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事，和牟子第一章的记述相一致，一点也不是巧合，只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折疑论乍看起来，别的构想方面较长些。那是因为折疑论是后世的文献，而只不过是增加些丰富的数据而已。并且，牟子的文章，实际上现在所看到的是否就是最初的，尚是个疑问，关于这点将在以后讨论。折疑论与上述同样的情形，其问佛第三的内容是采用牟子第二章到第四章中的要点，喻举第四和牟子的第五章、第六章的关系也是一样的。⒂此外折疑论和牟子的关系，在宗师第五和第七章，通相第六和第八章，论孝第七和第九章中，也可明确地推定。
以上是以牟子和驳夷夏论之间被发现的表现的一致，而说大概前者是后者的作者慧通的作品。不过对此种说法，也有人表示难以赞同。
因为如果仔细地检讨当时的情形，即慧通的身分和他身边的关系，以及法论的撰者陆澄的身分和学识等等，说慧通是匿名写了现在的牟子的解释，实在是很难成立的。
现在就此点来讨论，如前所谈的，牟子这个书名，至今在宋代陆澄敕撰的法论上首次被看到，也即是最古老的记载。在那里面，如众所周知的，被特别写了「牟子不入教门，而入缘序，以持载汉明之像法初传故也。」⒃并且被认为那是佛法东传的古老资料。又，上文的「持载」有时被写成「特载」。但是，因为在古老的中庸篇里可以看到，所以上面那样的记载大概是对的。为了以后议论的关系，在此先给予提示。
因此，问题是，假如像论者所说的牟子是慧通所伪作，则陆澄大概是轻率的被慧通给瞒住了。换言之，慧通是掠取同时代学者们的见解，而能贯彻其假面具直到宫廷中。但是，不管从陆澄的学识上来说，或是由当时学界的实情来说，无论如何这都像没有被思考过的事一样。以下就来论证此事。
首先从陆澄的学识上面来考虑。陆澄，在宋明帝泰始初年为尚书殿中郎，因议论皇后之讳，被免职坐罪。同六年(公元四七0年)和仪曹郎丘仲起共同议论皇太子服冕的事，升迁成为御史中丞。因此，法论的「中书侍郎陆澄撰」，是泰始六年以前的事情，这在以后检讨驳夷夏论及牟子的关系时，是很重要的问题。陆澄后来在齐仕事，建元元年(公元四七九年)被褚渊弹劾，隆昌元年(公元四九四年)转为光禄大夫，但实际尚未就任，就以七十之龄去世。详细情事在南齐书卷三十九和南史卷四十八中他的传记里可看到。由于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从下列所举的各点看来，实无庸怀疑。因此，这对检讨目前的慧通伪作说是颇为重要的。
说陆澄博学的第一个证据，从南齐书上明白所述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世称为硕学」，可确实地推定。另外，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上说到他「博学洽闻」⒄。因此，即或是按照竟陵王子良的问题而对古器物加以鉴定，或论述王俭和孝经的郑注而主张那是伪作，这些事也都可正确地被证明。第二个证据是「(王)俭，自以博学多识读书，过(陆)澄。……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侍，俭语毕，然后，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覩。乃叹服」。王俭，如人所知的，是以七志四十卷、元徽四部书目四卷的撰者而闻名。从上述，可知笃学者的王俭是在陆澄的博学之下。第三，陆澄是个「家多坟籍，人所罕见」的藏书家，这也是他博学的征证。他是否曾用到呢？或者是像我们知道的，在隋志的史部中编集「聚一百六十家之说」的地理书，或是要著宋书却都没有完成，而被王俭批评为「陆公书厨也」。在他的笔丛卷三十八的华阳博议上内，以「著者博学而擅文辞者，列举了左丘明、司马迁、韩愈等十余人」；另外王俭自认为及于陆澄之上，而论「陆澄、李善辈，咸负书簏之讥」这一点使他屡次招致笔祸的事。⒅
知道了陆澄的博学，反过来说，现在的牟子应该不是掠取陆澄的看法而被伪作的。特别是如上所说，他当时正在著宋书。从其经历来看，也可想象他在那时有很多的稀觏本，并拥有文献批判的丰富学识。有才干的他，现在正著作宋书。是为了什么而被当前的牟子所瞒着呢
如此看来，可能被想到的事有下面几点：其一、是慧通和陆澄，像下面的考证可说是完全不认识的。因此，也可从此点推测，慧通如果没有瞒着陆澄的话，则其相反亦不可能。梁高僧传卷七的慧通传说⒆：
止于治城寺。……东海徐湛之、陈郡袁粲，敬以师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宠秩。敕与海陵小建平二王为友。袁粲，著遽颜论、示通。……制大品、胜鬘、杂心、毗昙等义疏，并驳夷夏论、显证论……等，皆传于世。
依此记载可知，慧通是住在京师的名剎治城寺中，开国的名臣袁粲敬以师友之礼，为武帝所厚待。此处的问题是，袁粲好像是经由褚渊而间接地认识陆澄，这是从上文所引的陆澄传中被推测出来的。即陆澄是因褚渊而被弹劾的，但褚渊和上述的袁粲有很密切的关系。盖南齐书卷二十三的褚渊传说：明帝崩逝，遗诏褚渊和袁粲辅助幼主，他俩乃「同心共理庶事」。⒇
上面的考证，可从当时治城寺的性质或是住僧等而更增强。治城寺的治城在六朝时代的建业，是所谓的三城之一，寺是建立在险要之处。21在宋明帝的时候，僧瑾是天下僧主之官而住在那里。根据梁高僧传卷七的僧瑾传，他在明帝尚是东湘王的时候，因武帝的敕命成为他的老师，在目送明帝临终以后，于元徽年中以七十九之高龄圆寂。22也就是陆澄敕撰法论的时候，他是天下僧主，住在治城寺中，但是当时在治城寺的慧通是为什么而要伪造有问题的牟子呢？深一层想，僧瑾乃是天下僧主。因此，看来大概是和法论的敕撰有关。由此观之，愈可认为不是慧通的伪作了。更增加上述疑问的事情是，明帝的时候，在治城寺中尚有个与陆澄深交的僧若。唐高僧传卷五的僧若传说23：「住虎丘东山精舍。……出都，住治城寺二十余年。……尚书陆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东返虎丘……以晋通元年卒，春秋七十。」从上文来推算的话，僧若在治城寺是从宋武帝大明年中到齐武帝永明年中的事了。因此，在法论撰时，他一定在那。果真如此，从法论的性质或是陆澄和他的交情上来看，可以知道僧若大概也与法论的撰述有关。在此情形下，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慧通要伪造牟子了。
再者，僧瑾和少于周颙也很亲密。周颙和门律的作者张融争论而为人所知，不过，治城寺当时似乎住了许多僧人。除上述而外，例如文帝时的白黑论，即作均善论而受佛教徒抨击的慧琳也是此寺的人24，对于此人，宗炳和何承天反复激烈争论，就是弘明集卷三、卷四所记载的事。因此，陆澄如果也是被慧通所伪骗(此种不可能的事上面已烦杂的说过)，为什么当时慧通能潜藏在治城寺的僧侣们之中，又在学术的抗争意识中躲避，来伪作牟子呢？特别是法论，关于牟子其着眼的理由如前所示，是说记载「汉明之时，像法初传」的事实，即以佛教东传的根本文献来着眼。继陆澄之后，梁朝刘孝标(由梁书本传推算，他在泰始之初是八岁)注释世说新语，在其卷上的文学第四，说到佛教的传入，其中引证牟子的部分，似乎和陆澄持有相同的见解。若是那样，这问题对佛教徒而言，则是很值得关心的一件事；问题是，当时慧通为何能够欺瞒与他有密切交情的众多僧侣和朋友呢？
以牟子做为佛教东传的根本资料，尚有唐的历代法宝记25。但是，关于刘孝标在世说新语中引用牟子之事，尚有如下之事：即依梁书卷五的本传说，他在以后喜爱书到了被称为爱书狂的地步，因此，也从事于校阅当时秘阁藏书的工作。若是那样的话，则如上述的他对于牟子的态度是真的很奇异，大概他也被(假如采纳慧通伪作说的话)慧通所瞒着呢
上面的说法，足以推测法论的撰写时间，并从其它方面来讨论。关于法论的撰写时间，已有伯希和的说法。按照其说，陆澄从公元四六五(泰始元年)到四六九年(泰始五年)之间，为中书郎或中书侍郎，而法论即是在那期间成立的26。
不过，以牟子为慧通伪作的观点的理由，是说牟子是慧通反驳夷夏论(即写驳夷夏论)之后，再以牟子之名匿名写的。若是那样的话，则牟子是在驳夷夏论出现后所写成的，可说那是于法论被敕撰以前就存在了。根据佛祖统纪，相传夷夏论是泰始三年(公元四六七年)的作品。27关于这点，也令人相当怀疑，但假使没有其它的反证而暂且相信这个年代的话，上述之说好像也无法真的成立。盖从法论的撰写时间来推测，法论和牟子都是同样作于大致的时期的书籍。更进一步的说，陆澄是在敕撰法论之时，被眼前伪作的典籍所欺骗，而将其记载佛法初传事实的根本资料，很快地报告到朝廷去的。
论及夷夏论、驳夷夏论和牟子的关系时，在此想到的一点是，所谓相信慧通伪作说的论者，视牟子好像是补足驳夷夏论，这是否是适当的呢？若回顾上述法论和夷夏论的时期，这完全是前后颠倒的想法。如前已提及的，由于其论据的新观点，而不相信夷夏论问世于泰始三年之说的话，则此也是一个问题。亦即像上述的想法来说的话，可谓在牟子被书写的动机和主旨之中，应该潜藏有和夷夏论所说正好相反的地方，其中至少能被看出和夷夏论无论怎样都不能相容的片段来。但是，其中果真能被看出这样的论点吗？下面将就此问题加以检讨。
夷夏论，不用说乃是讨论起源于外夷印度的佛教，在「中夏」也就是在中国，其思想的优劣不管怎样都不能施行的事。弘明集卷六和卷七有很多的记载对于夷夏论加以反驳，其分量就现今的弘明集全书而言，比率最多；可想而知它真正攻击佛教虚空的论点，在当初是如何地被注目了。至于南齐书顾欢传末所见的论赞，提到夷夏论，且因此作了例外的长篇文章，也是难以忽略的。
此处的问题是，在牟子的什么地方能看到像挫此夷夏论有力笔锋的辩论呢？这不仅对慧通伪作来说，即在一般的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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