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就感到佛法與現實佛教有距離，出家以後，又覺得“佛法爲中國文化所歪曲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2所以就將心力放在了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而主要是在作印度佛教史的探討；而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學問，而是“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煉之”，使佛法能成爲適應時代，有益人類身心的，“人類爲本”的佛法。”3他以研究“阿含經”及其印度佛教爲特色，對印度佛教的曆史非常熟悉，曾經寫過一些著名的印度佛教的學術著作，如《印度之佛教》等。在這個學術背景下，印順對當代佛教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與印度佛教相比較的基礎上的，即以印度佛教爲參照系來對治當前的佛教，以此來看待當前佛教的狀況。例如，對佛陀滅後五百年的第二期佛教，他認爲：“這一期的佛教，從出家移入在家，從人而移向天，爲高級的天與在家人的趣入佛法，也是適應于崇奉天神的在家婆羅門而發揚起來。入世利生，充滿了本生談中的菩薩精神。但同時，天的傾向發達起來，天神的地位也顯著起來。所以，這是佛教的人間化，也是天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是包含這兩個內容，也影響了後來發展的傾向。這不如初期的樸素，重于集團生活，而多少曲應世間俗習，而傾向于唯心及個人的偉大。”4對佛滅後一千年的第叁期佛教，則是“一切情況，與初期佛教相比，真可說本末倒置。……由于天神(特別是欲界的低級的)爲佛教中心，所以一切神教的儀式、修法，應有盡有的化爲佛法方便。這即是虛大師稱爲以天乘行果而趣向佛乘的。由此，可見初期佛教以聲聞乘爲中心，中期以人(天)菩薩爲中心，後期以天(菩薩)爲中心。中期的大乘佛教，一方面傾向天菩薩，同時又傾向人菩薩。人菩薩法，在印度的中期佛教，有著充分的表現；爲了適應于印度神化極深的環境，佛教就更攝取婆羅門教的方便，發展到天菩薩去。”5由此可見，在印順那裏，不管在印度還在中國，佛教越往後越脫離“人”，變成了以“天”爲中心的佛教，也就逐漸背離了佛教的真信仰，所以要挽回佛教的命運，重現佛教的本真，只能“現在所提倡的人間佛教，我們是人，應以人爲中心，應攝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薩的慈悲與智慧，特應從悲起智，而不取後期佛教的天菩薩法。傳到中國的佛法，唐代也還是印度後期佛教的開始，所以還不像傳于西藏的完全天化。中國所傳的佛教，天神化本來不深，也許聲聞的傾向要濃厚些。提倡純粹的人菩薩法，即由人發菩薩心，以悲智普濟一切有情，直趣無上正等菩提，應著重中期佛教，而脫落天化的傾向。”6
印順強調：“我不是複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所以叁十八年完成的《佛法概論·自序》就這樣說：“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谛的。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確有他獨到的長處。……宏通佛法，不應爲舊有的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著重于舊有的抉發，希望能刺透兩邊(不偏于大小，而能通于大小)，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7他把印度佛教的誕生到衰來，比喻爲一個人從生到死的生長過程。他說：“從印度佛教的興起，發展，衰落而滅亡，我譬喻爲∶“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壯而衰老。童真充滿活力，是可稱贊的，但童真而進入壯年，不是更有意義嗎？壯年而不知珍攝，轉眼衰老了。老年經驗多，知識豐富，表示成熟嗎？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存在于世間的，都不出“諸行無常”，我以這樣的看法，而推重“佛法”與“初期大乘”的。童真到壯年，一般是生命力強，重事實，極端的成爲唯物論，唯心論是少有的。由壯年而入老年，內心越來越空虛(所以老年的多信神教)，思想也接近唯心(唯我、唯神)論。是唯心論者，而更多爲自己著想。爲自己身體的健在著想，長生不老的信行，大抵來自早衰與漸老的。老年更貪著財物，自覺年紀漸老了(“人生不滿百，常有千歲憂”)，多爲未來的生活著想，所以孔子說∶老年“戒之在得”。印度“後期佛教”與“秘密大乘”，非常契合于老年心態。”1 “現在，我的身體衰老了，而我的心卻永遠不離(佛教)少壯時代佛法的喜悅！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爲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2
二、人間佛教的特點——佛在人間
對人間佛教，印順有一個比較系統的看法和提煉。他說：“我早期的作品，多數是講記，晚年才都是寫出的。講的寫的，只是爲了從教典自身，探求適應現代的佛法，也就是脫落鬼化、神(天)化，回到佛法本義，現實人間的佛法。我明確的討論人間佛教，民國四十年曾講了∶《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在預想中，這只是序論而已。這裏略述《人間佛教要略》的含義。一、“論題核心”，是“人，菩薩，佛──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從人而發菩薩心，應該認清自己是“具煩惱身”(久修再來者例外)，不可裝腔作勢，眩惑神奇。要“悲心增上”，人而進修菩薩行的，正信正見以外，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業，以護法利生。二、“理論原則”是∶“法與律合一”。“導之以法，齊之以律”，是“佛法”化世的根本原則。重法而輕律，即使心在入世利他，也只是個人自由主義者。“緣起與空性的統一”∶這是“緣起甚深”與“涅槃甚深”的統一，是大乘法，尤其是龍樹論的特色。“自利與利他的統一”∶發心利他，不應忽略自己身心的淨化，否則“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所以爲了要利益衆生，一定要廣學一切，淨化身心(如發願服務人群，而在學校中努力學習一樣)；廣學一切，只是爲了利益衆生。不爲自己利益著想，以悲心而學而行，那所作世間的正業，就是菩薩行。叁、“時代傾向”∶現在是“青年時代”，少壯的青年，漸演化爲社會中心，所以要重視青年的佛教。這不是說老人不能學菩薩行，而是說應該重視少壯的歸信。適應少壯的佛教，必然的重於利他。人菩薩行的大乘法，是適應少壯唯一契機的法門。現在是“處世時代”∶佛教本來是在人間的，佛與弟子，經常的“遊化人間”。就是住在山林，爲了乞食，每天都要進入村落城邑，與人相接觸而隨緣弘化。修菩薩行的，應該作利益人類的事業，傳播法音，在不離世事，不離衆生的原則下，淨化自己，覺悟自己。現在是“集體(組織)時代”∶摩诃迦葉修頭陀行，釋尊曾勸他回僧伽中住；優波離想獨處修行，釋尊要他住在僧中；釋尊自己是“佛在僧數”的。佛法是以集體生活來完成自己，正法久住的，與中國人所說的隱遁，是根本不同的。適應現代，不但出家的僧伽，要更合理(更合於佛意)化，在家弟子學修菩薩行的，也應以健全的組織來從事利他而自利(不是爲個人謀取名位權利)。四、“修持心要”∶菩薩行應以信、智、悲爲心要，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一切都是菩薩行。我曾特地寫了一篇《學佛叁要》，叁要是信願(大乘是“願菩提心”)，慈悲，(依緣起而勝解空性的)智慧。“有信無智長愚癡，有智無信長邪見”；如信與智增上而悲心不足，就是二乘；如信與慧不足，雖以慈悲心而廣作利生善業，不免是“敗壞菩薩”(修學菩薩而失敗了)。所以在人間而修菩薩行的，此叁德是不可偏廢的。”3印順回顧了他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産生與發展及其特點，並提出人間佛教的核心是“從人而發心修菩薩行，由學菩薩行圓滿而成佛”之由人到菩薩再到佛的修學順序。人間佛教的理論原則是“法與律合一”，“緣起與空性的統一”則是這一理論原則的思想基礎。人間佛教的時代傾向是“適應少壯(人)的佛教”，因爲現在社會的特點是“青年時代”、“處世時代”和“集體(組織)時代”，所以要跟上這些時代的思潮。人間佛教的修持心要是“應以信、智、悲爲心要”的利他之菩薩行。
印順說：“我初學佛法──叁論與唯識，就感到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存在于內心的問題，經虛大師思想的啓發，終于在“佛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而得到新的啓發。”4《增一阿含經》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這是印順構建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來源與基礎。他認爲“佛不是天神、天使，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也只有生在人間，才能受持佛法，體悟真理(法)而得正覺的自在解脫，所以說“人身難得”，“佛出人間”，佛的教化，是現實人間，自覺覺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間佛教”，而不應該鬼化、神化的。不過在佛法的長期流傳中，由于“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不免漸漸的理想化、神化，而失去了“如來兩足(人)尊”的特色！”1印順指出了佛教崇拜的發展線索，這就是從人到神的崇拜軌迹。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剛創教時，被弟子們看作是一位得道的成就者，是一位獲得覺悟的導師。但是隨著佛教的發展，後來的弟子出于種種要求，釋迦牟尼最終被神化或理想化了。佛被神化或理想化，並不是一件壞事，在宗教的傳播史上，離不開權威性，佛陀被神化和理想化就是這一權威性的有力表現。佛弟子對佛的偉大人格發現崇拜，將其作爲理想的化身，無疑加強了佛教的地位，增強了凝聚力和競爭力，使佛教在佛的旗幟下更好地統一起來，這是有助于幫助佛教向外傳播的。當佛成爲偶像時，就脫離了人，變成了神，成爲絕對完美和圓滿的化身，也就高高在上，遠離了人間。佛教到了中國，由于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佛教被視爲六合以外的事情，出世的功能被加強，重在解決身後的問題的能力被強化，鬼化的傾向嚴重，印順看到了這一點，指出了印度佛教的天化和中國佛教鬼化的現象，爲了糾正這一傾向，他力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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