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神以及佛陀的生平事迹進行宣傳。就利用圖像崇拜這一點而言，大乘的主張與佛陀的教誨全然相悖，然而佛教偶像在犍陀羅確實發生了，而且造就了舉世聞名的犍陀羅佛教雕刻藝術。

　　 說到佛像的産生，不能不提及馬其頓(亞曆山大)東征。

　　 興起于希臘之北的馬其頓王國，當希臘內部鬥爭日益激烈，城邦製出現危機時，憑借著腓力二世時期王權的日益集中和軍事力量的不斷加強，在確立了對希臘的控製權後，便致力于侵略東方。公元前330年，腓力的兒子亞曆山大率領一支由馬其頓步、騎兵與希臘雇傭兵組裝起的軍隊推翻了阿赫美尼德王朝的統治，接替了一個地跨亞、歐、非叁洲的大帝國。但是依靠雇來的新兵之旅戰敗龐大的波斯軍隊之後，占領了小亞、敘利亞和埃及，取代了靠軍事征服建立起來的帝國是不牢固的，亞曆山大死後不久，其部將企圖各霸一方。亞曆山大舊部塞琉古稱王敘利亞後便東侵印度，雖迫于當時已控製北印度大部的孔雀王朝的力量，將包括犍陀羅在內的興都庫什山以南各國割讓出去，但並未放慢他繼續擴張的腳步，到公元前3世紀初，其擴張範圍已與波斯帝國在亞洲的屬土相當，包括小亞、西亞、南亞北部、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廣大地區。但是，塞琉古政權同樣是靠軍事征服建立起來的，因此也未能擺脫其帝國首領亞曆山大的命運，公元前3世紀中葉，塞琉古統治地區發生叛亂，巴克特裏亞和帕提亞兩省建立了自己的獨立政權，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裏亞希臘人征服了犍陀羅及印度河流域，將其納入自己的版圖。帕提亞首領背叛塞琉古政權後，建立了帕提亞國。公元25年，帕提亞國王打敗了繼巴克特裏亞之後統治犍陀羅和西徐亞人，將犍陀羅歸入自己的統治範圍。亞曆山大東侵後的中亞、西亞各國，其社會和經濟結構並未因希臘人的入侵而改變多少，如果說亞曆山大東侵對東方産生過影響的話，希臘文化對東方産生的影響遠在政治和經濟之上。犍陀羅佛教雕刻藝術正是在希臘文化影響下産生的。

　　 亞曆山大東侵直到帝國分裂以後，犍陀羅地區一直處于希臘人的控製之下，使這一地區的文化處于希臘化的氛圍之中。即使在西徐亞人和帕提亞人統治時期，希臘文化的影響也並未中斷，而且，實際上正是帕提亞人在西北印度複活了希臘文明。這是因爲，首先，公元前312—公元前248年，帕提亞人一直受塞琉古王國的統治，長達半個多世紀，他們在服飾、官方語言以及統治方式等方面都緊緊追隨希臘人，對希臘的雕刻藝術非常喜愛。其次，當帕提亞在呾叉始羅建立王廷時，敘利亞人已爲羅馬人所統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羅馬和帕提亞在西亞的統治處于並存狀態，帕提亞人同羅馬治下的敘利亞商業名城帕爾米拉有著密切的商業往來，帕爾米拉的希臘羅馬藝術，特別是在羅馬藝術影響下産生的灰泥塑像通過帕提亞人影響了呾叉始羅。在帕提亞統治時期偶像雕塑藝術在犍陀羅發展起來。

　　 在希臘羅馬藝術影響下産生的偶像雕塑藝術最終形成著名的犍陀羅佛教雕塑藝術並達到其光輝頂點是在貴霜時期。貴霜王迦膩色迦采取了一系列的對內對外政策，對外，他和當時統治整個西亞的羅馬政權保持著友好密切的政治、經濟關系；對內，則大力提倡當地大多數人信仰的佛教，他本人算得上是一位虔誠而狂熱的佛教信徒，對于其它的非佛教的宗教，亦不排貶，在他的紙幣上，有諸如希臘、瑣羅亞斯德、印度教等非佛教神祇的像，迦膩色迦政府所采取的開明而寬容的文化政策，使政府得到了當地人，包括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擁護和支持，王國的統治因此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各種不同風格的雕塑藝術也因此得到了空前充分的發展，(注：巴基斯坦著名考古學家穆罕默德•瓦利烏拉•汗認爲，貴霜時期的犍陀羅，不僅在希臘羅馬影響下的偶像雕刻藝術達到了頂峰，而且，秣菟羅的純印度雕刻藝術也達到了自己的頂峰。詳見《犍陀羅藝術》，陸水林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4頁。)犍陀羅貴霜時期是雕塑藝術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發展的黃金時代。佛教與希臘文化在犍陀羅的相遇，使犍陀羅成爲以佛教爲主題和母體，以希臘羅馬雕塑藝術爲表現形式和載體的佛教藝術的産床，而迦膩色迦政權則是犍陀羅佛教雕刻藝術的催生婆。這也正是爲什麼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所以發生在犍陀羅而不是中印度或別的什麼地方，爲什麼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方式達到她光輝的巅峰是在貴霜時代而不是在巴克裏亞或別的什麼時代。

　　 按理說向東越過帕米爾，塔裏木盆地南北兩緣是最早受到犍陀羅佛教藝術影響的地方，理應在公元以後可以見到一些迹象，緣何塔裏木盆地南北兩緣沒有見到任何屬于這一時期有關佛教的考古遺存？裴松之作注《叁國志》，引魚篆《魏略•西戎傳》：

　　 臨兒國，《浮圖經》雲其國王生浮圖。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雲莫邪。浮圖身服色黃，步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蛤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肋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步。此國在天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多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佛屠，經曰複立者其人也。《浮圖》所載臨蒲塞、桑門、伯閑、疏問、白疏閑、比丘、晨門、皆弟號也。(注：《叁國志》卷叁十《魏書•東夷傳》，中華書局，1959年。)

　　 有兩點需要強調：一、大月氏使者向漢博士弟子傳授《浮圖經》以口授的方式進行；二、《魏略》是在介紹西域諸國以及沿塔裏木盆地的南道時提到了臨兒國，並引出《浮圖經》及哀帝元壽元年事。當時的南從玉門關西出，經若羌轉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是爲一條常道。因此，大月氏使者取南道來漢地傳經的說法可以成立。口頭傳播是佛教傳播早期的主要方式，佛教取陸路向西域的傳播和取海路向南方的傳播最初采取的都是這種方式，但不同的是，西域沒有像南方那樣因此而流行日常用具上出現有佛的具體形象，這種差異恐怕還要從當地傳統的生活習慣和信仰習俗中去尋找答案。

　　 1976-1978年，天山東部的阿拉溝發現了一批古代墓葬遺址，依隨葬器物和墓葬形製，墓葬分屬以卵石墓室和以木椁墓室爲特征的兩個不同的文化類型。據碳十四測定，卵石墓文化延續的時間從公元前8－公元前2世紀，可能屬于車師文化。(注：馬雍、王炳華：《公元前7-2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載《中亞學刊》第叁輯，第4、6頁。)墓葬出土物與生産、生活相關的有大量馬、羊、駝的骨骼和從事牧業的工具，也見少量農作物的種子，日常生活用具有陶器、木器和銅器，還見骨製、瑪瑙製、金製、銅製的飾物，骨雕製品相對多一些，大都以野豬、熊等獸頭爲雕塑題材，形象頗爲生動。以動物爲裝飾題材的飾品還見于同一地區的木椁墓，有飾以獸頭或全獸的金牌、飾以獸形的金箔片，還有飾以獸文圖案的銀牌。一件承獸銅盤造型生動，風格獨特，銅盤中央伫立兩只小獸，其周邊還伫立一圈小獸。經碳十四測定的結果顯示，木椁墓文化在阿拉溝延續的時間不長，大約相當于戰國至漢代，即公元前2世紀前後，墓葬出土漆器的圖案風格也與這一結論相吻合。(注：穆舜英、王炳華、王明哲：《建國以來新疆考古的主要收獲》，收入《新疆考古叁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頁。)如果結合文獻資料來考察，該文化當屬烏孫，爲烏孫西遷伊犁河流域前的文化遺存。阿拉溝兩個不同族屬的文化遺存中，動物形象頻頻出現于用具和飾物上，反映了車師和烏孫民族以畜牧業爲主的傳統生産和生活方式，他們的崇尚目標、信仰習俗和審美情趣統統體現在這些型製各異的動物造型上。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少在生活用品或藝術品上見到以人物的具體形象爲內容的裝飾風格。佛的初形是人物，在佛教的口頭傳播時期，西域似乎缺少佛形象可以替代或植入的位置，或者說可以依托的載體，如同沒有適宜的土壤和氣候條件種子不能發芽一樣，佛的形象在西域根本沒有發育起來。

　　 佛教的最初傳播在西域得到的呼應只是口頭的流傳，主要體現在對佛經的口頭傳播上，因而才有了大月氏使者取道西域將《浮圖經》一路東傳的記載。因此，雖未見到佛的形象，並不等于說，有關佛的信息沒有傳播到這裏。從以後西域佛教譯經事業的發達和成熟的程度來看，口頭傳播時期佛信息在此地的流傳程度決不亞于當時的南方，從一開始西域就是佛教向中國傳播的最前沿的站點，而不是待中原地區的佛教發展起來而後然。

　　 佛教初傳時期，南方和西域通過不同的途徑，依靠各自的傳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傳根據地，並繼而將佛的信息傳遞到中原，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向中國傳播的方式和途徑是多元的，陸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後。

《從考古遺存引發關于南北兩路佛教初傳問題的思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