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叡的生卒年代與思想》
徐文明
《覺群》第一輯
僧叡爲晉宋之時的高僧，他曆事名師，常沐法化，撰諸經序，判析衆說，是一個出色的佛教史學者和理論家。然而他的生卒年代尚未有定說，他的生平事迹尚存疑惑，今據諸史傳，略加分疏。
與此有關的資料主要有《出叁藏記集》、《高僧傳》、吉藏《叁論玄義》、《中觀論疏》等。《高僧傳》本傳但言其“春秋六十有七”，未明生卒之時。確定其生卒年代，主要是依據其著作《大品經序》和《喻疑》。
《喻疑》爲僧叡最後之作，由于其中提到法顯譯出的《大般泥洹經》六卷，是以任繼愈等認爲“從僧叡自己寫的《喻疑》推算，他可能卒于法顯譯出的《大般泥洹經》(417)之後，昙無谶譯出的《大般涅槃經》(421)之前。僧傳說他活了六十七歲，那麼他的生年當在351—355年之間”(1)。
這一推斷大致不差，然亦有點小問題。其一，公元417年至421年之間只能是《喻疑》著作的時間，不能說就是僧叡辭世的時間，雖然《喻疑》爲其最後之作，但他在此之後多長時間去世尚無定論，不能以此下絕然的結論。其二，《大般泥洹經》六卷始譯于義熙十叁年(417)十月一日，至次年(418)正月一日始訖，《喻疑》之作顯然是在譯訖之後，據此推斷，僧叡生年應在352至355年間。
因此據《喻疑》確定僧叡生年尚有漏洞，更可靠的資料則是《大品經序》。《大品經序》謂：“余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執筆之際，叁惟亡師“五失”及“叁不易”之誨，則憂懼交懷，惕焉若厲。雖複履薄臨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鑒，文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十叁日，于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 …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可知僧叡其時已至知命之年，爲五十歲，此說出自自述，應當是最可靠的資料。
然而，究竟是何時僧叡年至知命，亦難定論。從大的範圍講，應當是從羅什至長安之年至僧叡作序之時，即從弘始叁年(401)至七年(405)之間，如此則其生年應在公元352至356年間，與前述據《喻疑》所推一致，應當是可靠的。
自序文來看，僧叡知命之年，即其“遇真化”、“當譯任”之年。日本橫超慧日以爲“羅什來長安之年，僧叡已年界知命”(2)，即將“遇真化”釋爲遇到羅什，由此推定僧叡生于352年。此說其實不確，因爲弘始叁年(401)末羅什始至，其年未及譯經，僧叡也無由“當譯任”，二是“遇真化”非指遇到羅什其人。序文前有羅什既至、“秦王扣其虛關，匠伯陶其淵致。虛關既開，乃正此文言；淵致既宣，而出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啓如來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詠之音”之說，可明“遇此真化”指的是“渭濱流祇洹之化”，其時正是秦王扣虛關，正《大品》文言；匠伯陶淵致，出《大智釋論》之時，也就是在翻譯《大品經》並出《大智度論》之時。
所謂“當譯任”，實謂當《大品》之譯任。僧叡對于譯事是極爲謹慎的，序中言“敢竭微誠，屬當譯任”，又言“遂謹受案譯，敢當此任”，一方面表明了他的謙虛與認真，另一方面也說明此譯任非它，而是弘始五年(403)四月至十二月間《大品經》之譯事。
《大品經》的翻譯是長安當時的一件大事。在羅什來華之前，與玄學之尚無相應，般若性空之說爲當時佛教界最流行的思想理論，六家七宗皆以此爲中心。然而由于經典不足，傳譯乖本，致使言者無依，或錯解文句，妄立臆說；或直抒己意，有違聖教。此經雖先經昙摩蜱與佛護之初譯，然文多不至，義每有違，讀者罔措，是以中土道俗望此經之再正如久旱之思雲霓。秦主姚興躬執舊本，親與譯事，驗其得失，明其宗致，足以表明對此的重視。
僧叡在《大品經序》中自言譯經之時年過知命，可知其生于東晉永和十年(354)，卒于元熙二年(420)。這一假說究竟如何呢？《喻疑》不僅言《大般泥洹經》六卷本之譯出，還敘述了與此有關的一個故事，道是既出之後，有嫌其文不便者，而更改之，人情由是小惑，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寫之，不幸藏書之家失火，焚及叁十余家，寫經人欲從灰燼中求銅鐵器，卻發現經本在火不燒，一字不損。這一故事在慧皎的《法顯傳》中亦有記載，只是小有出入，未言是慧祐道人所爲，增加了其家居近朱雀門且世奉正化之說。這一故事顯然是爲了說明《大般泥洹經》不可懷疑。《喻疑》不僅言其譯出，還述其流通故事，更勸止對其的盲目懷疑，這表明其作也遲，不會是在是經初出之時。
僧叡遠在長安，得到此經並聽到有關的故事當然不會太早，但也不可能遲于義熙十四年(418)末。據史傳，劉裕攻下長安之後，急于南歸謀晉，留下稚子劉義真與諸將守城。義真無知，諸將相殘，長安危殆，劉裕乃使輔國將軍蒯恩至長安召義真東歸，並遣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熙十四年(418)十一月齡石至長安，不久晉軍爲夏所敗，長安終落入赫連勃勃之手，與建康消息斷絕。因此僧叡很可能于是年十一月從朱齡石一行中得到是經及有關消息，或慧觀等故舊以此相寄亦未可知。
察《喻疑》文言，于時勢一無所言，或因其時在赫連璝鎮長安之時，不得不然。赫連勃勃克長安後，于此置南臺，以其子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時在東晉元熙元年419)。在高壓統治之下，僧叡既不欲媚于當世，只好叁緘其口了。
因此言僧叡于晉元熙二年(420)去世與當時的史事無違，應當可靠。又據《高僧傳·僧導傳》，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于佛法且欲何願？”導曰：“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逾深，禅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後南歸，卒于壽春，壽九十六。僧導于宋孝建之初(454)尚且在世，則其生年最早在公元360年。又據道安《四阿含暮抄序》：“余(道安)以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于邺寺。令鸠摩羅佛提執胡本，佛念、佛護爲譯，僧導、昙究、僧叡筆受，至十一月乃訖。”建元十八年(382)壬午歲僧導就已經與他所尊重的僧叡一起參與譯經了，此時他肯定已經受具足戒，因爲依照情理道安是不會讓一個沙彌參與譯經大事的。一般冠歲之後始受具足，因此此時僧導已經年逾二十，以二十爲計，則他生于363年。由此僧導的生年應在公元360至363年間。
依僧傳，僧叡至年二十四，才開始遊曆各邦，其至京兆並遇到僧導應當在此年或此後，因此他比僧導至少年長六歲。以此相推，僧叡的生年應當在354至357年間，與前述無違。若謂僧叡于354年生，則僧導約于360年生，于宋孝建二年(455)卒。僧導在羅什門下堪稱最長壽者之一，能夠活到孝武之時者已然是寥寥無幾了，其辭別孝武、回到壽春後不久便卒，是合乎情理的。又僧導能夠廁身道安譯場，且列名于昙究、僧叡之前，應當是“識法逾深，禅律經論，達自心抱”之後，學問需要積累，若謂初受具便能至此，難令深信。故謂其于360年生，參與譯經時已然二十叁歲，于情理無違。
僧叡生卒既明，其早年史事就比較清楚了。十八歲(371)時正式出家，拜僧賢爲師。至年二十二(375)博通經論，隨師至泰山金輿谷竺僧朗處，聽僧朗講《放光經》，屢有譏難，朗公不能屈，故而頗受朗公稱歎。年二十四(377)離開泰山，至諸邦遊曆，每至講肆，處處講說，聽者雲集。是年(或稍後)至長安，遇僧導，問其志，僧導謙稱願爲其作助手(都講)，僧叡勉其作萬人法主。前秦建元十五年(379)二月，破襄陽，請道安至長安，僧叡乃再師道安。得遇安公乃僧叡一生中之大事，值此名師，使其在學問及修行上更進一層，故僧叡終生念念不忘。據《高僧傳·法和傳》，道安、法和同與泰山金輿谷之會，“(和)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此會必爲僧朗所設，蓋欲同門相聚。金輿谷既屬舊遊，僧叡想必隨師與會。湯用彤先生認爲此會可能在太元五六年(380、381年)左右(3)。二十七歲(382)參與譯經，充筆受。自379年至385年安公去世，僧叡一直追隨道安，主要活動于長安。
自安公去世至羅什入關，關中紛亂，僧叡事迹不甚明了。據道慈《中阿含經序》，道安于長安出《中阿含》等經，未得盡善，“會燕秦交戰，關中大亂，于是良匠背世，故以弗獲改正。乃經數年，至關東小清，冀州道人釋法和，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招集門徒，俱遊洛邑，四五年中，研講遂精”，提和漸通漢語，故諸經得正。道安卒後數年，或在朱序戌守洛陽之時，其時僧伽提婆、法和等宗匠召集門徒，至東晉治下的洛陽校正先譯諸經，其中是否包括僧叡呢？又據僧叡《出曜經序》：
……有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蔥嶺，涉流沙，不遠萬裏，來至長安。其所闇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叁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笃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嶷筆受。和、碧二師，師法括而正之。時不有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之具解，覽之畫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谘詢觀化，預參檢校，聊複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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