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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原人論 題解

  題解

  《原人論》,唐釋宗密撰。宗密,生于公元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殁于公元八四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俗家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縣)人。由于他晚年長期住在陝西終南山草堂寺南圭峰,因此學者又稱他爲圭峰大師。

  宗密出生于富裕家庭,據有關碑、傳記載稱:「大師本豪盛」[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碑》。],「家本豪盛」[注釋:語出《宋高僧傳·宗密傳》。];又說他「家世業儒」[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看來他家庭雖然富有,但並非地方豪霸,亦非功勳貴族,而是世代讀儒書的平民。正是在這樣環境的薰陶下,說到他「髫龀時精通儒學」[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或稱是「少通儒書」[注釋:語出《宋高僧傳·宗密傳》。]。他寫的自敘也說「髫專魯诰」[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本序》。],在給澄觀的信中還自稱「自髫龀泊弱冠」,「詩書是業」[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這裏「髫」指兒童的發型,從童年到弱冠,大約是從六、七歲到十六、七歲之間。在這段期間,他是專心熟讀儒家經典,可能還准備參加科舉考試,這是當時一般讀書人的出路。)

  但是密宗在修習儒書的過程中,不滿足于只是誦讀儒家經傳的詞句。由于唐朝的科舉考試,要求考生背誦經書的條文。如考試方式中有一項爲帖經,將經文左右內容掩蓋,露出中間一行,再裁紙爲貼,即將這一行中用紙隨意貼掉幾個字,要求考生說出來。這種考試方式,考生除死記硬背外,連經義也不一定理解,更談不上通經致用了。(另外唐朝的科舉製度,考生分生徒和鄉貢兩類。生徒是在校學生,可以直接參加考試;宗密非在校學生,作爲鄉貢就要先向當地州、縣報名,經考查合格,再舉送朝廷。)這種製度,使宗密大爲不滿,所謂「欲于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注釋:語出《宋高僧傳·宗密傳》。]。本來以他的才情,是可以到社會上爲民造福,但參加科舉考試卻要受製于地方「計吏」的推舉,因而挫傷了他進入仕途的積極性。

  密宗少年時已經是個聰明好學的人,他讀書並不專爲求得功名富貴,同時對現實的人生也開始進行思考。他曾自稱是「好道而不好藝」[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道」是對宇宙人生規律性的理解,是最高的智慧;而「藝」則是可供操作的技能,只是一些具體的智識。宗密雖然說過,「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他對自己的儒學生涯,一方面承認是「遊藝」,即遊回在各種技藝之中;另方面亦力圖從「道」的理解來指導「藝」。但當時從他的學力來說,對解決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所謂「道」,他的認識還是不清楚的。比如宇宙間萬物如何産生?現實人生爲什麼有貧富貴賤、賢愚善惡、生死壽夭?人之生從何而來,人死後如何歸宿?探尋這些問題,儒學中並非完全沒有答案,但要在心靈的歸屬上尋求慰藉,這是入世的儒家難以滿足的,只有在宗教方面才有希望得到解決。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宗密在儒學中找不到心靈的歸宿,「是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雖然將讀詩書作爲專門業務,而心中卻感到彷徨無計,這就使他對儒學産生懷疑。所以他雖在「髫龀時精通儒學」,但到「弱冠」成年後,卻開始「聽習經論,止葷茹,親禅德」[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即對佛教有所接觸。他既去聽佛經的宣講,同時遵從佛教素食的生活方式,並對佛教教義作理論研究。他接觸佛教也是從淺入深,初時對因果報應論比較欣賞,「決知業緣之報,如影響應乎形聲」[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這段期間據宗密自述:「余先于大、小乘法相教中,發心學習數年。」[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釋義鈔》。]他這裏涉及到講業報的人天教及小乘、大乘法相教等教義。但由于缺乏名師指點,故仍未解決心中的疑難,所謂「無量疑情,求決不得」[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因而「惑情宛在」[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後來宗密說到這個時期學習儒、佛兩家教義的情況,是「俱溺荃蹄,唯味糟粕」[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本序》。],只懂得一些粗淺的皮毛,因而不免感到失望。

  宗密成年後初步學佛,感到收獲不大,于是又想轉歸儒學。爲了能直接從學校赴考,他就到遂州(今四川遂甯縣)義學院學習,「將赴貢舉」[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即准備參加科舉考試,這一年他是二十叁歲。據宗密自敘,謂:「二十叁又卻全功,專于儒學,乃至二十五歲過禅門。」[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釋義鈔》。]這裏講「過禅門」,指從道圓禅師出家,但時間與兩篇傳記有出入。據《宗密傳》稱:「元和二年,偶谒道圓禅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其削染受教。」《五祖圭峰大師傳》則稱:「憲宗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值遂州大雲寺道圓禅師法席,問法契心,如針芥相投,遂求披剃,時年二十七也。」兩處記載年份相同,但推算年齡,既非二十五、也非二十七,而應該是二十八歲。

  不過年歲記載雖是有些出入,而宗密隨道圓出家事卻幾處所述相同。當時他正在遂州義學院讀書,准備應考,適逢道圓禅師到遂州開設道場,宣講佛法。宗密當時思想正在遊移不定,得到消息後就去參加聽講。因這次見道圓是偶然機會,所以兩傳說是「偶值」、「偶谒」。可能他聽講時提出問題,而道圓卻「未與語」[注釋:語出《宋高僧傳·宗密傳》。],沒有給以回答。但道圓雖沒有說話,而宗密卻感到這位禅師氣度非凡,「俨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碑》。],清朗、深沈而又安詳。無言的智慧在啓發後輩的思考。宗密此時卻突然進入悟道的境界,「問法契心,如針芥相投」[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也就是禅宗以心傳心所取得的效果。由是宗密決定放棄儒學科舉之路,「落發披缁」,即跟從道圓出家,這是他人生際遇的一大轉折。

  至于道圓所屬宗派,宗密認爲是禅宗南派惠能的傳人,其世系爲:曹溪惠能——荷澤神會——磁州智如——益州南印——遂州道圓,由是宗密自居爲荷澤宗神會的四傳弟子。

  宗密隨同道圓之後,從儒學正式歸依佛門,尋求人生安身立命之道。他禅悟功夫雖有長進,但感到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如身(肉身)與心(精神)的關系,色(物質現象)與空(抽象本體)的關系,以何者爲本?似還存有疑難。他在參見道圓時雖多次詢問,道圓仍是一貫作風,並不具體回答,卻給宗密一部《華嚴法界觀門》,任他自己參悟。

  宗密得到《華嚴法界觀門》,開始潛心研究。這部華嚴宗早期論著,相傳爲道順(公元五五七——六四O年)所作,討論色空、理事關系。全書分叁部份,第一真空觀,講色空關系。第二理事無礙觀,講理事圓融關系。第叁周遍含容觀,講事事無礙關系。宗密從書中初步領會各種對立矛盾的融合問題:如淨刹與穢土的融合,諸佛與衆生的融合,時間上則有叁世的融合,空間方面有十方的融合等等。這是爲宗密思想走向華嚴宗的先導。

  宗密融合思想體系的完成,還得力于《圓覺經》的啓示。據說他在道圓門下當「沙彌」時,「一日隨衆僧齊于府吏任灌家」,「得《圓覺》十二章,讀一、二章,豁然大悟,身心喜躍」[注釋:語出《五祖圭峰大師傳》。]。宗密爲什麼喜歡《圓覺經》?這部經的基本內容,承認衆生皆有「圓覺」,即自身具有圓滿無缺的覺性。這種覺性是至淨純善,自性具足的「真心」,只是由于世人受塵俗所穢染

  ,各種貪瞋雜念使覺性迷失,因而陷入生死輪回。如能通過自身的悟性修持,排除塵世各種貪瞋愛欲的穢染,覺性就可以得到恢複,即承識衆生可以成佛。

  宗密經過對《華嚴法界觀門》和《圓覺經》的研修,對原來人世間的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以致身心、色空關系等問題,都有所理解。但對佛教不同宗派各據經論所出現的岐異和矛盾,覺得仍有疑難。「至于諸門差別,心境本末」,他感到「猶未通決」[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釋義鈔》。]。由于他讀《圓覺經》後,將悟道心得告知道圓,道圓認爲他應當「大弘圓頓之教」,主張他外出遊學以增廣學識,于是宗密就帶著疑難去尋求答案。

  憲宗元和五年(公元八一O年),宗密來到湖北襄陽,在恢覺寺見靈峰和尚。靈峰是華嚴四祖澄觀門下,得知宗密的學問和追尋的疑難問題,在重病的情況下,將「經及疏鈔」授予宗密。據宗密所記,謂「攻華嚴大部,清涼廣疏」[注釋:語出《圓覺經大疏釋義鈔》。]。這指的是《華嚴經》,清涼國師澄觀寫的《華嚴經疏》和《華嚴大疏鈔》。宗密得到華嚴大法十分高興,說到他自己「吾輩遇南宗,教逢《圓覺》」,「今複得此大法,吾其大幸矣!」[注釋:語出《道圓禅師法嗣》。]

  宗密得到華嚴大法,自認爲解決了他一生的疑難問題,使他的心境豁然開朗,自稱謂「一生余疑,蕩如瑕翳,曾所習養,于此大通,外境內心,豁然無隔」[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據此對佛教內部各宗派之分,他認爲應該用圓融無礙思想來加以包容。而對某些宗派,包括禅宗的缺陷,則說「所恨不知何會」[注釋:語出《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由此宗密産生歸宗華嚴的思想。到元和六年(公元八一一年),宗密回到東都洛陽,據說曾拜谒神會墓塔,可能有與先師作別之意。但宗密並未抛棄禅宗,而是納入華嚴圓融在一起,這是形成宗密思想的特色。《原人論》可以說是圓融思想的産物。

  宗密歸宗華嚴的經過,他在元和六年九月十叁日,給澄觀寫了一封信[注釋: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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