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等而有层级的分限。从最初发心，到成等正觉，高下悬殊。若能到达彻悟宇宙本体是一种空如的实在之际，便是圣位的菩萨了。
因此，菩萨的理念，对于大乘佛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大乘的理想是藉菩萨行的精神而表现，菩萨不以自求解脱苦痛为目的，故亦不以涅槃为终局，乃在生生世世与众生做伴侣，救济众生，并使众生皆成佛道。于是，人人皆得成为菩萨。菩萨可有各种不同的身分，出家沙门或在家信徒，只要善尽人的义务，同时实践成佛的理想，他就可称菩萨。
菩萨既是成佛的基础，又是以救济众生为己任的人，所以民间对「万家生佛」的菩萨，备极敬仰。佛教则以菩萨为佛教徒的榜样或模范来尊崇。于是，即将成佛的大菩萨，例如观音、地藏、文殊、弥勒等，便成了佛教徒崇拜的第二层对象。甚至觉得菩萨的灵应，常在人间的日常生活中出现，要比寂静入灭了的佛陀，更加亲切贴己。
佛教本不崇拜偶像，佛灭之后，尤其当希腊人来到印度而受佛教的化导之时，总觉得空无依傍，所以仿照希腊人的神像，雕刻了佛像。往后，一些特受崇 仰的大菩萨们，也被雕刻了偶像。从此，佛教就有了偶像崇拜的色彩，唯其对偶像致敬之时，并不会以为那便是佛菩萨的本身，只是藉此作为象征，一如国民对国旗的致敬，国旗乃系国家的象征而已。
仅仅自求解脱的小乘圣人，称为罗汉。这些罗汉解脱之后，自然也将舍小入大而成菩萨。
至于神鬼，佛教把他们列为众生的一种类别，既不视其为圣，也不崇拜他们。相反地，佛教徒诵经念佛的功能之一，便是为了对群神说法，给鬼类开导，使他们也能得到佛教的利益，避恶向善，乃至解脱。
佛教的文献佛教的研究工作者，主要是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与判析。一般人之误解佛教为迷信，原因即在未能涉猎佛教的文献。
通常是以三藏十二部来称佛教全部文献，三藏是指：
(一)经藏：由佛菩萨及罗汉弟子们所说的法义，编集起来的类书称为经藏。
(二)律藏：由佛对弟子们的生活规定，制定章则条文的称为戒，记载制戒原委及经过情形的称为律。
(三)论藏：对于各种法义的解释及辩论，称为论藏。
比之于基督教，经藏相当福音书的性质，论藏相当神学书的性质，律藏则无 相当之书，或者稍类于犹太教的律法、印度教的法典。其内容的程度则无法比拟。
所谓十二部，是指佛典所用的十二类体裁：1.长行(散文)，2.重颂，3.授记，4.孤颂，5.无问自说，6.因缘，7.譬喻，8.本生(佛的过去生中事)，9.本事(佛弟子过去生中事)，10.方广(大乘广大经义)，11.未曾有(神变不思议书)，12.论议(辩论问答)。故其非指十二种经书。佛典是随着时代而日渐增多，历代佛教名着入藏，藏经便越来越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正编五十五册，收有九千余卷。多数中国人的佛教着作尚不包括在内。另有译成西藏文及巴利文的许多典籍，中国尚付阙如。
第五节 隋唐以前的中国佛教
佛教的传入佛教初传中国，究竟始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近代人的看法，大致是以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遣使迎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至长安为始。那时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石室之中。但据近代学者的考证，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并非出于汉人手笔。然由史料中看，后汉桓帝延熹年间(西元一五八─一六六年)，楚王刘英，崇奉黄老与浮屠之教，桓帝宫中亦 建黄老与浮屠之祠。到了后汉献帝之世(西元一八九─二二○年)，有笮融建佛堂，亲自率众修持诵经法会。以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之有信史可查的，至迟是在桓帝时代；但是，早在秦始皇时代(西元前二二一─二一○年)，即已有了佛教传来中国的消息。
其实，佛教来华的情形是渐次进入的，大概先由来往于西域的商人，在有意无意间带来一些佛教的事物；这在秦始皇时代，可能已经开始。至于中国人之信仰佛教，大概是到后汉时代才开始。
中国之有佛经，有信史可考的，是在后汉桓帝时(西元一四七─一六七年)，由安息国来华的安世高及由大月氏来华的支娄迦谶，开始译出。到后汉之末，又有竺朔佛、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竺大力，自西域相继而来，从事佛典的翻译。这些翻经师的姓氏，均系中国人根据他们祖国的国名而安上的，安息国的人姓安，大月氏(音支)的人姓支，天竺(印度)的人姓竺，康居国的人姓康；乃至初期的中国僧人，也随西域来华的老师而姓。在此初期的诸译师中，安世高译出三十四部四十卷，多为小乘经典，支娄迦谶译出十三部十七卷，多为大乘经典，这是中国初期佛教的两大译师。
支娄迦谶所出的《般若经》，特别受到中国人的注意。当时的中国，老庄的虚 无主义非常盛行，般若的空义虽不即是虚无，却能利用老庄的思想做基础而与中国的思想界相互沟通。
三国时代的佛教三国时代(西元二二一年以后)的佛教，以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为流行地，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魏废帝之嘉平年中(西元二四九─二五三年)，中天竺的昙摩迦罗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此为中国之有戒律及受戒之始。嘉平之末，又有康僧铠译出《郁伽长者经》。甘露年中(西元二五六─二五九年)，帛延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一般人以为此经是支娄迦谶所译，这是净土信仰流入中国的表征。当时有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支谦居士。支谦的祖父是归化中国的大月氏人，支谦虽生于中国，却能博通六国语文，他就学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合称之谓三支。支谦于汉末由魏避乱到了吴国，被孙权礼为博士，潜心译经，计出《大明度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大小乘经三十部共四十卷。
在吴国的吴大帝赤乌十年(西元二四七年)，生于交址的康僧会来到吴都建业，感得佛舍利而使孙权为建佛寺，号为建初寺。此为吴国有佛寺之始。康僧会译有《六度集经》等，并为译出的经典作释，因此而使江南的佛教，臻于兴隆。稍后，支谦亦由魏至吴，译出大量的佛经。
三国时代，仅于五十年之间，从佛教的发展上说，尚是启蒙阶段，故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所足注意者，由于朱士行(西元二○二─二八二年)的讲解《般若经》，每以老庄思想来说明般若的空理，所以颇受当时思想界的欢迎。同时，三国时代正在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即活动于那时，他们主张虚无放纵，隐遁林下，嗷啸不羁。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学，被接通了老庄的虚无主义，故亦为之相得益彰。
到了两晋时代，佛学与老庄的关系越密，佛教徒积极运用老庄以释佛经的结果，便形成了「格义佛教」，其实这与佛法的本义，未必相投。
对于中国佛教的建立，晋代有几位杰出的人才，一是有语言天才并被尊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来华，他译出了《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等经，约一百五十部三百卷。这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实在太大。另一位是佛图澄来华，他本人是位神异超卓的神僧，又由他对于世出世法的渊博，受业弟子几达万人。他的门下弟子，便给中国佛教的义学，开了光辉的先风，其中特别是道安的成就最为殊胜。
道安与慧远道安(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年)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大思想家。他不通梵文，但他利用译出的佛经，加以条理的注释，乃是第一位注经家。 以前的人对佛经虽有讲释，但均未有体系。所以他于中国后世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道安初居襄阳，于十五年间讲说不辍，声望远播。致有北方的前秦王苻坚(西元三五七─三八四年)，以十万人攻取襄阳，迎取了一个半人，那就是弥天释道安及四海习凿齿，前者为一人，后者算半人。
道安编集译经目录，为僧尼制定行仪，统一僧尼的姓氏，一律为「释」氏，使佛教完成组织化的教团。在思想方面偏重般若学，理想上则以愿生兜率净土为依归。重于生活的实践及思想的启发，所以道俗风从，望闻西域。
道安的弟子很多，而以庐山的慧远(西元三三四─四一六年)最着。慧远受学般若于安公之门，后兴禅法于江西的庐山，并以西方净土为其指归，创结白莲社，修持念佛法门。他在庐山三十多年，未尝一度下山，自律极严而又诲人不倦。他虽不曾下山，却对佛教文化的发扬抱有极高的热忱。他遣弟子赴西域求梵经，又迎佛陀跋陀罗至山中，并助其译经、讲演及着述。
在印度，宗教师的尊严超过刹帝利的王者阶级，所以佛僧不礼敬王臣，乃有明文。到了中国，此制行之殊非容易，第一位积极倡导「沙门不敬王者论」的，便是慧远。当时由于庾冰于东晋成帝咸康六年(西元三四○年)主张沙门应敬拜 王者，而有此一论诤。
法显与鸠摩罗什东晋之世，除了道安及慧远，尚有法显(西元三三五─四一七年)之西行求法。西行求法的汉人始于朱士行，国人求法而对中国文化有大贡献的，则以法显为第一人。他除了译经，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被世界史学家们珍为宝的《佛国记》。
但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重镇，却要首推鸠摩罗什(西元三四四─四一三年)。这是由道安的建议，苻坚派吕光带了大军征服龟兹(今之新疆库车)，而把罗什迎来中国。
他到长安之际，苻坚已亡，后秦的姚兴代起。姚秦也极崇佛，罗什于十二年间，译出了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佛典，其中包括《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无量寿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成实论》等。由他所译的经论性质而言，他是偏重于龙树般若系的介绍。罗什所译的文字，简明俐落，诵之琅琅上口，所以迄今的佛经诵本，也多采罗什所译。
他的门下，号称三千，中有四圣十哲，而与孔子媲美。因之由他门下即有三论、成实、涅槃等学派的产生。僧肇、僧叡、道生、道融，即其最杰出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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