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人間佛教改革辯證思維的四個坐標

　　湘潭大學哲學與曆史文化學院 徐孫銘 陳芷烨

　　人間佛教改革，是中國佛學研究中有較大理論價值的課題，也是世界佛教界頗有爭議，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

　　國內外對“人間佛教”理念，大體上有四種觀點：(1)人間佛教是釋迦牟尼創立佛教時題中應有之義，不必另提“人間佛教”。(2)“人間佛教”所作利他行爲只是低層次福報的“有漏行”(方便設教，非究竟)，提倡“人間佛教”即是使佛教“世俗化”，故而否定“人間佛教”理念。(3)“人間佛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是對印度佛教、中國傳統佛教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印度佛教上座部強調自我解脫，大衆部強調“自度度他”；中國佛教吸取上座部佛教自我解脫的精神，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業，著重發揮“無我利他”、“普度衆生”的理念，並形成自己的特色(以禅宗爲代表)。(4)“人間佛教”爲佛教般若智慧的體現，是佛教普世化爲世界宗教的必然趨勢。佛教的精髓在般若，即圓滿的終極智慧。般若實質上是高度的辯證思維，是世界“空”與“不空”、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理論與實踐、信解與行證的辯證統一。佛教本來是世間求得解脫的一種信仰，但隨著現代科技和物質生産的發展、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必須在堅持原始佛教根本教義的前提下，在教法、修持方式、弘化手段等方面進行改革，有所創新，不斷開拓前進。

　　筆者贊同第四種觀點。前二說或側重于原始教義，不無道理，但比較保守、拘謹；或側重于實踐層面，否定理論創新的必要性及其意義；後二說在理論、實踐上都有所創新，尤其是第四說爲佛教的改革提供理論支持。

　　關于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改革運動，20世紀以來，已有一批重要成果問世，但尚缺乏從四個坐標(指以太虛大師、趙樸初大德、印順導師、星雲大師爲代表的四個階段)對現代“人間佛教”改革理念和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作整體考量的撰述。

　　我們近幾年來從事《人間佛教改革的方向研究——以太虛、趙樸初、印順、星雲爲代表》的專門課題，其基本思路，就是從太虛大師、趙樸初大德、印順導師(含其弟子證嚴法師)、星雲大師(及聖嚴、惟覺法師等)人間佛教改革的理念和實踐出發，分析其特點、特色和貢獻，揭示其辯證思維的經驗教訓，理順人間佛教改革的思路。

　　太虛階段(民國初年至40年代末)：太虛《人間正法論》(1915年)提出大乘佛教之源——人乘法，《佛教之人生觀》(1920年)以人道之正乘爲“人間佛教”的理論來源之一，《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1928年，40歲)提出依叁民主義，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以革新僧製，淨化人生，鼓鑄世界性之文化爲鹄”；“以盡職業”、“勤志業”的學佛之道，作爲“完成人格之道”；強調僧教育，著重僧才、僧格的培養，禁止私人剃度，實行僧團公度；要求學僧人律儀院修習，有二年的戒律基礎；化家族式的僧寺成爲公産的僧團。這些目標由于各方因緣未成熟，都沒有能夠實施，因此太虛感歎改革運動需要政府機關的支持o。太虛“人生佛教”改革，雖在舊中國帝國主義列強壓迫、封建統治的條件下，難以取得大的成效，但其開創之功不可沒，其改革理念20世紀60—90年代在其弟子、信徒趙樸初、印順、星雲等著名僧尼、居士中得到各具特色的體現，影響于中國和世界甚巨。

　　趙樸初階段(4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趙樸初先生爲現代中國佛教深孚衆望的領袖、社會活動家、書法家，是致力于領導中國佛教實踐“人間佛教”改革的傑出人物，其農禅並重的叢林製度，以佛學研究爲導向的佛教文化建設，以中日韓“黃金紐帶”爲重點的全方位國際友好交流，以培育高素質僧才爲第一要務的漢藏佛學教育，乃至晚年提出顯正祛邪，發揮宗教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是對“人間佛教”理念新的和卓有成效的開拓。

　　印順階段(50年代至21世紀初)：印順導師《人間佛教要略》繼承太虛“人生佛教””思想，倡導“以人間正法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把佛學研究與菩薩行的大乘道密切結合；其著名弟子證嚴法師以長情大愛的悲心宏願，致力于慈濟功德事業(包括慈善、醫療、教育、文化四大志業)，把“人間佛教””的理念進一步付諸實踐，並大大拓展佛教的活動空間(如：國際赈災、臨終關懷、骨髓捐獻、精神環保等)，在世界上有崇高的威望和聲譽，也爲佛教本身的改革、創新提供了許多新的寶貴經驗。

　　星雲階段(60年代至21世紀初)：星雲法師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臺灣佛教界一位著·名長老，1967年開創佛光山，以“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菩薩行，建立人間淨土爲目的。其四大宗旨是：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90年代以來，成立國際佛光會，在100多個國家成立175多個協會及1500多個分會，會員百余萬，以提倡“人間佛教”，倡導四衆平等，創造安和利樂的社會，增進和平尊重的世界爲共同目標。聖嚴法師致力于高素質的僧才培養，把禅學推廣到世界，大力推動心靈環保，維護自然生態平衡；惟覺禅師在社會各基層大力推廣禅修，通過殊勝的道場建設，廣泛接引信衆，其貢獻也十分引人注目。

　　通過對以上諸位大師級代表人物進行簡要的分析比較，揭示不同階段、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不同社會條件下對“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理念的不同闡釋，探索其中成功、失敗的經驗教訓，爲現代佛教改革(或轉型)提供有益的啓示，從而促進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與祖國的統一，提升中國佛教在國際上的地位，應該說是很有意義的。” 在研究中，我們著重運用宗教比較學方法，分析其異同，揭示佛教改革的規律；到內地主要名山道場和臺灣印順、證嚴、星雲、聖嚴、惟覺法師道場進行實地考察；在時賢對趙樸初生平、著述、詩文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對人間佛教改革的理念和實踐作進一步的诠釋；堅持曆史與邏輯、理論與實踐、考證與義理诠釋的統一。

　　人間佛教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思維，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佛性與人性。一般認爲，佛性、神性與人性是有區別的；佛性非人性，甚至與人性是完全相反的。其實，太虛法師認爲，“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佛既是人，非神，又不同于一般人，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覺者，是有高度覺悟的人。佛性非人性，亦人性。佛性與人性非一非異。正是從這一思辨出發，成佛即成人，成就理想人格；關愛人，即是使諸佛歡喜；拔苦和與樂，即是代佛行化；佛教即是給人歡喜、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的宗教，而不是消極的、違背人性的、悲觀厭世，乃至到處征伐他國、惹是非、添麻煩的宗教。當然。佛性也不是簡單地等同人性，而是轉迷爲悟、轉染爲淨、轉識成智後人性的升華，這就需要通過佛陀的教育(包括五明，涵蓋佛學、邏輯學、醫學、音韻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和信、解、行、證的切實修行。成佛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經過“叁大阿僧祗”即長期的修行，才能完成。即使少數人能像慧能祖師那樣明心見性、頓悟自家本來面目，也還要漸修，不斷克服無始以來的無明和習氣。

　　第二，暢佛本懷與開拓創新。一般而言，人間佛教的真谛在于暢揚佛陀的本懷，使衆生悟人佛之知見，得到解脫、安詳、自在。解脫、安祥、自在，即是由必然走向自由。趙樸老說：“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身體不求無病，無病則驕奢淫逸；做事不求無難，無難則以爲世事易成，不知珍重。”不如意即不自由。有欲、有所求皆苦。無欲、無求品自高。但既爲人，不能無欲，不能無求。佛教不是單純禁欲的宗教，而是節製自己的情感、欲望，返乎理性，過正確、合理、合乎中道的生活。這就需要創新，既不爲物所轉，不爲外在的境界所轉移，又能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環境、新的生活。所謂“迷時《法華》轉，悟時轉《法華》。”“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就是說要使解脫得到實現，既不離經典，又不爲經典所局限；既要自度，又要度他。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自度與度他，在不同的時空，應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中國內地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協會的統一領導下，漢、藏、巴利語叁系共存，以四大名山爲依托，各語系、各省市、寺院均保持其特色；而臺灣省則以四大核心道場(“四大山頭”)爲中心，各宗派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形成多元、外向發展的局面，體現了與內地佛教不同的特點和風格。佛光山星雲法師創造的若幹個“第一”，如第一個佛教青年歌詠隊、佛教幼兒園、收容國際兒童的育幼院，佛教聖歌唱片，首辦大專學佛營，開創中國佛教的法製選舉，首辦老年、兒童、媽媽學佛、短期出家夏令營，編纂《佛光大藏經》、《佛光大辭典》，興建西來寺、臺北第一座高樓道場，在中華電視臺製播佛教“甘露”節目，創辦佛光衛視(人間衛視)，舉辦佛教梵呗音樂會，在國家殿堂弘法，僧俗二百人到印度禮佛朝聖，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長。首創平安燈會，與韓國通度寺結成兄弟寺，創立佛教文物陳列館，首開佛光山住持定期退位傳法先例，舉行南北托缽法會，應邀到新加坡弘法，在北美洲傳授萬佛叁壇大戒，泰北弘法義診，軍中弘法，爲美國國會新年度開議灑淨，率領國際佛教促進會內地訪華團到內地弘法探親，成立功德主會、代替佛教報恩，香港紅藥體育館弘法，舉辦世界佛學會考，成立西來大學和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與高雄縣政府聯合舉辦“集體佛化婚禮”，舉行師姑人道儀式，首創檀教師製度，開展淨化人心新生活運動，創辦佛光大學，爲非洲黑人首批出家衆十人舉行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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