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是一件触犯忌讳的事情，这在思想上，意谓着要放弃对于程朱理学的合法性信仰，而接受被程朱极力排摒的异端邪说，伯华信中所谓李澹如之父“邪见甚深”，指的即是这样一种阻力[29]；(二)江西曾经是禅宗思想和陆王心学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在近代，由于地处偏僻，文化比较落后，江西并不是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地方，也不是新旧思想激烈争斗的地方，所以新思想的宣传不易展开。如果不是伯华的努力，如果不是伯华的特殊个性，杨文会所开创新的学佛风气，本无必然的理由要在江西开花结实！

　　从甲午战争到维新运动的这段时间，欧阳正醉心于陆王心学的参究。伯华回到江西后，同黎、梅、李等几位南昌朋友一样，欧阳也受到桂伯华新思想、新情绪的感染和影响。但是，似乎和黎、梅等人不一样，欧阳没有立刻接受伯华的宣传。内中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

　　第一，桂伯华此时所宣传的佛教，是以《大乘起信论》及《楞严经》为中心的佛学体系，这是中国传统的佛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同中国儒家心学一系，关系和渊源十分深厚。而欧阳此阶段正对陆王心学，有极深的敬意和研究，这样，对于欧阳来说，一接触伯华传来的佛教的信息，一个自然而然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必然是：心学和佛学，究竟孰优孰劣？

　　第二，不可或忘的是，欧阳来自一个曾经极富上进意识，及仕途理想的家族，这个家族在传统“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但是经过三、四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他们心理上正统思想、正统观念的累积，自然已经十分深厚，要想一夜之间放弃这些正统思想、正统观念，无疑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由于个人的天赋，家庭背景的影响，加上叔父的有意培养，桂伯华人格魅力的无意滋润，欧阳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内向型个性，沉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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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桂伯华致杨文会信，载于《杨仁山居士遗书》。

　　29. 欧阳渐在＜桂伯华行述＞中说：“科举时，谈佛，大忌也，而伯华昌言之。先辈、同辈交相斥为怪物，不稍动。”另外，欧阳渐所作的《竟无小品》中，亦述及这种阻力：“于时学风简陋，斥佛异端。伯华哓音瘏口，如常不轻，不避辱詈。洪贞一儒者戒予：如延伯华来，当撕其扇，唾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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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独立无羁，绝不人云亦云。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改变信仰的问题是尤其严重的，如果要接受佛教，则必须对于佛家的学说，先求得究竟的、彻底的了解！

　　第四，自1897年兄长欧阳滉逝世之后，欧阳渐成了仲孙公唯一尚存的儿子，家庭生活的压力，以及对于家庭的责任意识，都骤然间加重起。生活上这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对于人的折磨是沉重的，欧阳精神于面的生长，一时受到现实的压抑。这也是妨碍欧阳立刻接受佛教的原因！

　　根据欧阳的记述，我们知道，欧阳曾顶住地方上的压力，把桂伯华请到他的家乡。这两个有着同样坚定个性的朋友，一人持佛学，一人持心学，双方开始了心学与佛学是非、优劣的辩论。伯华谈锋雄健，而且情真意切，但是他未能立刻说服欧阳。在辩论结束时，伯华把《大乘起信论》及《楞严经》二书送给欧阳，劝导欧阳：“姑置床头，作引睡书读，何如？[30]”结果，桂伯华放在欧阳床头的两部佛书，成了欧阳的佛学入门读物。

　　1899年之后的某一天，欧阳随伯华去访问云照律师。欧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予与桂伯华谒云照律师，不遇，遇其像，予亦不经意。伯华忽委身扑地，如泰山崩，予慢性之盘结于衷而不可解者不觉受其摧动，随彼身而降，清凉冰释贴然而拜，自此数十年待人接物不敢庞然自大也。[31]

　　此次访问云照律师，欧阳受到伯华极大的感动。欧阳日后把此次受到的感动，称为生平所受的第二次“刺激”。欧阳情绪上的这种变化，说明伯华在他身上的努力，已经开始生效。欧阳精神上的生长，已经有了内在的突破，他向佛教信仰，向新信仰的开创者杨文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五、“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杨文会

　　在和桂伯华进行佛学、心学是非优劣的争辩不久，欧阳开始阅读伯华留下的《起信论》及《楞严经》。从这时起，欧阳一边研究佛教的经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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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欧阳渐＜桂伯华行述＞。

　　3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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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在伯华的引导下，四处求师友访道。桂伯华的热烈宣传，以及伯华个人的人品示范，使得欧阳的心目中，对“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32]”的杨文会，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是，欧阳并没有立刻向文会请教有关佛教的问题，也没有立刻想方设法前去金陵拜谒。从那时起到1904年欧阳首次拜见仁山居士，中间还有三、四年的时间。

　　清季，中国佛教由持续二百多年的衰弊，开始呈现复兴和振兴的趋势。这种佛教振兴的思潮，由清中叶着名佛教居士彭绍升、罗有高、汪大绅等人发端，其后经过今文学者龚自珍、魏源等思想界人士的推波助澜，渐渐在读书界、思想界产生影响。但是真正把这一佛教振兴的趋势，引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及广度，且以全部热情和精力献身于这一佛教振兴事业，从而把佛教的振兴趋势，转化为一种引人夺目的时代思潮的，则是出身于安徽石埭的杨文会居士(1837-1911)。

　　清同治丙寅年(1866)，因为有感于经过太平天国的破坏，搜求、研读佛教经籍极为不便，杨文会和王梅叔、魏刚己、曹镜初等佛教同志，在金陵创设了佛教刻经处。此后数十年，杨文会一直投身于佛教经典的刻印、流通，佛教人才的培养、引导等佛教振兴事业。1908年冬，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了祗洹精舍，1910年又在刻经处设立佛学研究会，开现代佛教教育及佛学研究的先河。杨氏创办的祗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为其后一系列具有现代色彩的佛学教育机构及佛学研究机构，奠定了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的大致范型。

　　由于杨氏在清季佛教振兴事业中的威望和贡献，他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33]。当代佛教史家蓝吉富列举了杨文会为振兴佛教的三大贡献：一为佛教教育的革新；二为佛教经论的流通；三为佛教人材的培养。蓝氏认为：“促使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人当然很多，但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人物，则是石埭杨文会仁山先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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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见李澹缘致杨文会的书信，原文如下：“屡闻桂伯华言及先生理解圆融，导引恳切，为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澹缘此信收入杨仁山着《等不等观杂录》卷六＜与李澹缘书一＞中。

　　33.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Hoimes Welch的评价，转引自江灿腾着《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第408页。

　　34. 蓝吉富＜杨仁山与现代中国佛教＞，转引自江灿腾着《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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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样一位大家公认的佛学佛学导师，欧阳没有立刻表示亲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欧阳家族的数代祖先，虽然在仕途升进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欧阳本人也因为叔父的影响，自青少年时期即“薄举业不为”，但这并不表示欧阳根本不考虑科举和仕途的问题。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一般人如果想彻底超越科举仕进之路，是不太容易的。更何况欧阳自幼失怙，在寡母的抚育下长大，母亲王氏唯一的希望，便是梦想儿子能够在科举上讨一个好的出身，实现宜黄欧阳家列祖列宗的最大心愿！欧阳显然既不能违拗慈母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思，也不能随便应付母亲，既告了事！

　　其二，同桂伯华、黎端甫、梅光羲等人不同，欧阳在接触杨文会居士提倡的《起信》佛学系统之前，已经浸淫于理学、心学达十年之久。尤其在最近的五年里，欧阳更是深深敬佩陆王的心学，以之作为“救治世病”的良药。欧阳在一接触《起信》佛学时，就已经感觉到此一佛学思想系统与理学、心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起信》立唯一绝对常恒明净的真心，作为“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心学以无善无恶明净清澈的真心作为宇宙的本体；《起信》以一心开出真如门、生灭门二门，以为本来一心忽然不觉而有无明，理学也从一理开出理、气二门，以为本然一理而自然生气。凡此等等，都透露出《起信》系统的佛学，与本土思想之间，似乎存有某种不可忽视的渊源！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阳对于《起信》佛学与本土思想的这种相似，颇感苦恼。在一方面，欧阳通过阅读、研究《起信》、《楞严》，发现《起信》系统的佛学较之理学、心学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起信》解决了欧阳极感苦恼的一个问题，即生死的起源问题[35]。另一方面，《起信》佛学思想在此方面的优胜，并不能掩盖它的根本不足：它和理学心学等中国思想系统，在许多根本的观念上难以区别，再加上佛教在应付世事及时事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缺陷，这样，佛学思想系统的优势又很容易被抵销掉，在已经有了理学心学之后，佛学的存在究竟有何必要呢？

　　对《起信》佛学与本土思想之间某种亲缘关系的直觉，以及在两种思想系统价值优劣方面的抉择，是欧阳三十岁之后数年里思想上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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