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是一件觸犯忌諱的事情，這在思想上，意謂著要放棄對于程朱理學的合法性信仰，而接受被程朱極力排摒的異端邪說，伯華信中所謂李澹如之父“邪見甚深”，指的即是這樣一種阻力[29]；(二)江西曾經是禅宗思想和陸王心學的一個發源地，但是在近代，由于地處偏僻，文化比較落後，江西並不是各種新思潮風起雲湧的地方，也不是新舊思想激烈爭鬥的地方，所以新思想的宣傳不易展開。如果不是伯華的努力，如果不是伯華的特殊個性，楊文會所開創新的學佛風氣，本無必然的理由要在江西開花結實！

　　從甲午戰爭到維新運動的這段時間，歐陽正醉心于陸王心學的參究。伯華回到江西後，同黎、梅、李等幾位南昌朋友一樣，歐陽也受到桂伯華新思想、新情緒的感染和影響。但是，似乎和黎、梅等人不一樣，歐陽沒有立刻接受伯華的宣傳。內中原因可能有這樣幾點：

　　第一，桂伯華此時所宣傳的佛教，是以《大乘起信論》及《楞嚴經》爲中心的佛學體系，這是中國傳統的佛學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同中國儒家心學一系，關系和淵源十分深厚。而歐陽此階段正對陸王心學，有極深的敬意和研究，這樣，對于歐陽來說，一接觸伯華傳來的佛教的信息，一個自然而然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必然是：心學和佛學，究竟孰優孰劣？

　　第二，不可或忘的是，歐陽來自一個曾經極富上進意識，及仕途理想的家族，這個家族在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但是經過叁、四代人持續不懈的努力，他們心理上正統思想、正統觀念的累積，自然已經十分深厚，要想一夜之間放棄這些正統思想、正統觀念，無疑是不大可能的。

　　第叁，由于個人的天賦，家庭背景的影響，加上叔父的有意培養，桂伯華人格魅力的無意滋潤，歐陽業已形成自己獨特的內向型個性，沈穩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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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桂伯華致楊文會信，載于《楊仁山居士遺書》。

　　29. 歐陽漸在＜桂伯華行述＞中說：“科舉時，談佛，大忌也，而伯華昌言之。先輩、同輩交相斥爲怪物，不稍動。”另外，歐陽漸所作的《竟無小品》中，亦述及這種阻力：“于時學風簡陋，斥佛異端。伯華哓音瘏口，如常不輕，不避辱詈。洪貞一儒者戒予：如延伯華來，當撕其扇，唾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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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獨立無羁，絕不人雲亦雲。對于這樣的人來說，改變信仰的問題是尤其嚴重的，如果要接受佛教，則必須對于佛家的學說，先求得究竟的、徹底的了解！

　　第四，自1897年兄長歐陽滉逝世之後，歐陽漸成了仲孫公唯一尚存的兒子，家庭生活的壓力，以及對于家庭的責任意識，都驟然間加重起。生活上這種實實在在的壓力，對于人的折磨是沈重的，歐陽精神于面的生長，一時受到現實的壓抑。這也是妨礙歐陽立刻接受佛教的原因！

　　根據歐陽的記述，我們知道，歐陽曾頂住地方上的壓力，把桂伯華請到他的家鄉。這兩個有著同樣堅定個性的朋友，一人持佛學，一人持心學，雙方開始了心學與佛學是非、優劣的辯論。伯華談鋒雄健，而且情真意切，但是他未能立刻說服歐陽。在辯論結束時，伯華把《大乘起信論》及《楞嚴經》二書送給歐陽，勸導歐陽：“姑置床頭，作引睡書讀，何如？[30]”結果，桂伯華放在歐陽床頭的兩部佛書，成了歐陽的佛學入門讀物。

　　1899年之後的某一天，歐陽隨伯華去訪問雲照律師。歐陽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

　　予與桂伯華谒雲照律師，不遇，遇其像，予亦不經意。伯華忽委身撲地，如泰山崩，予慢性之盤結于衷而不可解者不覺受其摧動，隨彼身而降，清涼冰釋貼然而拜，自此數十年待人接物不敢龐然自大也。[31]

　　此次訪問雲照律師，歐陽受到伯華極大的感動。歐陽日後把此次受到的感動，稱爲生平所受的第二次“刺激”。歐陽情緒上的這種變化，說明伯華在他身上的努力，已經開始生效。歐陽精神上的生長，已經有了內在的突破，他向佛教信仰，向新信仰的開創者楊文會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五、“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楊文會

　　在和桂伯華進行佛學、心學是非優劣的爭辯不久，歐陽開始閱讀伯華留下的《起信論》及《楞嚴經》。從這時起，歐陽一邊研究佛教的經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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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歐陽漸＜桂伯華行述＞。

　　3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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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在伯華的引導下，四處求師友訪道。桂伯華的熱烈宣傳，以及伯華個人的人品示範，使得歐陽的心目中，對“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32]”的楊文會，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但是，歐陽並沒有立刻向文會請教有關佛教的問題，也沒有立刻想方設法前去金陵拜谒。從那時起到1904年歐陽首次拜見仁山居士，中間還有叁、四年的時間。

　　清季，中國佛教由持續二百多年的衰弊，開始呈現複興和振興的趨勢。這種佛教振興的思潮，由清中葉著名佛教居士彭紹升、羅有高、汪大紳等人發端，其後經過今文學者龔自珍、魏源等思想界人士的推波助瀾，漸漸在讀書界、思想界産生影響。但是真正把這一佛教振興的趨勢，引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及廣度，且以全部熱情和精力獻身于這一佛教振興事業，從而把佛教的振興趨勢，轉化爲一種引人奪目的時代思潮的，則是出身于安徽石埭的楊文會居士(1837-1911)。

　　清同治丙寅年(1866)，因爲有感于經過太平天國的破壞，搜求、研讀佛教經籍極爲不便，楊文會和王梅叔、魏剛己、曹鏡初等佛教同志，在金陵創設了佛教刻經處。此後數十年，楊文會一直投身于佛教經典的刻印、流通，佛教人才的培養、引導等佛教振興事業。1908年冬，楊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創辦了祗洹精舍，1910年又在刻經處設立佛學研究會，開現代佛教教育及佛學研究的先河。楊氏創辦的祗洹精舍及佛學研究會，爲其後一系列具有現代色彩的佛學教育機構及佛學研究機構，奠定了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實踐的大致範型。

　　由于楊氏在清季佛教振興事業中的威望和貢獻，他被後來的研究者譽爲“中國佛教複興之父”[33]。當代佛教史家藍吉富列舉了楊文會爲振興佛教的叁大貢獻：一爲佛教教育的革新；二爲佛教經論的流通；叁爲佛教人材的培養。藍氏認爲：“促使現代中國佛教複興運動的人當然很多，但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則是石埭楊文會仁山先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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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見李澹緣致楊文會的書信，原文如下：“屢聞桂伯華言及先生理解圓融，導引懇切，爲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澹緣此信收入楊仁山著《等不等觀雜錄》卷六＜與李澹緣書一＞中。

　　33.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 Hoimes Welch的評價，轉引自江燦騰著《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辯與發展》，第408頁。

　　34. 藍吉富＜楊仁山與現代中國佛教＞，轉引自江燦騰著《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辯與發展》，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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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這樣一位大家公認的佛學佛學導師，歐陽沒有立刻表示親近，這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歐陽家族的數代祖先，雖然在仕途升進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歐陽本人也因爲叔父的影響，自青少年時期即“薄舉業不爲”，但這並不表示歐陽根本不考慮科舉和仕途的問題。在當時的背景之下，一般人如果想徹底超越科舉仕進之路，是不太容易的。更何況歐陽自幼失怙，在寡母的撫育下長大，母親王氏唯一的希望，便是夢想兒子能夠在科舉上討一個好的出身，實現宜黃歐陽家列祖列宗的最大心願！歐陽顯然既不能違拗慈母這種望子成龍的心思，也不能隨便應付母親，既告了事！

　　其二，同桂伯華、黎端甫、梅光羲等人不同，歐陽在接觸楊文會居士提倡的《起信》佛學系統之前，已經浸淫于理學、心學達十年之久。尤其在最近的五年裏，歐陽更是深深敬佩陸王的心學，以之作爲“救治世病”的良藥。歐陽在一接觸《起信》佛學時，就已經感覺到此一佛學思想系統與理學、心學之間，存在著某種親緣關系。《起信》立唯一絕對常恒明淨的真心，作爲“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心學以無善無惡明淨清澈的真心作爲宇宙的本體；《起信》以一心開出真如門、生滅門二門，以爲本來一心忽然不覺而有無明，理學也從一理開出理、氣二門，以爲本然一理而自然生氣。凡此等等，都透露出《起信》系統的佛學，與本土思想之間，似乎存有某種不可忽視的淵源！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歐陽對于《起信》佛學與本土思想的這種相似，頗感苦惱。在一方面，歐陽通過閱讀、研究《起信》、《楞嚴》，發現《起信》系統的佛學較之理學、心學的一個明顯優勢，在于《起信》解決了歐陽極感苦惱的一個問題，即生死的起源問題[35]。另一方面，《起信》佛學思想在此方面的優勝，並不能掩蓋它的根本不足：它和理學心學等中國思想系統，在許多根本的觀念上難以區別，再加上佛教在應付世事及時事方面，有著根深蒂固的缺陷，這樣，佛學思想系統的優勢又很容易被抵銷掉，在已經有了理學心學之後，佛學的存在究竟有何必要呢？

　　對《起信》佛學與本土思想之間某種親緣關系的直覺，以及在兩種思想系統價值優劣方面的抉擇，是歐陽叁十歲之後數年裏思想上的重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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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竟無先生的生平、事業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質》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