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人间佛教改革辩证思维的四个坐标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徐孙铭 陈芷烨
人间佛教改革，是中国佛学研究中有较大理论价值的课题，也是世界佛教界颇有争议，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对“人间佛教”理念，大体上有四种观点：(1)人间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另提“人间佛教”。(2)“人间佛教”所作利他行为只是低层次福报的“有漏行”(方便设教，非究竟)，提倡“人间佛教”即是使佛教“世俗化”，故而否定“人间佛教”理念。(3)“人间佛教”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是对印度佛教、中国传统佛教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印度佛教上座部强调自我解脱，大众部强调“自度度他”；中国佛教吸取上座部佛教自我解脱的精神，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着重发挥“无我利他”、“普度众生”的理念，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以禅宗为代表)。(4)“人间佛教”为佛教般若智慧的体现，是佛教普世化为世界宗教的必然趋势。佛教的精髓在般若，即圆满的终极智慧。般若实质上是高度的辩证思维，是世界“空”与“不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理论与实践、信解与行证的辩证统一。佛教本来是世间求得解脱的一种信仰，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必须在坚持原始佛教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在教法、修持方式、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有所创新，不断开拓前进。
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前二说或侧重于原始教义，不无道理，但比较保守、拘谨；或侧重于实践层面，否定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后二说在理论、实践上都有所创新，尤其是第四说为佛教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改革运动，20世纪以来，已有一批重要成果问世，但尚缺乏从四个坐标(指以太虚大师、赵朴初大德、印顺导师、星云大师为代表的四个阶段)对现代“人间佛教”改革理念和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作整体考量的撰述。
我们近几年来从事《人间佛教改革的方向研究——以太虚、赵朴初、印顺、星云为代表》的专门课题，其基本思路，就是从太虚大师、赵朴初大德、印顺导师(含其弟子证严法师)、星云大师(及圣严、惟觉法师等)人间佛教改革的理念和实践出发，分析其特点、特色和贡献，揭示其辩证思维的经验教训，理顺人间佛教改革的思路。
太虚阶段(民国初年至40年代末)：太虚《人间正法论》(1915年)提出大乘佛教之源——人乘法，《佛教之人生观》(1920年)以人道之正乘为“人间佛教”的理论来源之一，《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1928年，40岁)提出依三民主义，建由人而菩萨的人生佛教，“以革新僧制，净化人生，鼓铸世界性之文化为鹄”；“以尽职业”、“勤志业”的学佛之道，作为“完成人格之道”；强调僧教育，着重僧才、僧格的培养，禁止私人剃度，实行僧团公度；要求学僧人律仪院修习，有二年的戒律基础；化家族式的僧寺成为公产的僧团。这些目标由于各方因缘未成熟，都没有能够实施，因此太虚感叹改革运动需要政府机关的支持o。太虚“人生佛教”改革，虽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封建统治的条件下，难以取得大的成效，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其改革理念20世纪60—90年代在其弟子、信徒赵朴初、印顺、星云等著名僧尼、居士中得到各具特色的体现，影响于中国和世界甚巨。
赵朴初阶段(4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赵朴初先生为现代中国佛教深孚众望的领袖、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是致力于领导中国佛教实践“人间佛教”改革的杰出人物，其农禅并重的丛林制度，以佛学研究为导向的佛教文化建设，以中日韩“黄金纽带”为重点的全方位国际友好交流，以培育高素质僧才为第一要务的汉藏佛学教育，乃至晚年提出显正祛邪，发挥宗教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是对“人间佛教”理念新的和卓有成效的开拓。
印顺阶段(50年代至21世纪初)：印顺导师《人间佛教要略》继承太虚“人生佛教””思想，倡导“以人间正法去修集菩萨行的大乘道”，把佛学研究与菩萨行的大乘道密切结合；其著名弟子证严法师以长情大爱的悲心宏愿，致力于慈济功德事业(包括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把“人间佛教””的理念进一步付诸实践，并大大拓展佛教的活动空间(如：国际赈灾、临终关怀、骨髓捐献、精神环保等)，在世界上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也为佛教本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宝贵经验。
星云阶段(60年代至21世纪初)：星云法师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佛教界一位著·名长老，1967年开创佛光山，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菩萨行，建立人间净土为目的。其四大宗旨是：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90年代以来，成立国际佛光会，在100多个国家成立175多个协会及1500多个分会，会员百余万，以提倡“人间佛教”，倡导四众平等，创造安和利乐的社会，增进和平尊重的世界为共同目标。圣严法师致力于高素质的僧才培养，把禅学推广到世界，大力推动心灵环保，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惟觉禅师在社会各基层大力推广禅修，通过殊胜的道场建设，广泛接引信众，其贡献也十分引人注目。
通过对以上诸位大师级代表人物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揭示不同阶段、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不同社会条件下对“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理念的不同阐释，探索其中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为现代佛教改革(或转型)提供有益的启示，从而促进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与祖国的统一，提升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地位，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在研究中，我们着重运用宗教比较学方法，分析其异同，揭示佛教改革的规律；到内地主要名山道场和台湾印顺、证严、星云、圣严、惟觉法师道场进行实地考察；在时贤对赵朴初生平、著述、诗文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人间佛教改革的理念和实践作进一步的诠释；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考证与义理诠释的统一。
人间佛教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思维，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佛性与人性。一般认为，佛性、神性与人性是有区别的；佛性非人性，甚至与人性是完全相反的。其实，太虚法师认为，“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佛既是人，非神，又不同于一般人，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觉者，是有高度觉悟的人。佛性非人性，亦人性。佛性与人性非一非异。正是从这一思辨出发，成佛即成人，成就理想人格；关爱人，即是使诸佛欢喜；拔苦和与乐，即是代佛行化；佛教即是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宗教，而不是消极的、违背人性的、悲观厌世，乃至到处征伐他国、惹是非、添麻烦的宗教。当然。佛性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人性，而是转迷为悟、转染为净、转识成智后人性的升华，这就需要通过佛陀的教育(包括五明，涵盖佛学、逻辑学、医学、音韵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和信、解、行、证的切实修行。成佛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祗”即长期的修行，才能完成。即使少数人能像慧能祖师那样明心见性、顿悟自家本来面目，也还要渐修，不断克服无始以来的无明和习气。
第二，畅佛本怀与开拓创新。一般而言，人间佛教的真谛在于畅扬佛陀的本怀，使众生悟人佛之知见，得到解脱、安详、自在。解脱、安祥、自在，即是由必然走向自由。赵朴老说：“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身体不求无病，无病则骄奢淫逸；做事不求无难，无难则以为世事易成，不知珍重。”不如意即不自由。有欲、有所求皆苦。无欲、无求品自高。但既为人，不能无欲，不能无求。佛教不是单纯禁欲的宗教，而是节制自己的情感、欲望，返乎理性，过正确、合理、合乎中道的生活。这就需要创新，既不为物所转，不为外在的境界所转移，又能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所谓“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就是说要使解脱得到实现，既不离经典，又不为经典所局限；既要自度，又要度他。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自度与度他，在不同的时空，应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中国内地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统一领导下，汉、藏、巴利语三系共存，以四大名山为依托，各语系、各省市、寺院均保持其特色；而台湾省则以四大核心道场(“四大山头”)为中心，各宗派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形成多元、外向发展的局面，体现了与内地佛教不同的特点和风格。佛光山星云法师创造的若干个“第一”，如第一个佛教青年歌咏队、佛教幼儿园、收容国际儿童的育幼院，佛教圣歌唱片，首办大专学佛营，开创中国佛教的法制选举，首办老年、儿童、妈妈学佛、短期出家夏令营，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兴建西来寺、台北第一座高楼道场，在中华电视台制播佛教“甘露”节目，创办佛光卫视(人间卫视)，举办佛教梵呗音乐会，在国家殿堂弘法，僧俗二百人到印度礼佛朝圣，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首任所长。首创平安灯会，与韩国通度寺结成兄弟寺，创立佛教文物陈列馆，首开佛光山住持定期退位传法先例，举行南北托钵法会，应邀到新加坡弘法，在北美洲传授万佛三坛大戒，泰北弘法义诊，军中弘法，为美国国会新年度开议洒净，率领国际佛教促进会内地访华团到内地弘法探亲，成立功德主会、代替佛教报恩，香港红药体育馆弘法，举办世界佛学会考，成立西来大学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与高雄县政府联合举办“集体佛化婚礼”，举行师姑人道仪式，首创檀教师制度，开展净化人心新生活运动，创办佛光大学，为非洲黑人首批出家众十人举行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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