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之間的關系；捏造出把人們從痛苦生活徑直引到永恒樂園的道路。這樣，因果報應說就成爲慧遠佛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思想。由于因果報應說有一套天堂地獄的幻圖，又煞有介事地把償報、懲罰直接與人的思想行爲聯系起來，所以具有特殊的迷惑力。它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起了極其有害的作用。
慧遠繼承我國原有迷信，又不同于我國古代由上帝司善懲惡，從外面主宰人的命運的說法，而是強調自作自受，直接從人主體自身的活動中建立因果報應說。他依據佛經提出人有叁業、業有叁報的說教。說：“叁業體殊，自同有定報。”(《叁報論》，《弘明集》卷五)“叁業”就是指人的行爲、講話和思想活動。“業”有叁種性質：善、惡和無記，無記是指不善不惡，無所謂善惡的活動，所以叁業實際上是善惡兩種。應當指出，慧遠的善惡標准，是按照地主階級利益劃定的，凡是符合封建道德規範的、有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行爲就是善，反之就是惡。慧遠強調不同的業，有不同的報應，“業有叁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叁曰後報。”(同上)所謂現報就是今生作業，今生便受報應；生報是今生作業，下一世受報應；後報是今生作業，經百生乃至千生，然後受報應。由于人們要受報應，人死後就要依據生時所作業的善惡而轉生爲較高于或較低于自己的東西，這也就是輪回。這樣，人的生命就不只是限于現在這一生，還有所謂前生和後生，後生不只是一次而是無數次的，所以就有“叁生”或“叁世”。一世指一個輪回，只要不去掉世俗的欲望和感情，就永遠不能超脫輪回，生生世世擺脫不了種種痛苦。人有叁業，業有叁報，生有叁世，就是所謂因果報應說和輪回轉生說。佛教認爲因果報應，輪回轉生是人生的最大痛苦，而它的目的就在于教人超出報應和輪回，求得永遠的解脫。不難看出，這是極其荒誕的。而且這種說教也比只講現世受報，或父母作善惡，子孫受報應的我國傳統說法要精巧狡詐得多，對人們的思想毒害也要深重得多了。
當時有人對因果報應說提出質疑，認爲人的形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結合而成，作爲精神的住宅，消滅形體就和破壞地、水、火、風一樣，不等于犯了殺生之罪，因此也就不可能進地獄，受報應。爲了解答這個從形神關系上提出的很重要的質難，慧遠作了詳盡的辯說。他故意抹煞活人和死人的區別，認爲都是有主宰，有知覺的，因而也就都能受報應。這是把人的精神誇大化、神秘化爲人死靈魂不滅，從而虛構出受報應的主體。慧遠還特意闡述了所謂引起報應的根源，他說：
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于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于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于是甘寢大夢，昏于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無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明報應論》，《弘明集》卷五)“無明”，愚疵無知。“貪愛”，貪欲愛著。這種說教的意思是，“無明”和“貪愛”是人的迷惑、煩惱和禍患的根源。人由于愚疵無知，就不能有正確的認識，認識不對，就會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對外界事物發生凝滯執著，對外界事物發生貪愛，也就使善惡果報有了主體，從而人們就貪戀生命而使生命不斷輪回流轉；再是貪愛使人的本性流蕩，從而使地、水、火、風“四大”結成人的形體，人有了形體，彼此就有界限，這樣人在形體上分別了彼此，對于自己的身體和生命也就特別偏愛，從而就象在大夢中一樣，昏沈迷惑，貪愛執著。其結果是使人的失得相互推移，禍福相繼而來，積了惡就有殃禍，有了罪就要進地獄受懲罰。“因情致報，乘感生應”，“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同上)“幽司”，外來的主宰者。一個人所受的報應，完全是自身情感活動招致的，並沒有一個外來的主宰者。慧遠就這樣在人的精神活動和精神不滅的基礎上論證了因果報應的根源和作因受果的主體，從而建立了荒謬的因果報應說。
爲了給封建專製統治者的神聖化和門閥士族製度的絕對化提供神學的論證，慧遠還特別用因果報應論來說明兩個問題：爲什麼人有九品之分？爲什麼善人受禍，而惡人得福？
漢以來，我國封建統治階級爲了給中央專製主義的嚴酷統治和壁壘森嚴的等級製度尋找論據，提出了人分九品之說(注：詳班固：《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它依據封建正統的善惡標准，把符合封建統治的所謂理想人物，即某些帝王將相、文人學士列爲上品，把其余的人列入中品或下品。慧遠在東晉門閥士族製度越來越強化的時候，特意從宗教神學的角度論證了九品之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說：“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挕。”(《叁報論》，《弘明集》卷五)意思是說，人有善惡，並逐漸積累增加而達到極點，其間就有九品的區別。九品的區別不是人今生所作的善惡的報應，而是前生所作的善惡的報應。這樣，慧遠就掩蓋了人的階級區別和對立，顛倒黑白地把剝削統治階級的階級性說爲是善的，侮蔑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性是惡的，並以無從驗證的所謂人的前生行爲作爲論據，從而爲九品之論提供了神秘主義的論證。慧遠的論點是一種神化了的地主階級人性論的翻版。
因果報應說是虛構的，它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說教，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們的懷疑和反對。當時的雕刻家、書畫家戴逵爲了駁斥佛教因果報應說，寫了《釋疑論》和《答周居士難釋疑論》送給慧遠，他列舉了一系列的曆史記載和傳說後指出，好人並不得好報，惡人反而得到好報。遵守封建道德的人，往往災禍不斷，苦楚重重，而凶惡暴戾的人，倒是高官厚祿，享盡功名富貴。他在《與遠法師書》中還進一步說：“……修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以上戴逵的文章均見《廣弘明集》卷十八)認爲人的長壽短命，富貴貧賤都是命定的，積善積惡，因果報應這一套，只是勸人爲善的說教罷了。戴逵沒有跳出封建道德的圈子，也不懂上述社會現象的根源所在，他的命定論是錯誤的，但是他的質難卻揭穿了因果報應說的虛僞性，曲折地觸及到了社會上存在門閥士族特權這一事實的邊緣。所以，慧遠在《叁報論》中特別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弘明集》卷五)就是說，善人受禍，惡人得福，是他們前世行爲所得到的報應，今世行爲所受的報應還沒有顯現出來。慧遠的這個說法十分重要，他把報應前推到人生的“前世”，後推到死後的“來生”，是爲了彌補報應說謊話的漏洞，使人無法對證。更要緊的是，慧遠的這種辯解實際上等于說，統治階級今世享福，被統治階級今生受苦，都是前世作業所得的報應，統治階級理應當享福，被統治階級則應當受苦。顯然，這是十分有利于統治階級的。
由上可見，慧遠的佛教因果報應說，是以“法性”本體說爲核心的出世主義思想的發揮和具體化。它既對印度佛教業報輪回說作了更深入、更詳盡和更擴大的發展，又比我國原有的類似因果報應迷信思想更系統、更完整和更全面了，因而也就欺騙性更強，危害性更大了。
慧遠的因果報應說，是爲當時極端不平等的貧富貴賤現象作論證，爲門閥士族的特權地位和剝削寄生生活的合理性作論證的。同時也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社會階級矛盾的尖銳化，直接地反映了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特別注意加強對廣大人民思想意識活動的束縛和鉗製的迫切需要。作爲維護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統治的衛道士，慧遠所采取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法是，通過歪曲人民痛苦的現象、原因以及解脫的方法，竊用因果範疇加以神秘化，虛構出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來掩蓋和取消階級矛盾。
不僅如此，慧遠的因果報應說，還爲統治階級殘酷鎮壓人民反抗的血腥行爲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按照慧遠的說法，報應最後歸結爲人們的精神意識活動所致，人們只要在思想上沒有什麼貪愛執著，就不是作惡業，也就不會得惡報。因此，主觀上自認爲沒有貪愛，就是揮戈殺人，鎮壓人民，也是無所謂的。慧遠說：“文殊按劍，迹逆而道順。雖複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明報應論》，《弘明集》卷五)很顯然，這些話在當時的社會意義，就是爲門閥士族統治者的爲所欲爲的殘殺人民的行徑作辯護。
必須指出，慧遠采用因果範疇來說明其信仰主義是十分狡猾的。因果聯系是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互相製約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具有客觀的普遍的性質，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任何一個現象，都會引起另一個現象的産生；反過來說也一樣，任何現象的産生也都是由其它的現象所引起的，所以因果範疇是人們所容易接受的。而且“人類曆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曆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注：《印度起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頁。)慧遠竊用因果關系，歪曲報應規律，編造荒唐神秘的因果聯系和報應理論，爲壓迫者開脫罪責，爲被壓迫者套上精神枷鎖，從而窒息人民的覺悟，阻礙人民革命的興起，延續了人民的苦難。慧遠的因果報應說是封建統治階級神權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起著極其有害的作用。
五、慧遠的唯心主義形神論的狡辯
慧遠宣揚人在今世作惡業，就要在死後輪回轉生，甚至于進地獄、受懲罰；而出家出世、信奉佛教，經過累世修行，就可以超出叁世輪回，進入佛國天堂。這種理論必須闡明一個果報的承受者的問題。佛教不承認道教宣揚的人可以長生不死，經過修煉可以形體飛升或所謂“羽化”登仙的虛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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