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狀痣(白毫)一顆，裸身托掌，作跪坐狀。另有一件鎏金器物附件，形似杏葉，表面刻劃有佛像，頭飾尖環，身繞飄帶，立于球形的圓臺上(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4期。)。
1975年，湖北鄂鋼五裏墩工地孫吳晚期墓出土四葉八鳳佛獸鏡，主紋四桃形葉間四對鳳，葉內各有一佛，其中叁尊爲結跏趺坐，一尊爲半跏趺坐。後者面前跪一供養人，作禮佛狀，佛背後一人可能爲脅侍弟子。前者座下蓮臺兩邊各有二龍，即“天龍”，爲“八部護法”之一(注：湖北省博物館等編《鄂城漢叁國六朝銅鏡》圖81，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鄂城五裏墩孫吳晚期墓還出土一件柿蒂連弧夔鳳鏡，鏡的邊飾作奔騰跳躍狀的珍禽和瑞獸，中間夾有兩軀姿態飄逸的“飛天”像。另有一件采集而來的同型鏡，叁蒂內各有一獸，另一蒂內有戴高冠、蓄長須、側坐于蓮座上的人物，或系佛教中的居士。鄂城西山吳墓出土一件眉間有“白毫相”的陶俑。鄂城西山南麓孫將軍墓出土一件青瓷佛像熏，叁尊佛像貼印在爐缽與承盤之間的位置上，佛像均著通肩式衣，頭頂有肉髻，結跏趺坐(注：蔣贊初等：《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獲》，《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1992年初，湖北鄂州塘角頭六朝吳墓M4發現的釉陶佛像。佛像面部五官清晰，臉形短而圓，眼在面部所占比例較大，頂有肉髻，著通肩衣，衣褶折清晰，兩手交疊于腹部，手勢被衣服遮蓋，作趺坐狀。該佛像出土時其兩側各分列一侍俑(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這尊單體佛像說明這一地區人們對佛教已有了較深的認識和理解。
俞偉超先生認爲，在銅鏡上鑄佛像起于叁國。長江中遊出土的這類實物年代都在孫吳晚期，且屈指可數。鄂城古爲武昌，是江南佛教最早的傳播地之一。盡管220年孫權在此建都，並建有佛寺，但中遊地區的佛教遺物還是多受上遊的影響。如孫吳墓中“白毫相”俑就明顯受到蜀漢的影響。
2.長江下遊地區
長江下遊叁國孫吳墓中常隨葬與佛教信仰有關的明器——“堆塑罐”，又稱“谷倉罐”或“魂瓶”。筆者以爲稱“魂瓶”更能表明它的內涵。按照時間的早晚，魂瓶的高度從早期的20～30多厘米增加至晚期的40～50多厘米，瓶上部常堆塑有大量人物、鳥獸和樓閣，其中還有表現佛像或喪葬儀式的場面，有的且附有紀年的小瓷碑(注：蔣贊初：《關于長江下遊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下面以魂瓶的演變過程爲序列。
(1)早期魂瓶
鎮江東吳墓M1出土1件陶五聯罐，上無裝飾，僅作吉祥、消災的象征(注：鎮江博物館：《鎮江東吳西晉墓》，《考古》1984年第6期。)。
安徽繁昌叁國墓中出土堆塑罐，上部堆塑樓閣，樓閣頂塑小鳥，四小罐間塑樂伎，高鼻人物，下部罐肩有對稱四小孔，孔飾有蛇，作遊動、盤曲出洞狀(注：陳衍麟：《安徽繁昌出土六朝魂瓶》，《東南文化》1991年第2期。)。
1973年8月，浙江武義縣桐琴果園叁國吳墓出土2件青瓷魂瓶，瓶爲五管，上部都作成凹臉高鼻、圓眼正視的人形，瓶中部有樂伎表演。瓶的五管相通(注：武義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從浙江省武義縣墓葬出土物談婺州窯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第2期。)。浙江湖州博物館70年代征集的一件孫吳時期魂瓶，以五聯罐爲主體，上堆塑猛獸、飛鳥、樓閣、門阙、騎獅胡俑和胡人樂俑(注：潘林榮：《湖州博物館藏“魂瓶”及佛飾雙耳罐》，《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987年3月，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墓M101、M104出土堆塑罐3件，罐上部堆塑飛鳥、龜、蛇、狗、熊、樂俑、胡人和捧缽人物。罐下腹部均有小孔，孔邊有作鑽入狀的泥鳅(注：嵊縣文管會：《浙江嵊縣大塘嶺東吳墓》，《考古》1991年第3期。)。
浙江金華古方叁國墓M12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肩部有叁個小圓孔，後孔有一蛇尾露在孔外。五罐相聯，罐上部爲堆塑，罐各部相通。罐正面有雙檐門樓，門敞開，門兩側各塑亭子二。門左側塑一人物，雙手抱物拱于胸前，頭纏布巾，身穿長服；另叁面各塑二人，頭戴尖帽，穿長服，雙目正視，表情嚴肅，雙手抱雞或鴨拱于胸前，罐周圍塑飛鳥18只(注：金華地區文管所：《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1983年～1984年，杭州地區六朝墓中的M33出土叁國晚期～西晉初的青瓷魂瓶，其上下層前後各設一門，瓶沿以上堆塑有人物、飛鳥、熊，上層四角各設一小罐，小鳥塑于其間(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地區漢、六朝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
(2)中晚期魂瓶
1983年1月，江蘇金壇縣東吳“永安叁年”(260年)磚墓中出土陶堆塑罐一件，罐上部堆塑有作拜祭狀的孝子俑、奏樂俑和頭生雙角的鎮墓俑以及羊、狗、松鼠、龜、鳳凰、蜥蜴、飛鳥等，具有濃厚的喪禮色彩(注：常州市博物館等：《江蘇金壇縣方麓東吳墓》，《文物》1989年第8期。)。
1997年7月，南京市東善橋東吳墓中出土1件釉陶堆塑罐，罐上部有拱形門，雙阙、守踞門前的熊、飛鳥，亭閣跪坐人像15個，造型基本一致，頭上戴帽，頭部微向下傾，雙手交握于胸前，跪坐姿勢。罐體相通。出土時，罐內有谷物(注：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市東善橋“鳳凰叁年”東吳墓》，《文物》1999年第4期。)。
1961年11月～1962年5月，南京高家山孫吳—西晉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體有印紋馬匹、騎士。罐分兩層，下層正面設有雙阙，建築立柱作熊狀，後側附有人物及飛鳥。上層四門，每門下各坐二人，四角設龍首及小罐，罐上各附一雀，頂作方形(注：李蔚然：《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2期。)。
1955年，南京江甯趙史崗M7吳墓出土的1件堆塑陶罐，罐身模印鋪首、佛像、鱗鳳等。罐口上分四面，前面有門，兩側有雙阙，阙上有覆檐，檐下排列6人。後面門上有屋頂，四角各置一罐，檐上有鳥雀，最上爲蓋(注：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
南京甘家巷高場東吳M1出土陶魂瓶1件，上帶叁層雕塑，最上層爲方形陶屋，屋壁四面有門，門內各置一座佛塑像。圍繞方屋四周，又有佛像7尊，均坐于與瓶口相連的盤座上，在瓶頸四周附加一盤形座，上爲中層雕塑，在瓶頸正面開一門，中有一佛像，門前兩旁置雙阙，阙旁各有一小罐，四小罐之間共塑佛像8尊。下部瓶腹上，堆塑有佛像、鋪首和魚。所有佛像均作跏趺坐、合掌，頭上似有發髻或冠，有背光(注：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1979年，南京江甯縣殷巷吳墓出土的人物堆塑陶罐，罐腹附貼叁層紋飾：下層爲鋪首銜環；中層六團龍圍繞罐的一周；上層正面附貼二猴，作舞蹈狀。器物上部爲一寶塔形人物堆塑，分兩層。門前有阙，小罐上棲息小鳥，罐口沿分前後二面，前有七個項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江甯縣上坊79M1東吳“天冊元年”(275年)墓出土青瓷人物堆塑罐，上有麒麟、仙人騎馬、鋪首、熊頭、蓮花坐佛(帶圓形項光)、鳳凰、飛羊，開門有立阙。四角堆塑四只小罐，上塑飛鳥，另在平臺四邊中部各有一項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此墓的墓磚紋飾大多爲蓮花(注：南京市博物館：《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8輯，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1979年，在浙江金華地區武義縣發現叁國晚期青瓷堆塑罐，上部堆塑罐口上前後塑樓閣，左右各有佛像叁座，佛像盤坐在蓮花座上，雙手拱于腹部，樓閣和佛像上面放一圓盤，圓盤中間堆塑方形城牆，其中二層樓閣似碉堡，四面各開方形門一個，城牆四角各有一小罐，城牆前後塑樓閣，左右各有鳥二只(注：金華地區文管會等：《浙江武義陶器廠叁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980年9月，浙江衢州市東吳墓出土青瓷谷倉罐，上腹部飾貼塑叁組：上組爲一佛、一鳳、六瑞獸；中組爲一佛、六騎士；下組爲七尾遊魚。罐上部堆塑叁層，有四小罐、門樓、阙、拱手跽坐人像(佛像)七個和飛鳥，大罐中空貫底(注：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叁國墓》，《文物》1984年第8期。)。
1982年2月，浙江上虞縣江山鄉叁國吳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腹部等距貼塑四只鋪首銜環和佛像、辟邪等。罐的上部分分叁層，第一層塑二阙、一門、佛徒像十尊；第二層塑四小罐，小罐間各塑飛鳥二只；第叁層塑房屋，四周圍以圍牆，牆角塑熊，屋頂爲方形的庑殿頂(注：上虞縣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江山叁國吳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
1981年1月～8月，揚州胥浦吳末西晉初期M89，出土陶堆塑罐2件。一件肩有四小罐，罐與罐之間各塑一佛像，瓶口下亦有佛像一組，推測爲8個。佛像有背光，頂有庑殿式屋面。另一件共分四層，下層素面，第二層中部開門，門前有牌坊，周圍設四小罐，小罐間塑六人像，頭戴冠，右手持劍，左手持物。身著…
《漢魏時期蜀漢、孫吳墓葬中的佛教遺物——兼談長江流域的佛教傳播(楊秋莎)》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