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无皆空故。”(同上书，第15页)《般若经》否定派生万物的本体的存在，《放光般若经》说：“诸法无有生无有出”(同上)，《光赞经》说：“以一切法悉无有本，以是之故，求其本末了不可得。”(同上书，第168页)“究竟本末无有根源亦不可得”。(同上书，第187页)总之，否定一切，扫尽一切，连“无”——王弼、道安主张的本体也是没有的。《大明度经》说得更彻底：
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等无异于真法中无本，诸法无本，无过去当来现在，如来亦尔，是为真本无。(同上书，第494页)般若学主张“有”“无”双遣，如果追求“本无”，“本无”也是没有的，因为一切都只是名号，而名号也是假的，没有的，所以，这种“无”是超绝时空的绝对的虚无，是连观念本身也不能把握的，不能认识和不可言说的虚无。这些重要的论点和道安强调佛、真际、真如、般若的永恒存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无思想，显然是大有区别的。
与上述情况有关，还有一个道安反对“格义”的问题。道安是个操行谨严、信仰虔诚的佛教徒，他反对过竺法雅的“格义”，《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记有：“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这就是说他已经看出中国哲学的名词、概念和范畴是不能用以附会印度佛教哲学的名词、概念和范畴的。但是，道安本人的实践违反了自己的愿望，他反对“格义”，看出“格义”的毛病，可是自己依旧是格义，他的佛学依旧没有超出玄学的窠臼，而是在玄学基础上的佛、玄混合，是披上佛学外衣的玄学、玄学化的佛学。因此，道安的反对“格义”，只是形式上的反对而已。道安还特别允许他的大弟子慧远讲解佛书时可以借助“俗书”(佛经以外的书)来阐明佛经。
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增弥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高僧传•慧远传》)但是这些都不是道安有意和佛经相违背，而是由于时代条件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
由上可见，道安的本无思想既和印度佛教的《般若经》有所不同，又和当时“六家七宗”的其他派别不同，是一种用玄学中贵无思想改造过的般若思想。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道安神学世界观的本质，因为玄学作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186页。)，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是相通的。在经过道安的改造之后，就使般若学与玄学思想一致，调子一样了。从本无宗和玄学的关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外来宗教和唯心主义思潮的关系。外来宗教如果不和当时当地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不能对当时的社会发生重大作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种结合，在思想上首先就是要依附和凭借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才能顺利地推行教义，扩大影响；同时，唯心主义又总为外来神学本国化提供思想资料，因而自己往往最后也通向了神学。宗教哲学和唯心主义的这种结合、合流，归根结蒂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
五、道安佛教思想的社会作用
道安创立本无宗的最主要根源，只能从当时政治、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它的客观作用，必须放在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角度去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道安的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需要，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
东晋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异常尖锐，到处是正在爆发或一触即发的火山。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偏安江南，过着兴败遽变、得失急骤、祸福无定和生死无常的日子。自秦、汉以来，农民斗争力量的威胁一直使他们心有余悸；其他民族统治者的扩张侵犯，使他们时时担心；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火并也常使他们有朝不保夕之感。紧张烦躁、恐惧惊疑、颓废空虚和悲观绝望等各种复杂心情困扰着他们。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有为自己苟安和寄生生活作辩护的护身符，需要有逃避祸害的精神避难所，需要有掩饰血腥的残酷统治的虚伪面纱，需要有愚弄人民群众和麻痹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的思想武器，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正是投合了统治阶级的这种需要。
道安懂得愚弄人民，他引用《论语》的话说：“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鼻奈耶序》，《大正藏》第42卷，第851页)他劝说人们要“无为”、“无欲”，他说：“……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安般注序》，《大正藏》第55卷，第43页)这样统治阶级就可贪欲无厌，胡作非为了。他在《大十二门经序》中影射社会阶级斗争，透露了取消阶级斗争的议论：
怨憾之兴，兴于此彼，此彼既兴，遂成仇敌，……是以如来训之以等……等心既富，怨本息矣。(《大正藏》第55卷，第46页)这是说人与人之间互相敌对是由于怨憾，而怨憾是由于分清了彼此，只要有不分彼此的平等的心，就不会互相视为仇敌了。这里充分暴露了道安思想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实质。道安思想的客观政治作用，正是通过宣扬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从而使人们不留恋、不执著、不关心现实生活，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禅定成佛上，安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放弃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上，从而使剥削阶级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加强。
由于道安的“本无”思想对统治阶级极为有利，道安又善于宣传，所以在道安教化所到之处，各地官僚都力争请往开讲，而道安也甚为卖力，以致博得“道俗欣慕”(《高僧传•释道安传》)正由于道安麻醉人民有“功”，得到了晋孝武帝诏书表彰：“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同上)这也充分地表明了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
东晋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武力上是强大的，但是他们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为发达的汉族，则缺乏统治他们的思想武器和政治经验，他们是心怯的，匈奴族靳准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资治通鉴》卷90)，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因此，他们也极为迫切地需要有保护自己和统治汉族的思想武器。佛教恰是外来的宗教，正好可以利用来作为从思想上箝制和奴役汉族的工具。石虎就下书：“佛是戎神，正所应奉。”(《高僧传•竺佛图澄传》)道安是东晋时期宣传佛教的旗手，所以成为少数民族和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对象。据《高僧传•释道安传》记载，晋帝和秦王苻坚曾激烈地争夺道安，为此苻坚发动十万大军攻打襄阳，取得道安，苻坚把道安看为“以天下不易”。显然这些都是《僧传》作者的吹嘘和夸张之词，苻坚攻打襄阳，主要是为了扩张地盘，他也决不愿以天下易道安。但是，这其间也的确反映出道安及其佛教思想对统治者的价值和作用。
道安以宣传佛学来忠诚地为当时地主阶级服务，这决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经济根源的。道安出身于士族家庭，从小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出家后又得到师父的常识，醉心于佛学，热心于教化。当时，佛教寺院尚未形成独立的经济力量，生活来源需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支持，在频繁的战乱中，道安等僧侣也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人身保护。道安深深懂得不依靠统治阶级是不行的，他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当时佛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完全依赖统治阶级的。道安及其弟子的生活、建筑寺庙和塑造佛像都是由统治阶级大力捐助、全面支持的。《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记有晋孝武帝下诏，道安的“俸给一同王公”。道安在襄阳时，高平郗超赠米千斛。道安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凉州刺史杨弘忠“赠铜万斤，……助成佛像”。可见道安的经济地位是完全和当时的统治阶级一样的。经济上的依赖关系，决定了思想的依赖性，决定了在宗教理论上也必然反映为对玄学的依附，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道安的学说标志着只事翻译、只顾咽吞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阶段；它反映了外来佛教哲学和当时社会情况、统治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的趋势；开始创立学派并初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使佛教思想逐渐发挥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道安整理的佛经目录，对我国的目录学是有一定贡献的。所存的目录(保存在僧祐的目录里)对我们了解汉魏晋时代佛经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道安积极从事翻译和整理经典，为我们了解和批判印度佛教提供了依据，这些经典中的某些个别思想资料，如论证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等，也可做为我们理论思维的殷鉴。
道安既是我国一位著名的佛学家，同时也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一个帮闲，他的一生，是向人民灌输思想的劣质酒、兜售精神鸦片的一生。
《道安(方立天)》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