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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佛法的出世間修證(陳兵)

  《人間佛教與佛法的出世間修證》——陳兵

  人間佛教自20世紀20年代由太虛大師等提倡以來,經過近80年的研究、實踐和弘揚,已經被中國海峽兩岸的廣大佛教界人士普遍認同,受到社會的好評,影響波及海外,越來越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綜觀當代全球佛教,即使未明確打出“人間佛教”的旗幟,而其思想內涵和發展趨勢,很多與中國的人間佛教之旨不謀而合。事實證明,人間佛教,是深契佛陀本懷、適應現代社會的佛教模式。可以斷言,它將進一步發展,極有可能成爲21世紀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

  人間佛教雖然重視“人間”——現實人生的改善,人類社會的建設和發達,或曰“人文精神”的強調,而終歸是“佛教”,是遵循佛陀遺教而以“正覺”爲旗幟的社會教化體系、信仰體系。佛陀教法中確實包含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現實人生改善,人類社會發達的人間的、世間的內容,但終究以了生死、出世間之可謂“超人間”性的內容爲核心、爲精華,這自是不爭的事實。佛教之所以能穿越時空,從二千多年前流傳到現代仍然不失活力,無疑是其出世間的永恒主題所決定。多數佛教徒對佛教的信仰,主要在了生死。這一點,在新世紀的正信佛弟子那裏,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假若沒有了了生死、出世間的核心內容,只剩下被當今一些人理解爲人間佛教內涵的人天乘法、慈善事業、文化教育,那麼佛教便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可被世俗的教化體系、文化教育所替代。現實人生的改善與了生死的修證,亦即人間與超人間或人間的建設與出世間修證的關系,于是成爲人間佛教的核心問題。幾十年來,佛教界大德抓住這一關鍵問題,進行了多方探索,有不少可喜的成果,在有些觀點上也不無爭議。這裏僅就叁個問題,略呈淺見,以請教于諸賢。

  一、出世間的修證不離人間

  自太虛大師提倡之伊始,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就不僅僅限于人天乘正法的強調、慈善事業的倡導,而被賦予即人間而出世間的深義,看作對佛陀整體教法的回歸。太虛大師通過判教,說明人生佛教的要義在于:一反以往中國(明清)佛教之重死、重鬼的偏向,適應現代文化,“以求人生發達爲中心而施設契時契機的佛學”爲第一義[1],從佛法的寶庫中,選取以大智大悲爲群衆、由人乘行直趣佛果的“圓漸之大乘”爲最當機的佛法。這種大乘法的內容,是在現實生活中力修五戒十善、六度四攝等“今菩薩行”,以出世間的無我精神爲社會服務,爲衆生謀利益,用佛法的道理改良社會,建設人間淨土。至于個人解脫成佛的終極理想,太虛大師將其歸結于在“今菩薩行”中圓滿人格,他以“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一偈,總括由人乘行直趣佛果的人生佛教之要義,並奉之爲座右銘,用自己終身的行持,提供了實踐人間佛教之榜樣。

  太虛大師的弟子印順長老,對人間佛教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展深化,針對對人間佛教的誤解和將人間佛教世俗化的偏向,他強調人間佛教以實踐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見爲本的“人菩薩行”爲要,不限于人天乘法,不同于一般的慈善事業,其深義在于:“從究竟的佛乘中,來看我們人類,應怎樣從人而向于佛道”[2]。趙樸初會長所提倡的人間佛教,也以“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的菩薩行爲基本內容,不過結合我國目前的現實,強調佛教徒應“自覺地以實現人間淨土爲己任,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貢獻自己的光和熱。”[3]可以說這與太虛大師、印順長老的人間佛教思想一脈相承。

  太虛大師、印順法師、趙樸初居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並非獨創新說,本是《菩薩璎珞》、《般若》等大乘經中所示的菩薩道通義,不過,強調在現實人間付諸實行。正如印順法師所言:人間佛教是佛陀本有的教法,他只是將其“刮垢磨光”而已。大乘菩薩道本身就是人天乘法與大乘法、入世間與出世間的統一,欲超出生死流轉、諸苦交攻的世間而獲得究竟的解脫、圓滿的涅槃,必須以“無所得”爲要,智慧與方便雙運,深入世間,深入衆生(應主要是深入人類社會、人民群衆)之中,在利樂衆生、莊嚴國土的活動中,齊修六度四攝,一方面斷除或轉化自心的煩惱(修慧),一方面利益、度化衆生(修福),經持久的努力,福慧雙圓,方能實現自性的潛能,成爲自覺、覺他皆悉圓滿的佛陀。按照大乘教義,亟求個人解脫的小乘人或許可以遠離社會和衆生,獨自勤修戒定慧叁學,而證得道果,然而,即使圓證阿羅漢、辟支佛果,也只是在通向大覺的漫長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暫時進入一個得以休息一下的“化城”,離究竟的大覺尚十分遙遠,若要獲得大覺而發揮本心的無邊妙用,實現自性的潛在價值,還須再投入世間(主要是人間),修習六度四攝等菩薩道,圓滿佛果。佛陀號召已證得小乘道果的阿羅漢們,回小向大,批評不肯回小向大的定性聲聞爲“焦芽敗種”。部派佛學大多也認爲,修聲聞道只能證得阿羅漢果而不足以成就佛果,那麼,欲成就佛果,當然就只有修大乘道了。

  從佛陀本人的親身示範來看,大乘菩薩道無疑是究竟道,引導衆生由此大道悟入佛的知見,乃佛陀出世說法的“一大事因緣”。按大乘教義,菩薩道的修持,離不開世間,離不開衆生,尤其是離不開我們現前所依止的地球,離不開人類社會。《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佛言:“諸佛世尊皆出人間。”《四十華嚴》卷十二雲:“一切賢聖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證。”經論中說:人有聰明、意細微、智慧增上等特性,最爲“聖道正器”。因苦樂間半,最具反省力、意志力,最容易理解、接受佛法,最有條件修大乘道。人間是修持菩薩道的最佳道場,到處有貧窮困苦者需要我們去施舍救濟,有急難無助者,需要我們去熱心幫助,有邪見愚癡者,需要我們去開導勸化,有種種利益大衆的事業,需要我們去投身,有種種社會弊病,需要我們拿佛法的智慧去醫治。如《維摩經·香積佛品》中維摩诘居士所言:

  “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余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爲十?以布施攝貧窮,以禁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禅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以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衆生。”

  就修學大乘道而言,這汙穢的人間,比諸佛的淨土還要殊勝。《無量壽佛經》說:衆生在此五濁惡世精進修行一日一夜,勝在天上爲善百歲;精進修行十日十夜,勝在他方佛國邊地爲善千歲。離了人間,便沒有福報可修,沒有衆生可度,也就沒有佛果可成。地藏菩薩專門深入地獄度鬼,他不是人身的菩薩,乃法身大士,其本事自非尋常凡夫可比,固然可欽可敬。但要度地獄及餓鬼畜生道的衆生,解脫成佛,也必須度他們生于人間,修菩薩行。身處人間的人身菩薩,理應以度人利人爲本份,不去度人,只是做做法事,放焰口度鬼,放生度魚蝦,不能說全無功德,但作爲住持佛法的大乘佛弟子,起碼是失職,是退避,必爲諸佛菩薩之所诃責。連人都度化不了,能度化畜生餓鬼嗎?恐怕難免自欺欺人之嫌。太虛大師指責過去的佛教“鬼本”、“死本”,批評只知躲進山林的“清高流”和只知趕經忏的“應赴流”等,強調以地球人類爲本(“人本”),施設教化,是完全符合佛意的。

  慧能大師用:“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覓兔角”一偈,總結般若的精義,真正是握得大乘佛法的心髓。世間與出世間,本來一體不二。欲出世間,必須先入世間,尤其是先入人間。所謂世間,只不過指自心的邪見、我執、貪、瞋、癡、慢、嫉等無明、煩惱;所謂出世間,並不是要人離俗避世,躲進深山無人迹處去閉關,不是逃離人間到諸佛淨土裏去,而是以智慧斷除或轉化自身的無明、煩惱。如慧能大師所說:“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俱打卻,菩提性宛然。”

  這裏的邪見,代表一切無明、煩惱,正見則指般若智慧。只有以“無所得”的般若智慧爲導,以離無明煩惱的清淨心去修習六度四攝,才是大乘道,才是堪以到達無住涅槃彼岸的“波羅蜜多”。也只有以佛法特有的“諸法無我”的般若智慧爲導,才能照破無明癡暗,保持無我無著、一塵不染的清淨心;以此清淨心不住于相而修六度四攝,才能真正自利利他,才能修得起六度四攝。無明、我執不破,難免自私自利,被貪婪、吝啬、嫉妒、瞋恨等煩惱所主宰,必定不能急人之難,熱心布施,不能不貪不瞋而持淨戒,不能臨事鎮定而行安忍,不能專心一意而入正定,不能明心見性而得超越智慧。自己煩惱重重,人格卑劣,必定不能攝化別人。即使從事弘法事業,爲人講經說法,也難免貪利養,爭名位,嫉賢妒能;即使住山在寺,也難免心緒不甯,煩惱無端滋生。

  若能以無我人衆生壽者,甯靜、專一的清淨心,從事利益衆生的事業,必能有非凡的智慧、超常的精力、頑強的意志、高度的責任心和敬業精神,隨之而來的必定是出格的成功。即便從事平凡的工作,也必定表現出不平凡的精神。清醒、鎮定、忘我、甯靜、專注的心態,被公認爲是成就世間一切事業的根本。人若如法修持菩薩道,逐漸斷滅、轉化煩惱,以清淨心盡職盡責,利益攝化衆生,從心理學的人格論來講,必定會塑成健康、高尚的人格。若煩惱斷盡,只有清醒的智慧、無量的慈悲、超人的精進和濟世利人的熱腸俠骨,即便他尚未有叁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未具足叁明六通,佛性的光明也會從他的身上放射,涅槃的常樂也會在他的心中駐留,必能獲得人們的尊敬和信服,成爲做人的楷模,起碼分證佛的一分功德。謂之成佛,亦未嘗不可。太虛大師所謂:“人成即佛成”,蓋即此意。修學此道的人多了,國土世界必定清淨莊嚴,佛教必然興隆昌盛。

  這種大乘道,不論貧富愚智,不離俗務世事,不拘閑忙靜鬧,只要肯發心,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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