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条是指做事时一种严肃、谨严的方法或态度，第二条是指忠实于理想、目标的献身精神、献身热情。
叔父此处所示范的人生原则，涵义可谓是双重的：这既是一种生活事业的原则，也是一种学问追求的原则。世间无论是成功的生活事业，还是成功的学问追求，都既离不开在方法、态度方面的严谨、严肃，也离不开在精神、心理方面的执着、热情。欧阳昱生平行事，“无论细微，如狮博兔，必用全力”[20]，这正是以上两条原则的体现。
欧阳日后曾把叔父的这次厉责，称作生平所受的两次“刺激”之一[21]，可以说，正是在欧阳最需要点醒的年龄，叔父给他恰当地点醒了人生成功的秘诀！
四、九江名士桂伯华
欧阳渐自六岁以后，即随叔父攻读。初习诗赋文章，继习文字考据之学，进而治曾胡程朱诸家言[22]。诗赋文章属辞章之学(文学)，文字考据属考据之学(文字学，或称“小学”)，曾胡程朱诸家言是理学思想系统，这是当时正统的义理之学(哲学，或称“大学”)。辞章学、考据学、义理学，是传统所谓“国学”的基本内涵，尤为清人治学的必由途径。这样，经过叔父的精心努力，欧阳在传统国学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光绪十六年(1890)，欧阳二十岁。这一年欧阳由家乡宜黄来到南昌市，考入经训书院。当时的南昌有三大书院，一是豫章书院，二是甄得书院，其三即经训书院。经训书院的课程以攻读经史为主，兼治由西洋传入的格致、天算等新式学问。同治、光绪二朝洋务运动中盛行中体西用的社会思潮，经训书院的课程设置，即是此一思潮的典型体现。欧阳弟子吕澄后来追述欧阳的这一段学历说：
--------------------------------------------------------------------------------
20. 同上注。
21. 同上注。
22. 欧阳弟子王恩洋在＜追念亲教大师＞中说：“师幼习文辞，次治汉学，进而治宋明理学，尤服膺陆王。是则世间三学所谓辞章、考据、义理者，师皆备学无遗矣。”(《欧阳大师纪念刊》)
页151
师幼而攻苦，精制艺，年二十入泮。薄举业不为，从叔宋卿公读，由曾胡程朱诸家言，博涉经史，兼工天算，为经训书院高材生，时称得风气之先。[23]
经训书院得了“风气之先”，欧阳在经训书院的所学，也得了“风气之先”。
由闭塞的宜黄来到都市南昌，欧阳的周围环境顿时一变。经训书院实际上是当时江西具有新式思想的高等学府，欧阳得其陶铸，其视野、心胸以及思想，也自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了。
在经训书院的几年，欧阳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名士桂伯华，二人之间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桂伯华名念祖，江西九江人[24]。伯华的父亲丹严公是九江乡间一个普通的秀才，家境甚为困顿。伯华天资聪颖，奋发上进，先后就读南昌三大书院，以优异的学绩被聘为书院的山长。桂伯华学宗顾亭林，诗宗李、杜，解经主今文家言，政治上主张维新变法，是当时江西颇具新式思想的名士。欧阳在＜桂伯华行述＞一文中，对伯华的人品、事业，有这样一段评价文字：
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无一廛之居、一瓶之粟，父母、兄弟、亲戚所资以事蓄者，不下十余人，乃不以夺其志、废其学，意之所至，无富贵、贫贱、威武、患难、夷狄，名倾海内外，焰然不自足，晚近中有是人乎？其诸九江桂念祖伯华是欤？[25]
从欧阳这段评价可以看出，伯华虽身处困顿之中，但是却不废于家于国的责任，这是一个典型士君子的形像。伯华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长欧阳整整十岁，欧阳就读经训书院时，伯华已经在读书界具有相当的名气。在南昌，伯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丰城人黎端甫、南昌人梅光羲(1880-1947)、临川人李证刚(1881-1952)，等等。
--------------------------------------------------------------------------------
23. 吕澄《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24. 有关桂伯华的生平可以参考下述资料：(1)欧阳渐＜桂伯华行述＞(《竟无诗文》)；(2)杨文会＜致李小芸书＞(《杨仁山居士遗书》)；(3)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佛教江西“三杰”之首的桂伯华》等。
25. 欧阳渐＜桂伯华行述＞(《竟无诗文》)。
页152
对于欧阳来说，伯华身上既有他所熟悉的叔父的影子，又有新式思想难以抗拒的诱惑力，从欧阳对桂伯华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伯华的尊重、敬意，也可以想像出他受伯华的影响之深！
清廷甲午之战的失败，深深刺激了这些读书的年轻人，引起读书人思想的分流。此后，伯华追随康、梁，积极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工作，后赴上海主笔沪萃报馆。梁启超离开湖南时，曾举荐伯华接替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伯华一时成了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欧阳则对清廷的失败，作出了另外一种估价。吕澄的记载是：“中东之仗既作，国事日非，师慨杂学无济，专治陆王，欲以补救时弊。[26]”吕澄氏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是可以据之大体上推测出欧阳思想上的变化。甲午战前，欧阳治程朱义理之学，兼习新式的西学，这是同光年间中体西用的典型思想模式。现在欧阳则把以前所学的一套，感慨地贬着“杂学”。他感慨这些“杂学”无济于世，所以把目光投向敊父从未讲过，在经训书院也未教授过的新思想──陆王之学。从此以后的四、五年里，欧阳致力于陆王之学的研究。
从欧阳以后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欧阳此时思想上的剧烈变化，并不是对于中体西用的模式发生了怀疑。欧阳所怀疑的是程朱理学的权威和价值，欧阳思想的发展到了这样一步：他需要一种新的能够满足他的义理之学，需要一种能够“补救时弊”的新理学。
1898年慈禧发动政变，她迅速处死了参与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朝廷在全国范围内缉捕支持变法的“康党”。桂伯华不得不由上海潜回家乡。在此之前，佛教居士杨文会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在社会上，在读书界，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影响。具有新式思想的维新名士，大都对佛学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是一种新风气。桂伯华在上海，不可能不接触这种风气，不可能不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27]。伯华在乡间
--------------------------------------------------------------------------------
26. 吕澄《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27. 梁启超业已指出今文学家及新学家与佛学的关系。梁氏说：“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着《无量寿经会译》等书。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金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佐曾国藩幕府，复曾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着《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着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着述。故晚清所谓今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1页。
页153
匿居的这一时期，思想开始归向佛法，不久，他亲赴南京，从杨文会居士问学。在文会门下，继谭嗣同之后，伯华成为新学家中第二个登堂入室的着名弟子。
伯华是一个性情敏感的人，又是一个思想彻底的人。他在对文会个人，以及文会传播的新信仰，获得一定的认识后，他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以他的新信仰感化其家人。伯华的父母、兄弟、姊妹，从此都食素、持念佛号，阅读佛经。
伯华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向他在江西的这些年轻朋友，热情地宣传文会，宣传他的新信仰。伯华的气质、人品，他的学养、才识，以及他的经历和事业，使他在江西的读书士子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量。这些年轻人以伯华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伯华现在归向了佛教，大家也自然对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黎端甫、李澹如、梅光羲、李证刚等一批年轻人，都纷纷归向杨文会，他们都成为文会的入室弟子。这批来自江西的品学兼优的佛教居士，日后都将成为民国居士佛教的中坚分子。
如果说，杨文会是中国近世佛教中首开新风气的人物，那末，桂伯华便是使这种新风气最先在江西结出硕果的人。
现存《杨仁山居士遗书》中，存有伯华致文会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江西僻处蛮荒，闻法较晚，然发心向道者，时时有之。近世浮慕佛名，且以己意或世间法附会经义，亦不乏人，惟李澹缘与其叔澄宇及黎端甫，又九江城内一少年徐子鸿者，宿根最深。若有大善知识如父子者，时时开示之，策励之，绍隆三宝，未尝不在是人。惜缘分浅薄，挂碍辄多些，即赐函中言“澹缘若来金陵可畅谈一切”者，此事亦大非易。缘其尊人邪见甚深，彼家近在城中，而书疏往返，必由某处转达者，亦以其父子异性，多所妨碍故也。今若无故而来金陵，其父必大诧，以为怪事。如求如愿，势必假借一事，乃可起身。此非旦夕所能，须缓缓谋之。娑婆浊世，生此者，皆障深业
页154
重，信然。[28]
桂伯华在江西遇到种种的困难，举其要者：(一)在科举时代，公开宣传佛…
《欧阳竟无先生的生平、事业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质》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