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叡的生卒年代与思想》
徐文明
《觉群》第一辑
僧叡为晋宋之时的高僧，他历事名师，常沐法化，撰诸经序，判析众说，是一个出色的佛教史学者和理论家。然而他的生卒年代尚未有定说，他的生平事迹尚存疑惑，今据诸史传，略加分疏。
与此有关的资料主要有《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吉藏《三论玄义》、《中观论疏》等。《高僧传》本传但言其“春秋六十有七”，未明生卒之时。确定其生卒年代，主要是依据其著作《大品经序》和《喻疑》。
《喻疑》为僧叡最后之作，由于其中提到法显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是以任继愈等认为“从僧叡自己写的《喻疑》推算，他可能卒于法显译出的《大般泥洹经》(417)之后，昙无谶译出的《大般涅槃经》(421)之前。僧传说他活了六十七岁，那么他的生年当在351—355年之间”(1)。
这一推断大致不差，然亦有点小问题。其一，公元417年至421年之间只能是《喻疑》著作的时间，不能说就是僧叡辞世的时间，虽然《喻疑》为其最后之作，但他在此之后多长时间去世尚无定论，不能以此下绝然的结论。其二，《大般泥洹经》六卷始译于义熙十三年(417)十月一日，至次年(418)正月一日始讫，《喻疑》之作显然是在译讫之后，据此推断，僧叡生年应在352至355年间。
因此据《喻疑》确定僧叡生年尚有漏洞，更可靠的资料则是《大品经序》。《大品经序》谓：“余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 …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可知僧叡其时已至知命之年，为五十岁，此说出自自述，应当是最可靠的资料。
然而，究竟是何时僧叡年至知命，亦难定论。从大的范围讲，应当是从罗什至长安之年至僧叡作序之时，即从弘始三年(401)至七年(405)之间，如此则其生年应在公元352至356年间，与前述据《喻疑》所推一致，应当是可靠的。
自序文来看，僧叡知命之年，即其“遇真化”、“当译任”之年。日本横超慧日以为“罗什来长安之年，僧叡已年界知命”(2)，即将“遇真化”释为遇到罗什，由此推定僧叡生于352年。此说其实不确，因为弘始三年(401)末罗什始至，其年未及译经，僧叡也无由“当译任”，二是“遇真化”非指遇到罗什其人。序文前有罗什既至、“秦王扣其虚关，匠伯陶其渊致。虚关既开，乃正此文言；渊致既宣，而出其释论。渭滨流祇洹之化，西明启如来之心，逍遥集德义之僧，京城溢道咏之音”之说，可明“遇此真化”指的是“渭滨流祇洹之化”，其时正是秦王扣虚关，正《大品》文言；匠伯陶渊致，出《大智释论》之时，也就是在翻译《大品经》并出《大智度论》之时。
所谓“当译任”，实谓当《大品》之译任。僧叡对于译事是极为谨慎的，序中言“敢竭微诚，属当译任”，又言“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一方面表明了他的谦虚与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此译任非它，而是弘始五年(403)四月至十二月间《大品经》之译事。
《大品经》的翻译是长安当时的一件大事。在罗什来华之前，与玄学之尚无相应，般若性空之说为当时佛教界最流行的思想理论，六家七宗皆以此为中心。然而由于经典不足，传译乖本，致使言者无依，或错解文句，妄立臆说；或直抒己意，有违圣教。此经虽先经昙摩蜱与佛护之初译，然文多不至，义每有违，读者罔措，是以中土道俗望此经之再正如久旱之思云霓。秦主姚兴躬执旧本，亲与译事，验其得失，明其宗致，足以表明对此的重视。
僧叡在《大品经序》中自言译经之时年过知命，可知其生于东晋永和十年(354)，卒于元熙二年(420)。这一假说究竟如何呢？《喻疑》不仅言《大般泥洹经》六卷本之译出，还叙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故事，道是既出之后，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由是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不幸藏书之家失火，焚及三十余家，写经人欲从灰烬中求铜铁器，却发现经本在火不烧，一字不损。这一故事在慧皎的《法显传》中亦有记载，只是小有出入，未言是慧祐道人所为，增加了其家居近朱雀门且世奉正化之说。这一故事显然是为了说明《大般泥洹经》不可怀疑。《喻疑》不仅言其译出，还述其流通故事，更劝止对其的盲目怀疑，这表明其作也迟，不会是在是经初出之时。
僧叡远在长安，得到此经并听到有关的故事当然不会太早，但也不可能迟于义熙十四年(418)末。据史传，刘裕攻下长安之后，急于南归谋晋，留下稚子刘义真与诸将守城。义真无知，诸将相残，长安危殆，刘裕乃使辅国将军蒯恩至长安召义真东归，并遣相国右司马朱龄石代镇长安。义熙十四年(418)十一月龄石至长安，不久晋军为夏所败，长安终落入赫连勃勃之手，与建康消息断绝。因此僧叡很可能于是年十一月从朱龄石一行中得到是经及有关消息，或慧观等故旧以此相寄亦未可知。
察《喻疑》文言，于时势一无所言，或因其时在赫连璝镇长安之时，不得不然。赫连勃勃克长安后，于此置南台，以其子赫连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时在东晋元熙元年419)。在高压统治之下，僧叡既不欲媚于当世，只好三缄其口了。
因此言僧叡于晋元熙二年(420)去世与当时的史事无违，应当可靠。又据《高僧传·僧导传》，僧导，京兆人，十岁出家，“至年十八博读转多，气干雄勇，神机秀发，形止方雅，举动无忤。僧叡见而奇之，问曰：“君于佛法且欲何愿？”导曰：“愿为法师作都讲。”叡曰：“君方当为万人法主，岂肯对扬小师乎！”迄受具戒，识洽逾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姚兴钦其德业，友而爱焉”，后南归，卒于寿春，寿九十六。僧导于宋孝建之初(454)尚且在世，则其生年最早在公元360年。又据道安《四阿含暮抄序》：“余(道安)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十一月乃讫。”建元十八年(382)壬午岁僧导就已经与他所尊重的僧叡一起参与译经了，此时他肯定已经受具足戒，因为依照情理道安是不会让一个沙弥参与译经大事的。一般冠岁之后始受具足，因此此时僧导已经年逾二十，以二十为计，则他生于363年。由此僧导的生年应在公元360至363年间。
依僧传，僧叡至年二十四，才开始游历各邦，其至京兆并遇到僧导应当在此年或此后，因此他比僧导至少年长六岁。以此相推，僧叡的生年应当在354至357年间，与前述无违。若谓僧叡于354年生，则僧导约于360年生，于宋孝建二年(455)卒。僧导在罗什门下堪称最长寿者之一，能够活到孝武之时者已然是寥寥无几了，其辞别孝武、回到寿春后不久便卒，是合乎情理的。又僧导能够厕身道安译场，且列名于昙究、僧叡之前，应当是“识法逾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之后，学问需要积累，若谓初受具便能至此，难令深信。故谓其于360年生，参与译经时已然二十三岁，于情理无违。
僧叡生卒既明，其早年史事就比较清楚了。十八岁(371)时正式出家，拜僧贤为师。至年二十二(375)博通经论，随师至泰山金舆谷竺僧朗处，听僧朗讲《放光经》，屡有讥难，朗公不能屈，故而颇受朗公称叹。年二十四(377)离开泰山，至诸邦游历，每至讲肆，处处讲说，听者云集。是年(或稍后)至长安，遇僧导，问其志，僧导谦称愿为其作助手(都讲)，僧叡勉其作万人法主。前秦建元十五年(379)二月，破襄阳，请道安至长安，僧叡乃再师道安。得遇安公乃僧叡一生中之大事，值此名师，使其在学问及修行上更进一层，故僧叡终生念念不忘。据《高僧传·法和传》，道安、法和同与泰山金舆谷之会，“(和)与安公共登山岭，极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耸，游望者多，一从此化，竟测何之？”安曰：“法师持心有在，何惧后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此会必为僧朗所设，盖欲同门相聚。金舆谷既属旧游，僧叡想必随师与会。汤用彤先生认为此会可能在太元五六年(380、381年)左右(3)。二十七岁(382)参与译经，充笔受。自379年至385年安公去世，僧叡一直追随道安，主要活动于长安。
自安公去世至罗什入关，关中纷乱，僧叡事迹不甚明了。据道慈《中阿含经序》，道安于长安出《中阿含》等经，未得尽善，“会燕秦交战，关中大乱，于是良匠背世，故以弗获改正。乃经数年，至关东小清，冀州道人释法和，罽宾沙门僧伽提和，招集门徒，俱游洛邑，四五年中，研讲遂精”，提和渐通汉语，故诸经得正。道安卒后数年，或在朱序戌守洛阳之时，其时僧伽提婆、法和等宗匠召集门徒，至东晋治下的洛阳校正先译诸经，其中是否包括僧叡呢？又据僧叡《出曜经序》：
……有罽宾沙门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岭，涉流沙，不远万里，来至长安。其所闇识，富博绝伦，先师器之。既重其人，吐诚亦深，数四年中，上闻异要，奇杂盈耳。俄而三秦覆坠，避地东周。后秦皇初四年还辕伊洛，将返旧乡，佇驾京师，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缅邈长怀，蕴情盈抱。太尉姚旻笃诚深乐，闻不俟驾，五年秋请令出之，六年春讫。澄执梵本，佛念宣译，道嶷笔受。和、碧二师，师法括而正之。时不有怙，从本而已。旧有四卷，所益已多。得之具解，览之画然矣。予自武当、轩衿、华领谘询观化，预参检校，聊复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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