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就感到佛法与现实佛教有距离，出家以后，又觉得“佛法为中国文化所歪曲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渐失本真，在印度由来已久，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2所以就将心力放在了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而主要是在作印度佛教史的探讨；而佛教思想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学问，而是“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使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的，“人类为本”的佛法。”3他以研究“阿含经”及其印度佛教为特色，对印度佛教的历史非常熟悉，曾经写过一些著名的印度佛教的学术著作，如《印度之佛教》等。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印顺对当代佛教的看法都是建立在与印度佛教相比较的基础上的，即以印度佛教为参照系来对治当前的佛教，以此来看待当前佛教的状况。例如，对佛陀灭后五百年的第二期佛教，他认为：“这一期的佛教，从出家移入在家，从人而移向天，为高级的天与在家人的趣入佛法，也是适应于崇奉天神的在家婆罗门而发扬起来。入世利生，充满了本生谈中的菩萨精神。但同时，天的倾向发达起来，天神的地位也显著起来。所以，这是佛教的人间化，也是天化。印度大乘佛教的隆盛，是包含这两个内容，也影响了后来发展的倾向。这不如初期的朴素，重于集团生活，而多少曲应世间俗习，而倾向于唯心及个人的伟大。”4对佛灭后一千年的第三期佛教，则是“一切情况，与初期佛教相比，真可说本末倒置。……由于天神(特别是欲界的低级的)为佛教中心，所以一切神教的仪式、修法，应有尽有的化为佛法方便。这即是虚大师称为以天乘行果而趣向佛乘的。由此，可见初期佛教以声闻乘为中心，中期以人(天)菩萨为中心，后期以天(菩萨)为中心。中期的大乘佛教，一方面倾向天菩萨，同时又倾向人菩萨。人菩萨法，在印度的中期佛教，有着充分的表现；为了适应于印度神化极深的环境，佛教就更摄取婆罗门教的方便，发展到天菩萨去。”5由此可见，在印顺那里，不管在印度还在中国，佛教越往后越脱离“人”，变成了以“天”为中心的佛教，也就逐渐背离了佛教的真信仰，所以要挽回佛教的命运，重现佛教的本真，只能“现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我们是人，应以人为中心，应摄取印度初中二期佛教的人菩萨的慈悲与智慧，特应从悲起智，而不取后期佛教的天菩萨法。传到中国的佛法，唐代也还是印度后期佛教的开始，所以还不像传于西藏的完全天化。中国所传的佛教，天神化本来不深，也许声闻的倾向要浓厚些。提倡纯粹的人菩萨法，即由人发菩萨心，以悲智普济一切有情，直趣无上正等菩提，应着重中期佛教，而脱落天化的倾向。”6

　　印顺强调：“我不是复古的，也决不是创新的，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从适应现实中，振兴纯正的佛法。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佛法概论·自序》就这样说：“深深的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真谛的。大乘佛法的应运而兴，……确有他独到的长处。……宏通佛法，不应为旧有的方便所拘蔽，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著重于旧有的抉发，希望能刺透两边(不偏于大小，而能通于大小)，让佛法在这人生正道中，逐渐能取得新的方便适应而发扬起来”！──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扬的佛法。”7他把印度佛教的诞生到衰来，比喻为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长过程。他说：“从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衰落而灭亡，我譬喻为∶“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壮年而不知珍摄，转眼衰老了。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吗？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存在于世间的，都不出“诸行无常”，我以这样的看法，而推重“佛法”与“初期大乘”的。童真到壮年，一般是生命力强，重事实，极端的成为唯物论，唯心论是少有的。由壮年而入老年，内心越来越空虚(所以老年的多信神教)，思想也接近唯心(唯我、唯神)论。是唯心论者，而更多为自己著想。为自己身体的健在著想，长生不老的信行，大抵来自早衰与渐老的。老年更贪著财物，自觉年纪渐老了(“人生不满百，常有千岁忧”)，多为未来的生活著想，所以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印度“后期佛教”与“秘密大乘”，非常契合于老年心态。”1 “现在，我的身体衰老了，而我的心却永远不离(佛教)少壮时代佛法的喜悦！愿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人间的正觉之音而献身！”2

　　二、人间佛教的特点——佛在人间

　　对人间佛教，印顺有一个比较系统的看法和提炼。他说：“我早期的作品，多数是讲记，晚年才都是写出的。讲的写的，只是为了从教典自身，探求适应现代的佛法，也就是脱落鬼化、神(天)化，回到佛法本义，现实人间的佛法。我明确的讨论人间佛教，民国四十年曾讲了∶《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在预想中，这只是序论而已。这里略述《人间佛教要略》的含义。一、“论题核心”，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学菩萨行圆满而成佛”。从人而发菩萨心，应该认清自己是“具烦恼身”(久修再来者例外)，不可装腔作势，眩惑神奇。要“悲心增上”，人而进修菩萨行的，正信正见以外，一定要力行十善利他事业，以护法利生。二、“理论原则”是∶“法与律合一”。“导之以法，齐之以律”，是“佛法”化世的根本原则。重法而轻律，即使心在入世利他，也只是个人自由主义者。“缘起与空性的统一”∶这是“缘起甚深”与“涅槃甚深”的统一，是大乘法，尤其是龙树论的特色。“自利与利他的统一”∶发心利他，不应忽略自己身心的净化，否则“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一定要广学一切，净化身心(如发愿服务人群，而在学校中努力学习一样)；广学一切，只是为了利益众生。不为自己利益著想，以悲心而学而行，那所作世间的正业，就是菩萨行。三、“时代倾向”∶现在是“青年时代”，少壮的青年，渐演化为社会中心，所以要重视青年的佛教。这不是说老人不能学菩萨行，而是说应该重视少壮的归信。适应少壮的佛教，必然的重於利他。人菩萨行的大乘法，是适应少壮唯一契机的法门。现在是“处世时代”∶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佛与弟子，经常的“游化人间”。就是住在山林，为了乞食，每天都要进入村落城邑，与人相接触而随缘弘化。修菩萨行的，应该作利益人类的事业，传播法音，在不离世事，不离众生的原则下，净化自己，觉悟自己。现在是“集体(组织)时代”∶摩诃迦叶修头陀行，释尊曾劝他回僧伽中住；优波离想独处修行，释尊要他住在僧中；释尊自己是“佛在僧数”的。佛法是以集体生活来完成自己，正法久住的，与中国人所说的隐遁，是根本不同的。适应现代，不但出家的僧伽，要更合理(更合於佛意)化，在家弟子学修菩萨行的，也应以健全的组织来从事利他而自利(不是为个人谋取名位权利)。四、“修持心要”∶菩萨行应以信、智、悲为心要，依此而修有利於他的，一切都是菩萨行。我曾特地写了一篇《学佛三要》，三要是信愿(大乘是“愿菩提心”)，慈悲，(依缘起而胜解空性的)智慧。“有信无智长愚痴，有智无信长邪见”；如信与智增上而悲心不足，就是二乘；如信与慧不足，虽以慈悲心而广作利生善业，不免是“败坏菩萨”(修学菩萨而失败了)。所以在人间而修菩萨行的，此三德是不可偏废的。”3印顺回顾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及其特点，并提出人间佛教的核心是“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学菩萨行圆满而成佛”之由人到菩萨再到佛的修学顺序。人间佛教的理论原则是“法与律合一”，“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则是这一理论原则的思想基础。人间佛教的时代倾向是“适应少壮(人)的佛教”，因为现在社会的特点是“青年时代”、“处世时代”和“集体(组织)时代”，所以要跟上这些时代的思潮。人间佛教的修持心要是“应以信、智、悲为心要”的利他之菩萨行。

　　印顺说：“我初学佛法──三论与唯识，就感到与现实佛教界的距离。存在于内心的问题，经虚大师思想的启发，终于在“佛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而得到新的启发。”4《增一阿含经》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是印顺构建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来源与基础。他认为“佛不是天神、天使，是在人间修行成佛的；也只有生在人间，才能受持佛法，体悟真理(法)而得正觉的自在解脱，所以说“人身难得”，“佛出人间”，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而不应该鬼化、神化的。不过在佛法的长期流传中，由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不免渐渐的理想化、神化，而失去了“如来两足(人)尊”的特色！”1印顺指出了佛教崇拜的发展线索，这就是从人到神的崇拜轨迹。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刚创教时，被弟子们看作是一位得道的成就者，是一位获得觉悟的导师。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后来的弟子出于种种要求，释迦牟尼最终被神化或理想化了。佛被神化或理想化，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宗教的传播史上，离不开权威性，佛陀被神化和理想化就是这一权威性的有力表现。佛弟子对佛的伟大人格发现崇拜，将其作为理想的化身，无疑加强了佛教的地位，增强了凝聚力和竞争力，使佛教在佛的旗帜下更好地统一起来，这是有助于帮助佛教向外传播的。当佛成为偶像时，就脱离了人，变成了神，成为绝对完美和圆满的化身，也就高高在上，远离了人间。佛教到了中国，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被视为六合以外的事情，出世的功能被加强，重在解决身后的问题的能力被强化，鬼化的倾向严重，印顺看到了这一点，指出了印度佛教的天化和中国佛教鬼化的现象，为了纠正这一倾向，他力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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