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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叁教關系論與人間佛教(許穎)

  太虛大師叁教關系論與人間佛教   許 穎   內容提要:大虛大師從人間佛教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儒佛道叁教思想的楷定與抉擇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著重建中國文化的需要,太虛大師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策略,以振興佛教爲契機,進而昌明整個中國文化。依據人間佛教以人爲本、關注世間、淨化人心、趣向佛果的指導思想,太虛大師對傳統文化儒釋道叁家的理論得失分別加以契合時代需要的臧否與抉擇,並就在人間佛教的框架內建立一種新型的叁教關系提出了自己的構想,以實現叁教文化的良性互動,爲人間佛教的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內在與外在環境。叁教關系的成功經驗對當前人間佛教的建設和開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大虛 叁教關系 人間佛教   上個世紀20年代,太虛大師提出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本著佛法契理契機的原則,爲中國佛教也爲整個中國文化探索出一條現代化的振興之路。如今,人間佛教作爲“20世紀中國佛教最可寶貴的智慧結晶”,在國際佛教特別是漢傳佛教界已成爲一股頗具影響的文化思潮和引人注目的力量。半個多世紀以來,通過海峽兩岸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人間佛教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化,人間佛教的建設不斷拓展。相比較而言,對太虛大師叁教關系理論與人間佛教思想關系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從人間佛教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化儒佛道叁家思想的楷定與抉擇是太虛大師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前和以後人間佛教的闡釋與運作都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人間佛教的提出與重建   中國文化的需要   太虛大師所處的20世紀初中葉,是中國曆史上一段動蕩曲折的特殊時期。東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使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危機。佛教也不例外,面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從外部來看,封建帝製的崩潰使長期以來佛教賴以生存的政治扶持和經濟支柱轟然倒塌,各種新思潮,特別是西方科技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強勢入侵,對佛教的傳統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從內部來看,僧尼素質低下,教團組織渙散,傳布方式落後,長期以來的積弊使中國佛教進入了“最黑暗的時期”,成了“超亡送死之教”和“避世逃禅之地”。其結果是佛教遺棄社會的同時,社會也遺棄了佛教。正是在不改革就不能夠救亡圖存、不足以適應時勢的曆史背景下,太虛大師提出建設人生的人間的佛教,並爲之傾注了全部的心血。   至少在1915年,太虛大師便開始了人生佛教的提倡。他說:   佛法是佛所證的一切法實相,及衆生可以由之證到諸   法實相的方法。同時,在佛親證的方面爲證法,就佛對衆生   說的方面爲教法;前者是契理的,後者亦兼契機的……時至   今日,則須依于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更抉   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綜合而整理乏,故有“人生佛   教”之集說。   人生佛教的原理在于以改善淨化現實人生爲基礎,從實踐人乘行果,到圓解佛法真理,引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即人即菩薩而進至于成佛。爲什麼說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契理契機的選擇

  太虛大師認爲,人間佛教是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提出的佛教理念和文化形式,在人間佛教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吸收融合儒家、道家以及佛教各派已有的思想文化成果。太虛大師早年爲駁斥一些以儒爲本的學者如梁漱溟等對佛教的曲解,提出了五乘判教理論,認爲佛教可分爲天乘、聲聞、緣覺(以上爲出世叁乘)、人乘、菩薩乘,前四乘都是方便設教,唯有菩薩或佛的行果才是究竟。執守出世叁乘的人是把方便作爲究竟,而通過當機的方便——人乘則可以引向即出世而人世的菩薩乘。現代社會處于“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佛教現代化的道路應該是“在人乘行果,以實行我所說的人生佛教的原理”。佛教現代化必須建立在對民族心理、世界人類心理的了解基礎上,只有這樣,“才能夠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e。現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問題,因此,昌明佛學必須關注人生問題,經由倡導人間佛教達于佛教理想之實現。   那麼,中華民族的心理特點在何處

  中國人對人生問題有著怎樣的觀照與解決之道

  又如何在現實人心上將“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

  這一系列的問題必須結合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與發展來談。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太虛大師的總結是“隋、唐以來之中國文化,其實質澈上澈下爲一叁教融合之文化”。通過效法自然而適性逍遙的道教,以注重倫理道德而實現內聖外王的儒教,以出世解脫而慈悲普度的佛教,皆是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國文化的這叁個有機組成部分,太虛大師認爲“非道教莫溯中國文化之源,非儒教莫握中國文化之樞,非佛教莫廣中國文化之用”。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化形成了以儒爲主,佛道爲輔叁教並存兼容的基本格局,叁教的互補作爲一種文化積澱,至今仍對中國人的心理、人格具有深刻的影響。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其關注現世現生的人生哲學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影響也最大。儒學本質上是一種“人學”,對人自身地位和價值的充分肯定與尊重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儒家文化強調在群體的倫理中關照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實現,主張通過提升每個人的道德品格,達成社會整體的良性運轉;道家則從人的自然性著眼,主張通過效法自然,返璞歸真,以實現精神的自由,具有與儒家形成鮮明對照的人生哲學。道家學說在魏晉以後主要是在道教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廣義的道家一般兼指道家與道教;中國化佛教作爲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産物,已經在中華民族文化偉大悠遠的基礎上生根發展,成爲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老莊派的自然哲學、孔孟派的人倫哲學、中國民族重生懷死、畏神敬祖、趨福避禍之一般俗尚,均對佛教的中國化産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點在中國化佛教的代表——禅宗思想中有著鮮明的體現。就此而言,人間佛教的建立不能脫離傳統文化的現實土壤,必須建立在對儒道佛叁家文化的抉擇和融合基礎上。   然而,以儒道佛叁教文化融合爲特征的傳統文化發展到清末,既無法避免自身衰朽的命運,同時又遭受歐美新興文化的襲擊,從而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基于不同的背景與立場的有識之士以複興中國文化爲己任,紛紛探索解決之道。太虛大師也不例外,他認爲,振興中國文化必須“看清了現代中國的需要,擇取中國五千年曆史文化及現代全世界流行文化的所宜,憑借之以爲基本,以創造“複興中國民族”和“解救世界危機”的新文化耳”,其指導原則是“由中國今文化爲本位,發揚中國古文化之精神”,並在此基礎上對西方的科學、文藝乃至宗教加以涵攝,融化爲對自身有益的養分。   在太虛大師看來,佛學尤其應當在這一建設新文化的過程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主導性作用。在《中國今日所最需要者是何事》的演講中,太虛大師說:   中國國勢之衰落,是不可諱言的。一般人推厥原因,大   致不出經濟之恐慌,教育之欠良,政治之失敗,軍事之未定,   然吾則謂今日欲轉亂而入治,須從建立國民思想信仰之共   同重心爲根本。   但這融化一切、貫通一切的思想信仰重心由誰來承擔,又如何重建呢

  太虛大師分析當時的情勢,“君主政體改革而後,儒教早已同歸于盡,道教又不成其爲教,只余佛教爲碩果之僅存”。封建帝製、宗法社會、小農經濟的崩潰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新儒家的演變失去了政教基礎,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屬從屬地位的道教也無力複興,全盤西化更不可行。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

  綜合多方面的考慮,大師認爲,“欲一征我國民宗教信仰之所存,舍佛教蓋莫他屬”。   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曆史背景之下,本著重建中國文化的需要,太虛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策略,以振興佛教爲契機,進而昌明整個中國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間佛教是大乘佛法與中國近代社會相結合的産物,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産物”。儒佛道叁教文化是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産生的來源和實現的土壤,人間佛教的種種理念也必然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得以開花結果而變成現實。   二、人間佛教的主旨與3-教理論抉擇   從1922至1946年,太虛大師發表了許多演講和文章,逐步建構了人間佛教思想體系。人間佛教是針對長期以來中國佛教形成的積弊提出的佛教思想和主張。“人間佛教,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間佛教的內容十分廣泛,既有思想理論的構建,又有僧伽製度的組織整頓等。就其思想內容而言,可以從人生與人間兩方面交互展開。太虛大師在《人生的佛教》一文中說:“佛教的本質,是平實切近而適合現實人生的”,它指向合理的、道德的人生,使人生獲得最大的意義與價值。太虛大師認爲做人是學佛的基礎,人生首要在培本報恩,繼而在進德修道方面下工夫,以“獲得做人的真價值”,成佛則是人本性和最高人格的實現。同時,太虛大師將出世求解脫的終極理想轉化爲淨化國俗、淨化人間的社會理想,積極人世與菩薩道的人格完善相輔相成。如果說對人生的強調旨在樹立個人的道德價值和生存意義,那麼對人間的重視則是爲了在佛法的指導下,改造改進現有生存世界和倫理境遇的不圓滿。關注現實人生是人間佛教的重要特征,但人間佛教又不同于單純的各種世間利生事業,而是從究竟的佛乘中,來看人類應怎樣從人而趣向成佛。人間佛教仍是以佛教爲中心,如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則失去了佛教存在的意義。綜上所述,人間佛教思想的“人間”和“佛教”兩大層面,可以細化爲以人爲本、關注世間、淨化人心、趣向佛果四個方面。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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