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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理惑論 解說▪P2

  ..續本文上一頁慧遠說服了反對意見,也委婉地否認了君權對僧侶如同父子的倫理觀念,但是他主張在家信徒應服從禮法,又表現出兼顧佛儒的態度。

   另一個「沙門袒服」的爭論是圍繞僧人披袈裟、袒右肩的問題展開的。儒家禮製一貫重視服飾,把服飾與等級差別聯系在一起,並與吉凶相附會。沙門的穿著被認爲是蔑視常禮,鎮南將軍何無忌爲此寫了<難袒服論>,對沙門袒服提出異議,與慧遠展開討論。何無忌的根據是中國一向以「左」爲吉利,而「右」則主凶兆,所以沙門袒露右肩是不可取的。慧遠作了《沙門袒服論》和<答何鎮南書>,指出印度與中國的習俗不同,沙門也和世人有別,只要實行儒家的仁愛和佛教的慈悲,宇宙就會萬物齊一,無所謂優劣吉凶了。慧遠巧妙地維護了沙門袒服,但是他在這裏又一次兼顧了儒家和佛教的倫理觀念。

   慧遠調和儒佛的做法,早由牟子在《理惑論》中使用了。《理惑論》在爲沙門辯護時,主要是以儒家經典或儒家心目中的聖人作爲論據,以說明沙門的行爲舉止並不違背儒家的倫理道德,論證儒佛兩家在倫理觀念上是兼容相通的。儒家指責僧人剃頭有違孝道,牟子引用孔子的話說,對于「道」不僅要理解,而且要靈活運用,只要動機是高尚的,就不應計較他的小節。同時指出,雖然泰伯文身短發,豫讓吞炭成啞,聶政剖皮破相,但是他們仍然受到尊敬,因而沙門爲修道而斷發也是不違背孝道的。泰伯等人是儒家所認可的賢人義士,所以牟子的模擬在邏輯上是有力量的。

   儒家指責僧人不娶妻,無後嗣是違背孝道,牟子以許由和伯夷、叔齊爲例說,這些賢人也都沒有後嗣,但是孔子仍然稱贊他們是「求仁得仁」的高士,因此,沙門的抛妻或不娶也同樣應該受到贊揚了。

   儒家指責僧人穿袈裟、不跪拜是違背了禮法,牟子以叁皇時代爲例,指出那時的人裹獸皮,根本就談不上嚴裝華冠,但仍然被儒家稱贊,因此沙門的穿著也並不違背禮法。

   牟子的模擬雖然機智,論證卻並不充分,事實上,由于儒佛兩家在倫理觀上原本存在分歧,也很難充分地論證。但是他調和儒佛兩家的倫理觀,卻反映了中國初期佛教的一個特點。

   ⑷論神魂和生死:漢代佛教最重要的信條是神魂不死,輪回報應。這也是《理惑論》所重視的一個問題。牟子分叁個層次表達了他的看法:

   第一、問者提出:佛家說人死了以後還能複生,那會有這種事呢?

   牟子回答說:當一個人剛剛死去時,他家裏的人就會到屋頂上去叫他的名字,人已經死了,還叫誰呢? 這是在呼喚他的神魂。神魂如果回來,人會複生,如果神魂不回來,就會變成鬼神。所以說人死了以後只不過是身體朽爛,而神魂是不死的。

   身體就像植物的根葉,神魂就像植物的種籽,根葉終有一死,種秄卻會留存下來,人得了道也是這樣,神魂猶存而身體消亡。《老子》說:「我所以有大憂患,是因爲我有身體,如果我沒有身體,我還有什麼可憂慮的呢

  」(見《理惑論》第十二章)

   牟子的這一段議論表明了他對「神魂」的看法。在他看來,神魂是不會死的,人死了只是身體消滅了而已,神魂卻可以離開肉體獨立生存。正因爲神魂不滅,所以人死後就可能複生,只要能把神魂叫回來,剛剛死去身體尚未朽爛的人就可以重返陽間。然而不是什麼人都能複生,有的神魂並不回來,而是跑去變成了鬼神。這就又引出了輪回報應論。

   第二、既然人的身體猶如植物的根葉,終有一死,那麼修道與不修道又有什麼兩樣呢?

   牟于回答說:有道德的人雖然也難免一死,但是他們的神魂將歸于福地,爲非做歹的人死了以後,他們的神魂將遭受禍殃。修道與不修道相比,就像黃金比草芥;行善與做惡相比,就像光明對黑暗,怎麼會沒有區別呢? (見第十二章)牟子這番議論講的就是善惡報應論了。善惡的輪回報應是以神魂不死爲前提的,因神魂不死,輪回報應才能得到解釋。

   第叁、問者提出:孔子說:「人還不能事奉好,怎麼能事奉鬼? 生的道理還沒弄明白,怎麼能懂得死? 」這可是聖人說的話,而佛家卻喜歡大談生死和鬼神,這不是在否定聖人的話嗎?

   牟子回答說:你這樣說正所謂只見表面而不懂實質。孔子對子路弄不清事情的本末主次不滿,才在子路問怎樣事奉鬼神時作出那樣的回答。《孝經》說:「設立家廟,以事奉鬼的禮節祭祖先人;春秋祭祀,按時追思去世的親人。」又說:「先人活著時要敬愛他們,先人死去後要向他們表示哀戚。」難道這不是教人們事奉鬼神,懂得生死嗎

  周武王病重,周公想代替他去死,爲此向周人的先祖請命說:「我姬旦多才多藝,能事奉鬼神。」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佛家談論神魂和生死,難道不是與此相同嗎? (見第十叁章)

   《理惑論》對神魂生死的論述,再一次表現出佛教與儒家和道家相一致的基調。神魂不死和輪回報應畢竟是神秘的,讓中國人接受這些信條,必須尋求中國傳統思想的支持,這就勢必要引儒道以說佛。牟子引用《老子》和《孝經》,又舉出周公爲武王請命的例證,說明神魂不死和輪回報應與道家儒家的經典並不矛盾,與聖賢的言行並無沖突。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輪回報應說,是佛教關于人生的價值和命運的基本理論,是佛教在民衆中最具吸引力和影響力的一種學說,也是佛教得以在民間廣泛而又持久流傳的思想支柱。而這一理論又是依賴于神魂不滅論的,唯神魂不死,輪回轉生才能夠實現;也只有神魂不死,持戒修行或信仰佛教才有了實在的意義。因此,神魂不滅論實際上就成了中國佛教理論的主要支撐點。

   印度佛教原本是反對神教的,大乘空宗從「緣起性空」的觀點出發,否定一切實體,也否認有不滅的神魂。但是由于佛教講輪回報應,就碰到了輪回的承擔者問題,也即由什麼來承擔輪回,輪回的主體是什麼?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的僧人和當時的思想界解決這個問題並沒有碰到多大困難,顯然,輪回的主體必須是不朽的,而中國傳統思想中本來就有「靈魂不死」的觀點,于是輪回報應與靈魂不死就結合了,從而主張「神不滅論」就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個特征。

   神不滅論在漢魏之際和南北朝時期尤其盛行。袁宏《後漢紀》中說:「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複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範晔《後漢書》中也說:「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這是對當時中國佛教信奉神魂不滅和輪回報應的記載。其要點就是:相信精神不死,隨後可以附體轉生;生前的善行或惡行都有報應;因此要行善修道,以至進入無爲境界而成佛。《理惑論》作爲佛教論著對神魂不死所作的闡述,正與史書記載相應和。

   神不滅論經過東晉名僧慧遠和南朝粱武帝蕭衍的宣揚,在晉末南北朝時期被進一步理論化、系統化。慧遠著有《叁報論》和《明報應論》,把印度佛教的「業報」輪回思想與中國的迷信之說結合起來,提出了「造業必得報」的主張。在佛教中,「業」泛指一切身心活動,慧遠說:業有身業、口業、意業叁種,又有現報、生報、後報叁報,而生有前生、今生和後生。身業是指行動,口業指語,意業指思想。

   現報是此身在今生就會受到的報應,生報是來生也即後生將會受到的報應,後報則是經過若幹年以後才出現的報應。慧遠的這一解釋意味著,今生的言行思想,不一定在今生得到報應;今生所得到的報應,也未必就是由今生的言行思想帶來的,也可能是前生「造業」的結果。這樣一來,行善就不能是短期行爲,必須長期積累。而作惡也終有一報,現在不報是因爲時候未到。這種富有彈性的理論圓滿地解釋了任何因果報應。

   慧遠還以「火薪之喻」發揮了「形死神不滅」的思想。「薪」就是柴木,形是指人體,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中比喻說:「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這種形死神不滅,神魂可以在新的形體轉生的思想,梁武帝在《立神明成佛義記》中也作了論證,其特點是認爲在人體內有一個永傳不斷的「真神」,所以人人都能成佛。

   中國佛教的神魂不滅和輪回報應的理論,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批評。一種批評來自思想界,齊梁時的無神論者範缜撰寫了著名的《神滅論》,提出了「形質神用說」,指出形是本質,神是功用,神是依附于形的。從而主張形消神滅。《理惑論》中的「問者」對神魂不滅提出質疑,也是來自思想界的批評。另一種批評來自佛教界內部,中國化的佛教仍然是一種佛教,如果它離開傳統佛教太遠了,自然會引起另一些佛教徒的指責。東晉僧人竺道生一反漢魏神魂說的傳統,提出了佛性論。根據竺道生的佛性論,佛性非空,也不是神明;衆生並沒有生死中的「我」,一旦得理,就能成佛。

   自從竺道生新意出奇地提出佛性論,又經過南北朝時期神滅論的辯爭之後,中國佛教漸漸抛棄了漢魏以來的神魂說傳統,代之而起的是隋唐百家爭鳴的佛學研究風氣了。

   上述表明,《理惑論》中所討論的神魂生死問題,實在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至大的問題。《理惑論》闡述這個問題的意義在于,它印證了在漢末時候神魂生死已經被廣泛談論並引起爭議,而當時的佛教信徒還拿不出系統化的理論張揚神魂說,因此藉助于儒道兩家的理論支持,就成爲一種曆史的必然了。

   ㈤批評神仙道術:《理惑論》嚴格區別了道家學說與神仙道術,一方面主張佛教和道家一致,另一方面又對道術提出批評。這表征著佛教由漢代向魏晉風氣轉變時期的時代精神。這一點前文已有論述,但是,批評神仙道術是《理惑論》中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前論未詳,仍需要予以評說。《理惑論》對神仙道術的批評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問者提出:道教的神書一百七十卷,講的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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