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條是指做事時一種嚴肅、謹嚴的方法或態度，第二條是指忠實于理想、目標的獻身精神、獻身熱情。
叔父此處所示範的人生原則，涵義可謂是雙重的：這既是一種生活事業的原則，也是一種學問追求的原則。世間無論是成功的生活事業，還是成功的學問追求，都既離不開在方法、態度方面的嚴謹、嚴肅，也離不開在精神、心理方面的執著、熱情。歐陽昱生平行事，“無論細微，如獅博兔，必用全力”[20]，這正是以上兩條原則的體現。
歐陽日後曾把叔父的這次厲責，稱作生平所受的兩次“刺激”之一[21]，可以說，正是在歐陽最需要點醒的年齡，叔父給他恰當地點醒了人生成功的秘訣！
四、九江名士桂伯華
歐陽漸自六歲以後，即隨叔父攻讀。初習詩賦文章，繼習文字考據之學，進而治曾胡程朱諸家言[22]。詩賦文章屬辭章之學(文學)，文字考據屬考據之學(文字學，或稱“小學”)，曾胡程朱諸家言是理學思想系統，這是當時正統的義理之學(哲學，或稱“大學”)。辭章學、考據學、義理學，是傳統所謂“國學”的基本內涵，尤爲清人治學的必由途徑。這樣，經過叔父的精心努力，歐陽在傳統國學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很好的訓練。
光緒十六年(1890)，歐陽二十歲。這一年歐陽由家鄉宜黃來到南昌市，考入經訓書院。當時的南昌有叁大書院，一是豫章書院，二是甄得書院，其叁即經訓書院。經訓書院的課程以攻讀經史爲主，兼治由西洋傳入的格致、天算等新式學問。同治、光緒二朝洋務運動中盛行中體西用的社會思潮，經訓書院的課程設置，即是此一思潮的典型體現。歐陽弟子呂澄後來追述歐陽的這一段學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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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注。
21. 同上注。
22. 歐陽弟子王恩洋在＜追念親教大師＞中說：“師幼習文辭，次治漢學，進而治宋明理學，尤服膺陸王。是則世間叁學所謂辭章、考據、義理者，師皆備學無遺矣。”(《歐陽大師紀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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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幼而攻苦，精製藝，年二十入泮。薄舉業不爲，從叔宋卿公讀，由曾胡程朱諸家言，博涉經史，兼工天算，爲經訓書院高材生，時稱得風氣之先。[23]
經訓書院得了“風氣之先”，歐陽在經訓書院的所學，也得了“風氣之先”。
由閉塞的宜黃來到都市南昌，歐陽的周圍環境頓時一變。經訓書院實際上是當時江西具有新式思想的高等學府，歐陽得其陶鑄，其視野、心胸以及思想，也自然要發生巨大的變化了。
在經訓書院的幾年，歐陽最大的收獲，是認識了名士桂伯華，二人之間結成了深厚的情誼。桂伯華名念祖，江西九江人[24]。伯華的父親丹嚴公是九江鄉間一個普通的秀才，家境甚爲困頓。伯華天資聰穎，奮發上進，先後就讀南昌叁大書院，以優異的學績被聘爲書院的山長。桂伯華學宗顧亭林，詩宗李、杜，解經主今文家言，政治上主張維新變法，是當時江西頗具新式思想的名士。歐陽在＜桂伯華行述＞一文中，對伯華的人品、事業，有這樣一段評價文字：
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無一廛之居、一瓶之粟，父母、兄弟、親戚所資以事蓄者，不下十余人，乃不以奪其志、廢其學，意之所至，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夷狄，名傾海內外，焰然不自足，晚近中有是人乎？其諸九江桂念祖伯華是欤？[25]
從歐陽這段評價可以看出，伯華雖身處困頓之中，但是卻不廢于家于國的責任，這是一個典型士君子的形像。伯華生于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長歐陽整整十歲，歐陽就讀經訓書院時，伯華已經在讀書界具有相當的名氣。在南昌，伯華身邊逐漸聚集了一批優秀的年輕人。他們當中，有豐城人黎端甫、南昌人梅光羲(1880-1947)、臨川人李證剛(1881-195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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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呂澄《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
24. 有關桂伯華的生平可以參考下述資料：(1)歐陽漸＜桂伯華行述＞(《竟無詩文》)；(2)楊文會＜致李小芸書＞(《楊仁山居士遺書》)；(3)于淩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佛教江西“叁傑”之首的桂伯華》等。
25. 歐陽漸＜桂伯華行述＞(《竟無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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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歐陽來說，伯華身上既有他所熟悉的叔父的影子，又有新式思想難以抗拒的誘惑力，從歐陽對桂伯華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對伯華的尊重、敬意，也可以想像出他受伯華的影響之深！
清廷甲午之戰的失敗，深深刺激了這些讀書的年輕人，引起讀書人思想的分流。此後，伯華追隨康、梁，積極從事維新變法的宣傳工作，後赴上海主筆滬萃報館。梁啓超離開湖南時，曾舉薦伯華接替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一職，伯華一時成了思想界一顆耀眼的新星！
歐陽則對清廷的失敗，作出了另外一種估價。呂澄的記載是：“中東之仗既作，國事日非，師慨雜學無濟，專治陸王，欲以補救時弊。[26]”呂澄氏這段記載過于簡略，但是可以據之大體上推測出歐陽思想上的變化。甲午戰前，歐陽治程朱義理之學，兼習新式的西學，這是同光年間中體西用的典型思想模式。現在歐陽則把以前所學的一套，感慨地貶著“雜學”。他感慨這些“雜學”無濟于世，所以把目光投向敊父從未講過，在經訓書院也未教授過的新思想──陸王之學。從此以後的四、五年裏，歐陽致力于陸王之學的研究。
從歐陽以後思想發展的曆程來看，歐陽此時思想上的劇烈變化，並不是對于中體西用的模式發生了懷疑。歐陽所懷疑的是程朱理學的權威和價值，歐陽思想的發展到了這樣一步：他需要一種新的能夠滿足他的義理之學，需要一種能夠“補救時弊”的新理學。
1898年慈禧發動政變，她迅速處死了參與維新變法的“戊戌六君子”，朝廷在全國範圍內緝捕支持變法的“康黨”。桂伯華不得不由上海潛回家鄉。在此之前，佛教居士楊文會創立的金陵刻經處，在社會上，在讀書界，已經有了相當長時間的影響。具有新式思想的維新名士，大都對佛學抱著同情和理解的態度，這在當時的思想界，可謂是一種新風氣。桂伯華在上海，不可能不接觸這種風氣，不可能不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27]。伯華在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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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呂澄《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
27. 梁啓超業已指出今文學家及新學家與佛學的關系。梁氏說：“龔自珍受佛學于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薩戒，易名承貫，著《無量壽經會譯》等書。龔魏爲今文學家所推獎，故金文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佐曾國藩幕府，複曾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爲事。至宣統叁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啓超。啓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佛教。康有爲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今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見《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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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居的這一時期，思想開始歸向佛法，不久，他親赴南京，從楊文會居士問學。在文會門下，繼譚嗣同之後，伯華成爲新學家中第二個登堂入室的著名弟子。
伯華是一個性情敏感的人，又是一個思想徹底的人。他在對文會個人，以及文會傳播的新信仰，獲得一定的認識後，他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以他的新信仰感化其家人。伯華的父母、兄弟、姊妹，從此都食素、持念佛號，閱讀佛經。
伯華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向他在江西的這些年輕朋友，熱情地宣傳文會，宣傳他的新信仰。伯華的氣質、人品，他的學養、才識，以及他的經曆和事業，使他在江西的讀書士子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力量。這些年輕人以伯華作爲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伯華現在歸向了佛教，大家也自然對佛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久，黎端甫、李澹如、梅光羲、李證剛等一批年輕人，都紛紛歸向楊文會，他們都成爲文會的入室弟子。這批來自江西的品學兼優的佛教居士，日後都將成爲民國居士佛教的中堅分子。
如果說，楊文會是中國近世佛教中首開新風氣的人物，那末，桂伯華便是使這種新風氣最先在江西結出碩果的人。
現存《楊仁山居士遺書》中，存有伯華致文會的一封信。信中寫到：
江西僻處蠻荒，聞法較晚，然發心向道者，時時有之。近世浮慕佛名，且以己意或世間法附會經義，亦不乏人，惟李澹緣與其叔澄宇及黎端甫，又九江城內一少年徐子鴻者，宿根最深。若有大善知識如父子者，時時開示之，策勵之，紹隆叁寶，未嘗不在是人。惜緣分淺薄，挂礙辄多些，即賜函中言“澹緣若來金陵可暢談一切”者，此事亦大非易。緣其尊人邪見甚深，彼家近在城中，而書疏往返，必由某處轉達者，亦以其父子異性，多所妨礙故也。今若無故而來金陵，其父必大詫，以爲怪事。如求如願，勢必假借一事，乃可起身。此非旦夕所能，須緩緩謀之。娑婆濁世，生此者，皆障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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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信然。[28]
桂伯華在江西遇到種種的困難，舉其要者：(一)在科舉時代，公開宣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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