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事，和牟子第一章的記述相一致，一點也不是巧合，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折疑論乍看起來，別的構想方面較長些。那是因爲折疑論是後世的文獻，而只不過是增加些豐富的數據而已。並且，牟子的文章，實際上現在所看到的是否就是最初的，尚是個疑問，關于這點將在以後討論。折疑論與上述同樣的情形，其問佛第叁的內容是采用牟子第二章到第四章中的要點，喻舉第四和牟子的第五章、第六章的關系也是一樣的。⒂此外折疑論和牟子的關系，在宗師第五和第七章，通相第六和第八章，論孝第七和第九章中，也可明確地推定。
以上是以牟子和駁夷夏論之間被發現的表現的一致，而說大概前者是後者的作者慧通的作品。不過對此種說法，也有人表示難以贊同。
因爲如果仔細地檢討當時的情形，即慧通的身分和他身邊的關系，以及法論的撰者陸澄的身分和學識等等，說慧通是匿名寫了現在的牟子的解釋，實在是很難成立的。
現在就此點來討論，如前所談的，牟子這個書名，至今在宋代陸澄敕撰的法論上首次被看到，也即是最古老的記載。在那裏面，如衆所周知的，被特別寫了「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持載漢明之像法初傳故也。」⒃並且被認爲那是佛法東傳的古老資料。又，上文的「持載」有時被寫成「特載」。但是，因爲在古老的中庸篇裏可以看到，所以上面那樣的記載大概是對的。爲了以後議論的關系，在此先給予提示。
因此，問題是，假如像論者所說的牟子是慧通所僞作，則陸澄大概是輕率的被慧通給瞞住了。換言之，慧通是掠取同時代學者們的見解，而能貫徹其假面具直到宮廷中。但是，不管從陸澄的學識上來說，或是由當時學界的實情來說，無論如何這都像沒有被思考過的事一樣。以下就來論證此事。
首先從陸澄的學識上面來考慮。陸澄，在宋明帝泰始初年爲尚書殿中郎，因議論皇後之諱，被免職坐罪。同六年(公元四七0年)和儀曹郎丘仲起共同議論皇太子服冕的事，升遷成爲禦史中丞。因此，法論的「中書侍郎陸澄撰」，是泰始六年以前的事情，這在以後檢討駁夷夏論及牟子的關系時，是很重要的問題。陸澄後來在齊仕事，建元元年(公元四七九年)被褚淵彈劾，隆昌元年(公元四九四年)轉爲光祿大夫，但實際尚未就任，就以七十之齡去世。詳細情事在南齊書卷叁十九和南史卷四十八中他的傳記裏可看到。由于他的學識非常淵博，從下列所舉的各點看來，實無庸懷疑。因此，這對檢討目前的慧通僞作說是頗爲重要的。
說陸澄博學的第一個證據，從南齊書上明白所述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世稱爲碩學」，可確實地推定。另外，在出叁藏記集卷十二上說到他「博學洽聞」⒄。因此，即或是按照竟陵王子良的問題而對古器物加以鑒定，或論述王儉和孝經的鄭注而主張那是僞作，這些事也都可正確地被證明。第二個證據是「(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書，過(陸)澄。……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乃歎服」。王儉，如人所知的，是以七志四十卷、元徽四部書目四卷的撰者而聞名。從上述，可知笃學者的王儉是在陸澄的博學之下。第叁，陸澄是個「家多墳籍，人所罕見」的藏書家，這也是他博學的征證。他是否曾用到呢？或者是像我們知道的，在隋志的史部中編集「聚一百六十家之說」的地理書，或是要著宋書卻都沒有完成，而被王儉批評爲「陸公書廚也」。在他的筆叢卷叁十八的華陽博議上內，以「著者博學而擅文辭者，列舉了左丘明、司馬遷、韓愈等十余人」；另外王儉自認爲及于陸澄之上，而論「陸澄、李善輩，鹹負書簏之譏」這一點使他屢次招致筆禍的事。⒅
知道了陸澄的博學，反過來說，現在的牟子應該不是掠取陸澄的看法而被僞作的。特別是如上所說，他當時正在著宋書。從其經曆來看，也可想象他在那時有很多的稀觏本，並擁有文獻批判的豐富學識。有才幹的他，現在正著作宋書。是爲了什麼而被當前的牟子所瞞著呢
如此看來，可能被想到的事有下面幾點：其一、是慧通和陸澄，像下面的考證可說是完全不認識的。因此，也可從此點推測，慧通如果沒有瞞著陸澄的話，則其相反亦不可能。梁高僧傳卷七的慧通傳說⒆：
止于治城寺。……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敬以師友之禮。孝武皇帝，厚加寵秩。敕與海陵小建平二王爲友。袁粲，著遽顔論、示通。……製大品、勝鬘、雜心、毗昙等義疏，並駁夷夏論、顯證論……等，皆傳于世。
依此記載可知，慧通是住在京師的名剎治城寺中，開國的名臣袁粲敬以師友之禮，爲武帝所厚待。此處的問題是，袁粲好像是經由褚淵而間接地認識陸澄，這是從上文所引的陸澄傳中被推測出來的。即陸澄是因褚淵而被彈劾的，但褚淵和上述的袁粲有很密切的關系。蓋南齊書卷二十叁的褚淵傳說：明帝崩逝，遺诏褚淵和袁粲輔助幼主，他倆乃「同心共理庶事」。⒇
上面的考證，可從當時治城寺的性質或是住僧等而更增強。治城寺的治城在六朝時代的建業，是所謂的叁城之一，寺是建立在險要之處。21在宋明帝的時候，僧瑾是天下僧主之官而住在那裏。根據梁高僧傳卷七的僧瑾傳，他在明帝尚是東湘王的時候，因武帝的敕命成爲他的老師，在目送明帝臨終以後，于元徽年中以七十九之高齡圓寂。22也就是陸澄敕撰法論的時候，他是天下僧主，住在治城寺中，但是當時在治城寺的慧通是爲什麼而要僞造有問題的牟子呢？深一層想，僧瑾乃是天下僧主。因此，看來大概是和法論的敕撰有關。由此觀之，愈可認爲不是慧通的僞作了。更增加上述疑問的事情是，明帝的時候，在治城寺中尚有個與陸澄深交的僧若。唐高僧傳卷五的僧若傳說23：「住虎丘東山精舍。……出都，住治城寺二十余年。……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叁十二。……東返虎丘……以晉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從上文來推算的話，僧若在治城寺是從宋武帝大明年中到齊武帝永明年中的事了。因此，在法論撰時，他一定在那。果真如此，從法論的性質或是陸澄和他的交情上來看，可以知道僧若大概也與法論的撰述有關。在此情形下，就不難了解爲什麼慧通要僞造牟子了。
再者，僧瑾和少于周颙也很親密。周颙和門律的作者張融爭論而爲人所知，不過，治城寺當時似乎住了許多僧人。除上述而外，例如文帝時的白黑論，即作均善論而受佛教徒抨擊的慧琳也是此寺的人24，對于此人，宗炳和何承天反複激烈爭論，就是弘明集卷叁、卷四所記載的事。因此，陸澄如果也是被慧通所僞騙(此種不可能的事上面已煩雜的說過)，爲什麼當時慧通能潛藏在治城寺的僧侶們之中，又在學術的抗爭意識中躲避，來僞作牟子呢？特別是法論，關于牟子其著眼的理由如前所示，是說記載「漢明之時，像法初傳」的事實，即以佛教東傳的根本文獻來著眼。繼陸澄之後，梁朝劉孝標(由梁書本傳推算，他在泰始之初是八歲)注釋世說新語，在其卷上的文學第四，說到佛教的傳入，其中引證牟子的部分，似乎和陸澄持有相同的見解。若是那樣，這問題對佛教徒而言，則是很值得關心的一件事；問題是，當時慧通爲何能夠欺瞞與他有密切交情的衆多僧侶和朋友呢？
以牟子做爲佛教東傳的根本資料，尚有唐的曆代法寶記25。但是，關于劉孝標在世說新語中引用牟子之事，尚有如下之事：即依梁書卷五的本傳說，他在以後喜愛書到了被稱爲愛書狂的地步，因此，也從事于校閱當時秘閣藏書的工作。若是那樣的話，則如上述的他對于牟子的態度是真的很奇異，大概他也被(假如采納慧通僞作說的話)慧通所瞞著呢
上面的說法，足以推測法論的撰寫時間，並從其它方面來討論。關于法論的撰寫時間，已有伯希和的說法。按照其說，陸澄從公元四六五(泰始元年)到四六九年(泰始五年)之間，爲中書郎或中書侍郎，而法論即是在那期間成立的26。
不過，以牟子爲慧通僞作的觀點的理由，是說牟子是慧通反駁夷夏論(即寫駁夷夏論)之後，再以牟子之名匿名寫的。若是那樣的話，則牟子是在駁夷夏論出現後所寫成的，可說那是于法論被敕撰以前就存在了。根據佛祖統紀，相傳夷夏論是泰始叁年(公元四六七年)的作品。27關于這點，也令人相當懷疑，但假使沒有其它的反證而暫且相信這個年代的話，上述之說好像也無法真的成立。蓋從法論的撰寫時間來推測，法論和牟子都是同樣作于大致的時期的書籍。更進一步的說，陸澄是在敕撰法論之時，被眼前僞作的典籍所欺騙，而將其記載佛法初傳事實的根本資料，很快地報告到朝廷去的。
論及夷夏論、駁夷夏論和牟子的關系時，在此想到的一點是，所謂相信慧通僞作說的論者，視牟子好像是補足駁夷夏論，這是否是適當的呢？若回顧上述法論和夷夏論的時期，這完全是前後顛倒的想法。如前已提及的，由于其論據的新觀點，而不相信夷夏論問世于泰始叁年之說的話，則此也是一個問題。亦即像上述的想法來說的話，可謂在牟子被書寫的動機和主旨之中，應該潛藏有和夷夏論所說正好相反的地方，其中至少能被看出和夷夏論無論怎樣都不能相容的片段來。但是，其中果真能被看出這樣的論點嗎？下面將就此問題加以檢討。
夷夏論，不用說乃是討論起源于外夷印度的佛教，在「中夏」也就是在中國，其思想的優劣不管怎樣都不能施行的事。弘明集卷六和卷七有很多的記載對于夷夏論加以反駁，其分量就現今的弘明集全書而言，比率最多；可想而知它真正攻擊佛教虛空的論點，在當初是如何地被注目了。至于南齊書顧歡傳末所見的論贊，提到夷夏論，且因此作了例外的長篇文章，也是難以忽略的。
此處的問題是，在牟子的什麼地方能看到像挫此夷夏論有力筆鋒的辯論呢？這不僅對慧通僞作來說，即在一般的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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