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等而有層級的分限。從最初發心，到成等正覺，高下懸殊。若能到達徹悟宇宙本體是一種空如的實在之際，便是聖位的菩薩了。
因此，菩薩的理念，對于大乘佛教具有極重要的意義。大乘的理想是藉菩薩行的精神而表現，菩薩不以自求解脫苦痛爲目的，故亦不以涅槃爲終局，乃在生生世世與衆生做伴侶，救濟衆生，並使衆生皆成佛道。于是，人人皆得成爲菩薩。菩薩可有各種不同的身分，出家沙門或在家信徒，只要善盡人的義務，同時實踐成佛的理想，他就可稱菩薩。
菩薩既是成佛的基礎，又是以救濟衆生爲己任的人，所以民間對「萬家生佛」的菩薩，備極敬仰。佛教則以菩薩爲佛教徒的榜樣或模範來尊崇。于是，即將成佛的大菩薩，例如觀音、地藏、文殊、彌勒等，便成了佛教徒崇拜的第二層對象。甚至覺得菩薩的靈應，常在人間的日常生活中出現，要比寂靜入滅了的佛陀，更加親切貼己。
佛教本不崇拜偶像，佛滅之後，尤其當希臘人來到印度而受佛教的化導之時，總覺得空無依傍，所以仿照希臘人的神像，雕刻了佛像。往後，一些特受崇 仰的大菩薩們，也被雕刻了偶像。從此，佛教就有了偶像崇拜的色彩，唯其對偶像致敬之時，並不會以爲那便是佛菩薩的本身，只是藉此作爲象征，一如國民對國旗的致敬，國旗乃系國家的象征而已。
僅僅自求解脫的小乘聖人，稱爲羅漢。這些羅漢解脫之後，自然也將舍小入大而成菩薩。
至于神鬼，佛教把他們列爲衆生的一種類別，既不視其爲聖，也不崇拜他們。相反地，佛教徒誦經念佛的功能之一，便是爲了對群神說法，給鬼類開導，使他們也能得到佛教的利益，避惡向善，乃至解脫。
佛教的文獻佛教的研究工作者，主要是對佛教文獻的整理與判析。一般人之誤解佛教爲迷信，原因即在未能涉獵佛教的文獻。
通常是以叁藏十二部來稱佛教全部文獻，叁藏是指：
(一)經藏：由佛菩薩及羅漢弟子們所說的法義，編集起來的類書稱爲經藏。
(二)律藏：由佛對弟子們的生活規定，製定章則條文的稱爲戒，記載製戒原委及經過情形的稱爲律。
(叁)論藏：對于各種法義的解釋及辯論，稱爲論藏。
比之于基督教，經藏相當福音書的性質，論藏相當神學書的性質，律藏則無 相當之書，或者稍類于猶太教的律法、印度教的法典。其內容的程度則無法比擬。
所謂十二部，是指佛典所用的十二類體裁：1.長行(散文)，2.重頌，3.授記，4.孤頌，5.無問自說，6.因緣，7.譬喻，8.本生(佛的過去生中事)，9.本事(佛弟子過去生中事)，10.方廣(大乘廣大經義)，11.未曾有(神變不思議書)，12.論議(辯論問答)。故其非指十二種經書。佛典是隨著時代而日漸增多，曆代佛教名著入藏，藏經便越來越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五十五冊，收有九千余卷。多數中國人的佛教著作尚不包括在內。另有譯成西藏文及巴利文的許多典籍，中國尚付阙如。
第五節 隋唐以前的中國佛教
佛教的傳入佛教初傳中國，究竟始于何時，史家衆說紛纭。近代人的看法，大致是以後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遣使迎取迦葉摩騰與竺法蘭至長安爲始。那時譯出了《四十二章經》，藏于國家圖書館的石室之中。但據近代學者的考證，現存的《四十二章經》並非出于漢人手筆。然由史料中看，後漢桓帝延熹年間(西元一五八─一六六年)，楚王劉英，崇奉黃老與浮屠之教，桓帝宮中亦 建黃老與浮屠之祠。到了後漢獻帝之世(西元一八九─二二○年)，有笮融建佛堂，親自率衆修持誦經法會。以此可見，佛教傳入中國之有信史可查的，至遲是在桓帝時代；但是，早在秦始皇時代(西元前二二一─二一○年)，即已有了佛教傳來中國的消息。
其實，佛教來華的情形是漸次進入的，大概先由來往于西域的商人，在有意無意間帶來一些佛教的事物；這在秦始皇時代，可能已經開始。至于中國人之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後漢時代才開始。
中國之有佛經，有信史可考的，是在後漢桓帝時(西元一四七─一六七年)，由安息國來華的安世高及由大月氏來華的支婁迦谶，開始譯出。到後漢之末，又有竺朔佛、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詳、竺大力，自西域相繼而來，從事佛典的翻譯。這些翻經師的姓氏，均系中國人根據他們祖國的國名而安上的，安息國的人姓安，大月氏(音支)的人姓支，天竺(印度)的人姓竺，康居國的人姓康；乃至初期的中國僧人，也隨西域來華的老師而姓。在此初期的諸譯師中，安世高譯出叁十四部四十卷，多爲小乘經典，支婁迦谶譯出十叁部十七卷，多爲大乘經典，這是中國初期佛教的兩大譯師。
支婁迦谶所出的《般若經》，特別受到中國人的注意。當時的中國，老莊的虛 無主義非常盛行，般若的空義雖不即是虛無，卻能利用老莊的思想做基礎而與中國的思想界相互溝通。
叁國時代的佛教叁國時代(西元二二一年以後)的佛教，以北方的魏國及南方的吳國爲流行地，有關蜀國的佛教史料則很少。魏廢帝之嘉平年中(西元二四九─二五叁年)，中天竺的昙摩迦羅到洛陽，譯出《僧只戒心》，並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此爲中國之有戒律及受戒之始。嘉平之末，又有康僧铠譯出《郁伽長者經》。甘露年中(西元二五六─二五九年)，帛延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一般人以爲此經是支婁迦谶所譯，這是淨土信仰流入中國的表征。當時有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支謙居士。支謙的祖父是歸化中國的大月氏人，支謙雖生于中國，卻能博通六國語文，他就學于支婁迦谶的弟子支亮，合稱之謂叁支。支謙于漢末由魏避亂到了吳國，被孫權禮爲博士，潛心譯經，計出《大明度經》、《維摩經》、《阿彌陀經》等大小乘經叁十部共四十卷。
在吳國的吳大帝赤烏十年(西元二四七年)，生于交址的康僧會來到吳都建業，感得佛舍利而使孫權爲建佛寺，號爲建初寺。此爲吳國有佛寺之始。康僧會譯有《六度集經》等，並爲譯出的經典作釋，因此而使江南的佛教，臻于興隆。稍後，支謙亦由魏至吳，譯出大量的佛經。
叁國時代，僅于五十年之間，從佛教的發展上說，尚是啓蒙階段，故在思想的建樹上，可述者不多。所足注意者，由于朱士行(西元二○二─二八二年)的講解《般若經》，每以老莊思想來說明般若的空理，所以頗受當時思想界的歡迎。同時，叁國時代正在崇尚清談之風，有名的竹林七賢即活動于那時，他們主張虛無放縱，隱遁林下，嗷嘯不羁。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學，被接通了老莊的虛無主義，故亦爲之相得益彰。
到了兩晉時代，佛學與老莊的關系越密，佛教徒積極運用老莊以釋佛經的結果，便形成了「格義佛教」，其實這與佛法的本義，未必相投。
對于中國佛教的建立，晉代有幾位傑出的人才，一是有語言天才並被尊稱爲敦煌菩薩的竺法護來華，他譯出了《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等經，約一百五十部叁百卷。這對佛教文化的貢獻，實在太大。另一位是佛圖澄來華，他本人是位神異超卓的神僧，又由他對于世出世法的淵博，受業弟子幾達萬人。他的門下弟子，便給中國佛教的義學，開了光輝的先風，其中特別是道安的成就最爲殊勝。
道安與慧遠道安(西元叁一二─叁八五年)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他不通梵文，但他利用譯出的佛經，加以條理的注釋，乃是第一位注經家。 以前的人對佛經雖有講釋，但均未有體系。所以他于中國後世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
道安初居襄陽，于十五年間講說不辍，聲望遠播。致有北方的前秦王苻堅(西元叁五七─叁八四年)，以十萬人攻取襄陽，迎取了一個半人，那就是彌天釋道安及四海習鑿齒，前者爲一人，後者算半人。
道安編集譯經目錄，爲僧尼製定行儀，統一僧尼的姓氏，一律爲「釋」氏，使佛教完成組織化的教團。在思想方面偏重般若學，理想上則以願生兜率淨土爲依歸。重于生活的實踐及思想的啓發，所以道俗風從，望聞西域。
道安的弟子很多，而以廬山的慧遠(西元叁叁四─四一六年)最著。慧遠受學般若于安公之門，後興禅法于江西的廬山，並以西方淨土爲其指歸，創結白蓮社，修持念佛法門。他在廬山叁十多年，未嘗一度下山，自律極嚴而又誨人不倦。他雖不曾下山，卻對佛教文化的發揚抱有極高的熱忱。他遣弟子赴西域求梵經，又迎佛陀跋陀羅至山中，並助其譯經、講演及著述。
在印度，宗教師的尊嚴超過刹帝利的王者階級，所以佛僧不禮敬王臣，乃有明文。到了中國，此製行之殊非容易，第一位積極倡導「沙門不敬王者論」的，便是慧遠。當時由于庾冰于東晉成帝鹹康六年(西元叁四○年)主張沙門應敬拜 王者，而有此一論诤。
法顯與鸠摩羅什東晉之世，除了道安及慧遠，尚有法顯(西元叁叁五─四一七年)之西行求法。西行求法的漢人始于朱士行，國人求法而對中國文化有大貢獻的，則以法顯爲第一人。他除了譯經，並爲我們留下了一部被世界史學家們珍爲寶的《佛國記》。
但是，中國翻譯史上的第一重鎮，卻要首推鸠摩羅什(西元叁四四─四一叁年)。這是由道安的建議，苻堅派呂光帶了大軍征服龜茲(今之新疆庫車)，而把羅什迎來中國。
他到長安之際，苻堅已亡，後秦的姚興代起。姚秦也極崇佛，羅什于十二年間，譯出了七十四部叁百八十四卷佛典，其中包括《般若經》、《維摩經》、《法華經》、《無量壽經》、《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成實論》等。由他所譯的經論性質而言，他是偏重于龍樹般若系的介紹。羅什所譯的文字，簡明俐落，誦之琅琅上口，所以迄今的佛經誦本，也多采羅什所譯。
他的門下，號稱叁千，中有四聖十哲，而與孔子媲美。因之由他門下即有叁論、成實、涅槃等學派的産生。僧肇、僧叡、道生、道融，即其最傑出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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