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神以及佛陀的生平事迹进行宣传。就利用图像崇拜这一点而言，大乘的主张与佛陀的教诲全然相悖，然而佛教偶像在犍陀罗确实发生了，而且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

　　 说到佛像的产生，不能不提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

　　 兴起于希腊之北的马其顿王国，当希腊内部斗争日益激烈，城邦制出现危机时，凭借着腓力二世时期王权的日益集中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在确立了对希腊的控制权后，便致力于侵略东方。公元前330年，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率领一支由马其顿步、骑兵与希腊雇佣兵组装起的军队推翻了阿赫美尼德王朝的统治，接替了一个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但是依靠雇来的新兵之旅战败庞大的波斯军队之后，占领了小亚、叙利亚和埃及，取代了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牢固的，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其部将企图各霸一方。亚历山大旧部塞琉古称王叙利亚后便东侵印度，虽迫于当时已控制北印度大部的孔雀王朝的力量，将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兴都库什山以南各国割让出去，但并未放慢他继续扩张的脚步，到公元前3世纪初，其扩张范围已与波斯帝国在亚洲的属土相当，包括小亚、西亚、南亚北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但是，塞琉古政权同样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因此也未能摆脱其帝国首领亚历山大的命运，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统治地区发生叛乱，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两省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征服了犍陀罗及印度河流域，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帕提亚首领背叛塞琉古政权后，建立了帕提亚国。公元25年，帕提亚国王打败了继巴克特里亚之后统治犍陀罗和西徐亚人，将犍陀罗归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亚历山大东侵后的中亚、西亚各国，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并未因希腊人的入侵而改变多少，如果说亚历山大东侵对东方产生过影响的话，希腊文化对东方产生的影响远在政治和经济之上。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正是在希腊文化影响下产生的。

　　 亚历山大东侵直到帝国分裂以后，犍陀罗地区一直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处于希腊化的氛围之中。即使在西徐亚人和帕提亚人统治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并未中断，而且，实际上正是帕提亚人在西北印度复活了希腊文明。这是因为，首先，公元前312—公元前248年，帕提亚人一直受塞琉古王国的统治，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在服饰、官方语言以及统治方式等方面都紧紧追随希腊人，对希腊的雕刻艺术非常喜爱。其次，当帕提亚在呾叉始罗建立王廷时，叙利亚人已为罗马人所统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的统治处于并存状态，帕提亚人同罗马治下的叙利亚商业名城帕尔米拉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帕尔米拉的希腊罗马艺术，特别是在罗马艺术影响下产生的灰泥塑像通过帕提亚人影响了呾叉始罗。在帕提亚统治时期偶像雕塑艺术在犍陀罗发展起来。

　　 在希腊罗马艺术影响下产生的偶像雕塑艺术最终形成著名的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并达到其光辉顶点是在贵霜时期。贵霜王迦腻色迦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外，他和当时统治整个西亚的罗马政权保持着友好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对内，则大力提倡当地大多数人信仰的佛教，他本人算得上是一位虔诚而狂热的佛教信徒，对于其它的非佛教的宗教，亦不排贬，在他的纸币上，有诸如希腊、琐罗亚斯德、印度教等非佛教神祇的像，迦腻色迦政府所采取的开明而宽容的文化政策，使政府得到了当地人，包括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拥护和支持，王国的统治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各种不同风格的雕塑艺术也因此得到了空前充分的发展，(注：巴基斯坦著名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认为，贵霜时期的犍陀罗，不仅在希腊罗马影响下的偶像雕刻艺术达到了顶峰，而且，秣菟罗的纯印度雕刻艺术也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详见《犍陀罗艺术》，陆水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页。)犍陀罗贵霜时期是雕塑艺术的黄金时代，也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佛教与希腊文化在犍陀罗的相遇，使犍陀罗成为以佛教为主题和母体，以希腊罗马雕塑艺术为表现形式和载体的佛教艺术的产床，而迦腻色迦政权则是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的催生婆。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所以发生在犍陀罗而不是中印度或别的什么地方，为什么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达到她光辉的巅峰是在贵霜时代而不是在巴克里亚或别的什么时代。

　　 按理说向东越过帕米尔，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是最早受到犍陀罗佛教艺术影响的地方，理应在公元以后可以见到一些迹象，缘何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没有见到任何属于这一时期有关佛教的考古遗存？裴松之作注《三国志》，引鱼篆《魏略•西戎传》：

　　 临儿国，《浮图经》云其国王生浮图。浮图，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云莫邪。浮图身服色黄，步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蛤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步。此国在天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多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佛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图》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闲、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号也。(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

　　 有两点需要强调：一、大月氏使者向汉博士弟子传授《浮图经》以口授的方式进行；二、《魏略》是在介绍西域诸国以及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时提到了临儿国，并引出《浮图经》及哀帝元寿元年事。当时的南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是为一条常道。因此，大月氏使者取南道来汉地传经的说法可以成立。口头传播是佛教传播早期的主要方式，佛教取陆路向西域的传播和取海路向南方的传播最初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但不同的是，西域没有像南方那样因此而流行日常用具上出现有佛的具体形象，这种差异恐怕还要从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习俗中去寻找答案。

　　 1976-1978年，天山东部的阿拉沟发现了一批古代墓葬遗址，依随葬器物和墓葬形制，墓葬分属以卵石墓室和以木椁墓室为特征的两个不同的文化类型。据碳十四测定，卵石墓文化延续的时间从公元前8－公元前2世纪，可能属于车师文化。(注：马雍、王炳华：《公元前7-2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载《中亚学刊》第三辑，第4、6页。)墓葬出土物与生产、生活相关的有大量马、羊、驼的骨骼和从事牧业的工具，也见少量农作物的种子，日常生活用具有陶器、木器和铜器，还见骨制、玛瑙制、金制、铜制的饰物，骨雕制品相对多一些，大都以野猪、熊等兽头为雕塑题材，形象颇为生动。以动物为装饰题材的饰品还见于同一地区的木椁墓，有饰以兽头或全兽的金牌、饰以兽形的金箔片，还有饰以兽文图案的银牌。一件承兽铜盘造型生动，风格独特，铜盘中央伫立两只小兽，其周边还伫立一圈小兽。经碳十四测定的结果显示，木椁墓文化在阿拉沟延续的时间不长，大约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即公元前2世纪前后，墓葬出土漆器的图案风格也与这一结论相吻合。(注：穆舜英、王炳华、王明哲：《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收入《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如果结合文献资料来考察，该文化当属乌孙，为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前的文化遗存。阿拉沟两个不同族属的文化遗存中，动物形象频频出现于用具和饰物上，反映了车师和乌孙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的崇尚目标、信仰习俗和审美情趣统统体现在这些型制各异的动物造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在生活用品或艺术品上见到以人物的具体形象为内容的装饰风格。佛的初形是人物，在佛教的口头传播时期，西域似乎缺少佛形象可以替代或植入的位置，或者说可以依托的载体，如同没有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子不能发芽一样，佛的形象在西域根本没有发育起来。

　　 佛教的最初传播在西域得到的呼应只是口头的流传，主要体现在对佛经的口头传播上，因而才有了大月氏使者取道西域将《浮图经》一路东传的记载。因此，虽未见到佛的形象，并不等于说，有关佛的信息没有传播到这里。从以后西域佛教译经事业的发达和成熟的程度来看，口头传播时期佛信息在此地的流传程度决不亚于当时的南方，从一开始西域就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最前沿的站点，而不是待中原地区的佛教发展起来而后然。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