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無皆空故。”(同上書，第15頁)《般若經》否定派生萬物的本體的存在，《放光般若經》說：“諸法無有生無有出”(同上)，《光贊經》說：“以一切法悉無有本，以是之故，求其本末了不可得。”(同上書，第168頁)“究竟本末無有根源亦不可得”。(同上書，第187頁)總之，否定一切，掃盡一切，連“無”——王弼、道安主張的本體也是沒有的。《大明度經》說得更徹底：
一切皆本無，亦複無本無，等無異于真法中無本，諸法無本，無過去當來現在，如來亦爾，是爲真本無。(同上書，第494頁)般若學主張“有”“無”雙遣，如果追求“本無”，“本無”也是沒有的，因爲一切都只是名號，而名號也是假的，沒有的，所以，這種“無”是超絕時空的絕對的虛無，是連觀念本身也不能把握的，不能認識和不可言說的虛無。這些重要的論點和道安強調佛、真際、真如、般若的永恒存在，強調以無爲“本”，以有爲“末”的本無思想，顯然是大有區別的。
與上述情況有關，還有一個道安反對“格義”的問題。道安是個操行謹嚴、信仰虔誠的佛教徒，他反對過竺法雅的“格義”，《高僧傳•釋道安傳》中記有：“安曰，先舊格義，于理多違。”這就是說他已經看出中國哲學的名詞、概念和範疇是不能用以附會印度佛教哲學的名詞、概念和範疇的。但是，道安本人的實踐違反了自己的願望，他反對“格義”，看出“格義”的毛病，可是自己依舊是格義，他的佛學依舊沒有超出玄學的窠臼，而是在玄學基礎上的佛、玄混合，是披上佛學外衣的玄學、玄學化的佛學。因此，道安的反對“格義”，只是形式上的反對而已。道安還特別允許他的大弟子慧遠講解佛書時可以借助“俗書”(佛經以外的書)來闡明佛經。
遠……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增彌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于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高僧傳•慧遠傳》)但是這些都不是道安有意和佛經相違背，而是由于時代條件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所決定的。
由上可見，道安的本無思想既和印度佛教的《般若經》有所不同，又和當時“六家七宗”的其他派別不同，是一種用玄學中貴無思想改造過的般若思想。但是，這並沒有改變道安神學世界觀的本質，因爲玄學作爲“哲學唯心主義不過是隱蔽起來的、修飾過的鬼神之說”(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甯全集》第十四卷，第186頁。)，唯心主義和信仰主義是相通的。在經過道安的改造之後，就使般若學與玄學思想一致，調子一樣了。從本無宗和玄學的關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外來宗教和唯心主義思潮的關系。外來宗教如果不和當時當地社會曆史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就不能對當時的社會發生重大作用，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這種結合，在思想上首先就是要依附和憑借當時流行的唯心主義哲學，才能順利地推行教義，擴大影響；同時，唯心主義又總爲外來神學本國化提供思想資料，因而自己往往最後也通向了神學。宗教哲學和唯心主義的這種結合、合流，歸根結蒂也是由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和階級關系所決定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一種表現。
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會作用
道安創立本無宗的最主要根源，只能從當時政治、經濟關系中去尋找，它的客觀作用，必須放在當時社會曆史發展的廣闊角度去考察。
我們可以看到，道安的思想是適應了當時的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需要，是爲統治階級效勞的。
東晉時代各民族之間的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統治階級和人民群衆的矛盾異常尖銳，到處是正在爆發或一觸即發的火山。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偏安江南，過著興敗遽變、得失急驟、禍福無定和生死無常的日子。自秦、漢以來，農民鬥爭力量的威脅一直使他們心有余悸；其他民族統治者的擴張侵犯，使他們時時擔心；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火並也常使他們有朝不保夕之感。緊張煩躁、恐懼驚疑、頹廢空虛和悲觀絕望等各種複雜心情困擾著他們。因此他們迫切地需要有爲自己苟安和寄生生活作辯護的護身符，需要有逃避禍害的精神避難所，需要有掩飾血腥的殘酷統治的虛僞面紗，需要有愚弄人民群衆和麻痹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的思想武器，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正是投合了統治階級的這種需要。
道安懂得愚弄人民，他引用《論語》的話說：“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鼻奈耶序》，《大正藏》第42卷，第851頁)他勸說人們要“無爲”、“無欲”，他說：“……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忘之又忘之，以至于無欲也。”(《安般注序》，《大正藏》第55卷，第43頁)這樣統治階級就可貪欲無厭，胡作非爲了。他在《大十二門經序》中影射社會階級鬥爭，透露了取消階級鬥爭的議論：
怨憾之興，興于此彼，此彼既興，遂成仇敵，……是以如來訓之以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大正藏》第55卷，第46頁)這是說人與人之間互相敵對是由于怨憾，而怨憾是由于分清了彼此，只要有不分彼此的平等的心，就不會互相視爲仇敵了。這裏充分暴露了道安思想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政治實質。道安思想的客觀政治作用，正是通過宣揚現實世界是虛幻的，彼岸世界才是真實的，從而使人們不留戀、不執著、不關心現實生活，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禅定成佛上，安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放棄對統治階級的鬥爭上，從而使剝削階級的統治得以鞏固和加強。
由于道安的“本無”思想對統治階級極爲有利，道安又善于宣傳，所以在道安教化所到之處，各地官僚都力爭請往開講，而道安也甚爲賣力，以致博得“道俗欣慕”(《高僧傳•釋道安傳》)正由于道安麻醉人民有“功”，得到了晉孝武帝诏書表彰：“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同上)這也充分地表明了道安的佛教哲學思想正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精神支柱。
東晉時，北方少數民族統治者在武力上是強大的，但是他們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更爲發達的漢族，則缺乏統治他們的思想武器和政治經驗，他們是心怯的，匈奴族靳准說：“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資治通鑒》卷90)，就反映了這種心理狀態。因此，他們也極爲迫切地需要有保護自己和統治漢族的思想武器。佛教恰是外來的宗教，正好可以利用來作爲從思想上箝製和奴役漢族的工具。石虎就下書：“佛是戎神，正所應奉。”(《高僧傳•竺佛圖澄傳》)道安是東晉時期宣傳佛教的旗手，所以成爲少數民族和漢族統治者之間爭奪的對象。據《高僧傳•釋道安傳》記載，晉帝和秦王苻堅曾激烈地爭奪道安，爲此苻堅發動十萬大軍攻打襄陽，取得道安，苻堅把道安看爲“以天下不易”。顯然這些都是《僧傳》作者的吹噓和誇張之詞，苻堅攻打襄陽，主要是爲了擴張地盤，他也決不願以天下易道安。但是，這其間也的確反映出道安及其佛教思想對統治者的價值和作用。
道安以宣傳佛學來忠誠地爲當時地主階級服務，這決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經濟根源的。道安出身于士族家庭，從小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出家後又得到師父的常識，醉心于佛學，熱心于教化。當時，佛教寺院尚未形成獨立的經濟力量，生活來源需要依靠統治階級的支持，在頻繁的戰亂中，道安等僧侶也需要得到統治階級的人身保護。道安深深懂得不依靠統治階級是不行的，他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高僧傳•釋道安傳》)當時佛教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完全依賴統治階級的。道安及其弟子的生活、建築寺廟和塑造佛像都是由統治階級大力捐助、全面支持的。《高僧傳•釋道安傳》中記有晉孝武帝下诏，道安的“俸給一同王公”。道安在襄陽時，高平郗超贈米千斛。道安建檀溪寺，“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大富長者，並加贊助”。涼州刺史楊弘忠“贈銅萬斤，……助成佛像”。可見道安的經濟地位是完全和當時的統治階級一樣的。經濟上的依賴關系，決定了思想的依賴性，決定了在宗教理論上也必然反映爲對玄學的依附，以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
六、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國佛教思想史上，道安的學說標志著只事翻譯、只顧咽吞的階段已經結束，開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階段；它反映了外來佛教哲學和當時社會情況、統治思想進一步結合起來的趨勢；開始創立學派並初步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從而使佛教思想逐漸發揮了更廣泛、更深刻的影響。
道安整理的佛經目錄，對我國的目錄學是有一定貢獻的。所存的目錄(保存在僧祐的目錄裏)對我們了解漢魏晉時代佛經的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道安積極從事翻譯和整理經典，爲我們了解和批判印度佛教提供了依據，這些經典中的某些個別思想資料，如論證和分析問題的方法等，也可做爲我們理論思維的殷鑒。
道安既是我國一位著名的佛學家，同時也是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一個幫閑，他的一生，是向人民灌輸思想的劣質酒、兜售精神鴉片的一生。
《道安(方立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