛、道之爭，北朝要比南朝激烈得多，而且理論上的爭論少，政治上的鬥爭多，這種鬥爭直接導致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事件。北魏太武帝尊崇儒家、聽信道家而排斥佛教，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原因，但司徒崔浩和道士寇謙之等人的進言，則無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北魏太武帝滅佛，使佛教在傳人中國後遭受到了第一次沈重打擊。但佛教靠政治力量與行政手段顯然是消滅不了的，不久以後，佛教就得到了恢複。北周王朝也多“好佛”者，但北周武帝卻重儒術，信谶記，爲了消滅北齊，統一北方，他“求兵于僧衆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采取了滅佛政策以“強國富民”。北周武帝的滅佛，與佛道二教爲爭奪權勢而進行的鬥爭也有直接的關系，道士張賓和原爲佛教徒後改奉道教的衛元嵩對周武帝的滅佛起了重要的作用。不過，周武帝的滅佛與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殘殺有所不同，他雖然毀壞寺塔，焚燒經像，但並不殺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們還俗而已。同時，他還曾強調以儒家爲正統的會通叁教，認爲叁教協調一致都能有助于治國利民。這表明，周武帝的叁教政策完全是爲維護自己的統治而服務的。
南北朝時期佛教與儒、道之間的論爭，體現了佛教勢力的增長，以及佛教對自身在中土獨立發展的維護。而佛教與儒、道關系的全面展開，也使佛教的中國化走上了實質性的發展階段。佛教與儒、道之間的論爭以及政治對叁教關系的幹預，也使佛教更清楚地認識到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認識到自身中國化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這無疑有助于佛教進一步調整自身，創立適應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中國佛教。
四、隋唐時期
佛教在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在這個時期，佛教的發展及其與儒、道的關系，都與帝王的叁教政策密切相關。隋唐統一王朝建立以後，爲了加強思想文化上的統治，對儒、佛、道叁教采取了分別利用的態度。它一方面確立了儒學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爲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補充，推行叁教並用的宗教政策。因此，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儒、佛、道逐漸形成了叁教鼎立的局面。叁教之間政治、經濟和理論上的矛盾爭論雖然一直不斷，但叁教融合的總趨勢卻始終未變。儒、佛、道叁教中許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從自身的發展以及迎合大一統政治的需要出發，提倡叁教歸一、叁教合一，主張在理論上相互包容，這成爲佛教宗派在這個時期創建各自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背景條件。
隋唐帝王的叁教政策，首先是利用儒學來維系現實的封建宗法製度。唐太宗曾強調：“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其次是對佛、道二教的不同利用。隋唐帝王對佛、道的不同態度雖不排斥個人感情上的親疏好惡等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與他們切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有時還與宮廷鬥爭密切相關。例如李唐王朝建立後，爲了擡高李姓的地位，高祖李淵和太宗李世民都采取了“興道抑佛”的政策。而武則天要“變唐爲周”當女皇，奪取李姓的政權，便反其道而行之，針鋒相對地采取了“興佛抑道”的政策，大力利用佛教。帝王對佛道的不同態度雖不是佛道興衰的唯一原因，但對佛道二教發展的影響畢竟是巨大的。例如佛教華嚴宗就是在武則天的直接支持下才得以創立的。最後，隋唐帝王對儒佛道叁教排列次序的看法，也對佛教的發展産生了直接的影響。隋朝的建國，得到過佛道的幫助，因而隋代的帝王雖然采取了一些恢複儒學的措施，但更多的是對佛道二教的扶植和利用，特別是佛教，得到了格外的重視。唐代帝王開始更理智地看待儒佛道叁教，雖然他們骨子裏都以儒學爲立國之本，但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他們仍利用佛道，甚至把佛、道教排在儒家之前。隋唐時期的佛教從總體上看就是在帝王的這種叁教政策下時起時伏，不斷發展的。
隋唐時期佛教與儒、道兩家所形成的叁足鼎立之勢，爲叁教的融合提供了客觀條件，而叁教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因而都表現出了強烈的融合他人理論精華的主觀意向。從佛教方面看，隋唐時期出現的中國化的佛教各個宗派，都是在調和融合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基礎上創立的。這個時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傳統思想的同時都提出了叁教融合、叁教一致的觀點。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認爲，“釋宗以因果，老氏以虛無，仲尼以禮樂，沿淺以洎深，藉微而爲著，各適當時之器，相資爲美”(《北山錄》卷一)。比神清稍晚一些的名僧宗密也提出，“孔、老、釋迦，皆是至聖”，故“叁教皆可遵行”(《華嚴原人論》)。由于儒家的叁綱五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立國之本，因此，佛教對它的融合吸收和與之合流的趨勢在隋唐以後日益加強。當時社會上出現了許多中國人編的強調忠君孝親等中國封建倫理綱常的佛教經典，還出現了不少以孝而聞名的“孝僧”。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有一套適合中華民族心理、爲許多人熟悉和歡迎的宗教理論和修養方法，老莊道家的玄思和自然主義的生活態度也爲一部分土大夫所津津樂道，因而佛教對道家道教亦表示了足夠的重視。例如，天臺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人性論調和起來，天臺宗的先驅慧思還把道教長生不死的神仙思想納入佛教，發願先成神仙再成佛；華嚴宗人則不僅融合吸收儒、道的思想內容，而且還從理論上對調和叁教作出論證；禅宗更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將儒家的心性論、道家的自然論與佛教的基本思想融通爲一，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中國化的禅學理論和修行方式。隋唐時期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佛教宗派特別是天臺宗、華嚴宗和禅宗的創立和發展，以及各佛教宗派對儒道思想的自覺融合，標志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走向極盛，融合印度佛教和傳統儒道思想的中國化佛教基本成熟。
在儒佛道叁教融合的總趨勢下，隋唐時期的叁教之爭也有新的發展，佛道之間爲了政治地位的高低，經常就排列的先後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而儒家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也經常站在道教一邊，從國家經濟收人或封建倫理綱常的角度對佛教進行批判。叁教之間的爭論往往又與封建帝王對叁教的政策交織，因而促使武宗采取了大規模的滅佛措施，史稱“會昌法難”。這次滅佛，除了經濟與政治方面的主要原因之外，與武宗本人崇尚道教的成仙長生之術以及道士趙歸真、劉元靖等人的煽動也有直接的關系，因而它也是唐代佛道鬥爭的表現之一。武宗滅佛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摧毀了佛教所依賴的經濟基礎，而且大量經籍文書，特別是《華嚴經》和《法華經》的章疏，也由此而湮沒散失。從此，隨著唐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許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道之爭乃至儒佛道叁教之爭，也就不再像過去那麼激烈和頻繁了，佛教與儒道的關系也逐漸迎來了入宋以後以儒家爲主，佛道爲輔的叁教合一的新階段。
五、宋代以後
人宋以後，佛教雖然趨于衰微，但仍然有所發展，特別是它傳播的範圍和在中國民衆中的影響，都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它對社會生活和文化領域的…
《中國佛學精神的中土文化之根》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