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當他們離去之時，便把它交給當地的信徒負責而繼續發展。經費概由當地的信徒負擔，使徒只管向前開創，沒有牽累，且能得到各已設教會的後援。所以，這種教會發展迅速。
因爲財産共有，故有一些敗類，即來藉過團契生活而坐享其成，寄生于教會。于是，保羅就提出警告說：「人若不願工作，他就不當吃飯。」(〈帖後〉第叁章第十節)保羅爲了推行他這主張，所以他自己「也未嘗白食，倒是辛勤勞碌，晝夜工作，免得他人受累。」唯其如此，始可命令他人「要安靜做工，吃自 己的飯。」(〈帖後〉第叁章第六至十二節)這倒很像中國禅宗的百丈懷海所主張的農禅生活了。印度佛教的比丘生活是不得販賣耕作的，那是學自婆羅門的僧侶生活，也是佛世各沙門團的通例。但是到了中國禅宗興起之時，若不自食其力，那便無以爲生。爲了適應環境，須有各自賴以維生的方法。
教會發展的因素
教會發展迅速，共有五個有力的因素：
(一)猶太民族自從受到外邦人的統治以來，散居外地者很多，正像現在的猶太人一樣。不過，猶太人雖散處各地，卻要回到耶路撒冷來守節。耶稣的使徒們在那時代，傳道的精神特別昂揚，充分利用猶太人原有的講道所「會堂」(Synagogue)。他們每逢市鎮，總是先進猶太人的會堂(十多年來臺灣的基督徒，也有跑到佛教的寺院中傳教的，就是學的此時使徒的作風)。猶太人的會堂拒絕被他們利用時，他們就往其他的公共場所對大衆宣講。猶太人之中必有部分因此改變了信仰，這些改宗的人返回僑居地時，就把基督教帶向了外邦的新據點。
(二)基督教出現時，正逢羅馬帝國初成之年，全國和平統一。許多小國的國界被打破，許多民族的舊習俗被解放，各民族的宗教均受寬容保護。故對新起的基督教，政府以爲是猶太教的一支而予以自由宣傳。因此，各民族雖有反對基督教的主張，也不能任意攻擊和阻止。基督教即趁勢在羅馬帝國的各地，積極地展 開傳教的活動。
(叁)自亞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 西元前叁五六─叁二叁年)大力推行希臘文化以來，印度北部及黑海沿岸等處，希臘語成了國際通用語言。這使使徒們到各處傳教時減少了語言上的困難。並用希臘文字寫成書信，送給各處不同方域及不同民族的信徒看，以此成爲永久的宣傳品，即是後來的《新約》。
(四)羅馬帝國的初期，容受各民族的一切宗教，並立有萬神廟，但羅馬政府頗有統一宗教信仰的企圖，故令各屬邦廟宇皆須供奉皇帝像，期以皇帝神作爲宗教統一的中心。基督徒以爲羅馬皇帝不是神，不願敬拜，致被控爲對皇帝與國家的叛逆，因而遭遇不斷的迫害。但是經過一、二百年後，基督教越受迫害，越加旺盛。到西元叁一一年，皇帝伽俐略(Galerius)，下令停止對基督教的一切迫害，並且給予「寬容」(toleration)。繼起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于西元叁一二年爭取帝位，西元叁一叁年即頒布有名的《米蘭诏書》(Edict of Milan)，使基督教在曆史上開始受到政府的公認。羅馬帝國最初忽視基督教的力量，繼而壓製基督教的發展，最後卻以基督教作爲統一全國信仰的國教，固是基督徒的努力所致，也是羅馬政府的企圖轉了方向所成。有人把君士坦丁之擁護基督教與印度阿育王(As、oka)之擁護佛教相比擬。其實，阿育王是純由于佛教正法的感召，毫無政治 作用的；君士坦丁則是爲了博取基督徒的歡心以遂其爭得帝位的企圖。因爲當時的基督教勢力已是既成的事實，他是順水推舟而已。所以他在擁護基督教之時，並未成爲基督徒。到了西元叁叁七年，當他臨終的時候，才接受洗禮，加入基督教。
(五)羅馬境內各民族的宗教，均爲古老形態的，迷信的色彩極其濃厚，經不起哲理的考察。耶稣之前的希臘哲學，如蘇格拉底(Socrates 西元前四六九─叁九九年)、柏拉圖(Plato 西元前四二七─叁四七年)的思想，正好已把舊宗教的信仰做了哲學上的攻破。此時的希臘文化正爲羅馬各屬邦所學習研究，基督教的使徒及其下的教父們，即繼希臘哲學的余緒而采撷利用，取其可通于基督教思想的，以壯大助長基督教在學理方面的依傍。尤其在羅馬時代，希臘哲學已失去了先前的創發精神，在保守苟延的狀態下，各末派之間越是互相爭辯，空談真理，越是顯得哲學在倫理實踐方面的虛弱無力。此時有基督教出而鼓吹一神的恩典、他力的救濟，反而能夠得到同情。
教會的成長
在使徒時代之初，教會沒有嚴格的組織，結果：「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純種的本土猶太人)發怨言，因爲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于是十二使徒就從他們的衆門徒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 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辦理其團契生活的供給之事(〈使徒行傳〉第六章第一至叁節)。這是教會職司或教會行政製度的開始。
自此之後，教會逐漸擴張，事務日益繁複，教會所需的「執事」(Deacon)，也就日漸加多，保羅即爲之安上職銜。例如在其達〈哥林多前書〉時，有使徒、先知(Prophet)、教師(Teacher)、行異能者(Worker of Miracle)、醫病者(Healer)、幫助人者(Helper)、理事(Administrator)、方言家等。在〈以弗所書〉，又于先知和教師中間，加了傳福音者(Evangelists)、牧師(Shepherd)。到了〈提摩太前書〉及〈提多書〉時，已反覆說明監督(Bishop)、長老(Presbyter)和各執事等人的資格了：這是西元第一世紀的教會職稱。
到了第二世紀，由于教會的分支日多，又不能不發展成爲較大的組織，故産生了管理幾個教區的主教(Bishop)。到了第叁世紀，又出現了管理幾個主教區的大主教(Archbishop)。好多大主教之中的權力、位望、德能，則不無差異，而以安提阿喀(Syrian Antioch)、亞曆山卓(Alexandria)、羅馬(Rome)之叁城的文化重鎮的大主教爲較大。到了西元叁八一年的君士坦丁主教會議以君士坦丁城爲新都。西元四五一年的喀西但(Chalsedon)主教會議以耶路撒冷爲教會的發源地。因此合上前面叁城，共有五處的大主教，被公認爲與別的大主教不同的教長 (Patriarch)，統理全羅馬的教政。
西元叁九二年，羅馬皇帝替歐豆書第一(Theodosius I)明令以基督教爲國教之後，即刺激著教會也要求有個大一統的組織。于是，由于使徒彼得(Peter)，是在羅馬城殉道(據說迄今彼得的頭仍葬于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中)。據說彼得曾在羅馬當過監督，後來羅馬的教長在其余四位教長中，即自稱是繼使徒彼得的地位而應居于各教長之首。經過一個世紀的爭議，約在西元五百年左右，遂稱羅馬城的教長爲教皇(Pope)。
其實，基督教的行政製度，完全是采用羅馬古教的本質，尤其到了以教皇兼任國王，主教有權統治教民的時候，便是政教合一的神政政治。
教會的分裂
由于神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e 西元叁五四─四叁○年)的鼓吹除了教會沒有得救之道，教會地位應在國家之上。後來遂有以教會爲國上的國，以教皇爲王上之王的局面出現。
教會置于國家之上，本是一種神聖的表示。但當教會幹預世俗政治並利用世俗政治以自肥自大的時候，教會便不能不向世俗的腐化中墮落。凡是政治人物的一切可能犯的罪惡，基督教會的教皇教士也無一不犯！所以，教會在中世紀造成的種種罪惡，也是罄竹難書。
不過，教會政治化之後，固然壟斷了西方人的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造成思想史上的專橫與空白。但對由北方入侵之野蠻民族的感化，也不無功勞。同時，教會爲了利用希臘哲學的方法及理念以保護基督教的信仰，故賴教會的搜集儲存，希臘文化始得以遺留，而爲文藝複興保養了元氣。
然而，羅馬教會政治化之後，由于地域及思想上的紛歧，便不得不有派系的分裂。首先，在君士坦丁城方面的教長，與在羅馬城方面的教長發生意見上的不和。因爲接近西方的羅馬教會，日與政治結合，混入了政治宗教的塵世腐化；接近東方的君士坦丁教會，仍與希臘哲學爲伍，變成了學究宗教的迂闊不經。這是由于教會趨向羅馬化及希臘化的必然結果。
于是，羅馬教長，自以爲繼承使徒彼得之後的教會首席領袖而稱爲教皇，並要求君士坦丁的教長服從，君士坦丁的教長偏偏不服從以羅馬教長爲首的決議。羅馬教長又對君士坦丁教會所立八十五條政治條例，僅認可了其中的五十條。因此，到了西元一○五四年，東西兩個教會就分了家。在羅馬的教會，稱爲羅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或天主教、公教(Catholic 日本譯爲加特力教)；在東方的教會，稱爲希臘教會(Greek Church)、希臘正教會(Orthodox Greek Church)或東正教。
到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西元一四八叁─一五四六年)出現，又于西元一五一七年十月，從羅馬教中分裂出了一派新教，稱爲複元教(Protestants)或稱更正教、耶稣教。在中國則習慣以天主教稱羅馬教，以基督教及耶稣教稱新教。新教之從羅馬教中分裂出，乃是由于羅馬教會的專橫跋扈、恐怖黑暗、腐化頹敗。不過。分裂出的新教，同樣也爲西洋史上留下了血腥的汙迹。新教與舊教，名稱不同，本質無異，所以有不滿新教的人，又從新教之中，再叁再四的分裂，以致迄今新教的教派之多，多達好幾百種。好在近世以來，各國多已實行政教分隔製度，基督教會雖…
《比較宗教學》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