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远
方立天
[济南]中国古代哲学家评注，1980年第11月
第2卷
一、引 言
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注：据《梁僧传》卷六、《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张野《远法师铭》的记载。)，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慧远是东晋时继道安后的佛教领袖，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慧远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是受东晋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斗争等社会条件制约的，是历史的产物。
慧远所处的时代正是门阀专政兴盛之际。王朝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士族高门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拥有种种极不合理的封建特权：世代做官权、占田、荫客与免赋免役权、逍遥法外权。士族高门位居清要美职，庶族寒门只能厕身下品浊位，高门势族既不与寒门素族通婚，也不屑与之自由交谈，势族高门的服式颜色也与庶族不同。门阀士族的专权，不仅使世家大族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而且也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腐败、空虚，并促使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全面激化。
门阀士族对农民的剥削十分严重，农民不仅要身受沉重的地租剥削，还要负担各种繁重的捐税、户调和徭役。史书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终于狂飙突起，在安帝时爆发了以孙恩、卢御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历时十二年，动摇了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但最后起义还是失败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尖锐地存在着。起义农民在失败后，往往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从宗教里得到慰藉。慧远目睹这次起义，并且曾经接待过起义领袖卢循，以影响农民起义队伍，争取更多的信徒。
东晋时代民族矛盾也是很突出的，但是士族官僚们百般排挤坚持北伐的志士，使之赍志以殁，一心只图偏安江南，保持腐朽糜烂和苟且偷安的生活。同时淝水之战以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了；而统治阶级内部——帝室和几个主要士族之间、过江的中原士族和江南士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又激化起来，不断爆发内战，兵戎相见，各据一方，互相火并，晋帝室最后亡在北府军将领刘裕的手里。
由上可见，东晋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经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的时代，是战乱频繁，干戈扰攘，动荡不定的社会，是充满贫困、混乱、苦难和死亡的人间地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忧郁、凄恻、恐惧和绝望的心情支配着不少人。就统治集团来说，由于他们互相杀夺，造成政治上的恐怖，很多人也看不清自己的“出路”，生死问题成为他们所最关切和最忧虑的问题之一。“出路”何在？人们将从哪里获得拯救呢？东晋王朝为了统治农民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为了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需要从理论上来解答上述普遍存在的问题。玄学和儒学，在理论上作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然而佛教理论尤其是因果报应说，却为人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可以获救的“出路”。它把人们的希望引向来世和彼岸，使人们的精神有所寄托。这就帮助统治阶级解决了一个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也就得到了它们的大力扶持，上下都信佛的局面从而出现，佛教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佛教的发达，使寺院经济逐渐膨胀起来。寺院的僧尼，享有免除租税徭役的特权，许多贫困破产的人民，为了逃避租税徭役的负担，也相随逃入佛寺为僧为尼。桓玄在《与僚属沙汰僧众教》中指责佛教时说：
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锺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弘明集》卷十二)
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寺庙势力的强盛。寺院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世俗地主剥削的来源。僧尼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与此同时，僧尼染指政权，参与权力角逐，从而使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的矛盾也激化起来。这组矛盾在思想上反映为儒家道德观念和佛教某些教义的矛盾。佛教要得到发展，就必须既有针对性地阐发自己的思想，又得直接或间接地调和、圆通这种矛盾。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地落到了慧远的肩上。
二、慧远的生平活动和著作
慧远一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出家前的早年求学等活动；第二阶段是跟随当时佛教领袖道安约二十五年；第三阶段是离别道安后高居庐山约三十多年，作为继道安以后的佛教领袖，这是慧远活动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
慧远出身于仕宦家庭(注：张野《远法师铭》曰：“沙门释慧远，……世为冠族。”(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家境优裕。十三岁时随舅舅令狐氏游学河南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家、道家的典籍，“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对儒家、道家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会，深受儒学和玄学的薰陶。慧远早年所受的教育对于他后来理解佛教教义，以及调和佛、儒、道的思想矛盾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他具有的广博知识对于后来吸引文人学士乃至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也有着直接的意义。
由于东晋社会政治不稳定，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慧远也产生了避世思想，发愿隐居。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载：“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注：“嘉遁”，指合于正道的隐遁。《周易•遯卦》：“嘉遯(遁)贞吉”。)。”范宣子，名宣，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躬耕自给，博览群书，雅好经术，屡谢官方的荐举，当时名重大江南北。慧远愿随范宣隐遁，表明这时慧远的学业仍是志在儒学，也表明他隐居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但是恰好这时后赵的残暴独裁者石虎死亡，形势发生变化，东晋将领殷浩连年北伐，大司马桓温继之北征，中原大乱，南路阻塞不通，不能如愿南下。当时沙门释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宣传佛法，远近闻名。慧远便携同弟弟慧持前往归依尽敬，由此慧远开始了佛教僧侣的生涯，踏上跟随道安弘扬佛法的漫长历程。
慧远拜道安为师、接受佛教教义以后，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赞颂道安为“真吾师也。”当时道安在讲《般若经》，说《般若经》是把整个宇宙分为“色”(注：“色”，指有形质的能使人感触到的东西。)和“心”(注：“心”，和“色”相对，指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两部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是“空”的。慧远听讲后“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高僧传•释慧远传》)转而指斥儒道等流派为琐碎无用的东西，赞扬佛教般若学为真正的至理，进而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慧远在晚年曾经回顾过自己思想的演变，他在《与隐士刘遗民等书》中说：
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
这段话概括了他由崇信儒学到服膺《老》、《庄》，再后信仰佛教的转变过程。这表明慧远的出家为僧，是对比儒、道、佛三家理论的结果，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的。慧远的道路是和当时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动乱的年代，往往为宗教吸引信徒提供有利条件。
据史书记载，慧远信佛教以后，“常欲总挕纲维，以大法为己任。”(《高僧传•释慧远传》)怀着宣扬佛教的宏愿，钻研佛理，勤奋不懈，而且由于思路敏捷，理解深刻，以致道安经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同上)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主要是依靠慧远了。这是对慧远佛教理论素养的极高评价，也是对慧远坚持佛教活动的深切期待。
道安在佛教思想方面属于般若学的本无派，主张万物本性就是“空”、“无”，“空”、“无”本体在万物之上、之后，是有形的万物的最后根据。慧远跟随道安，主要也是信奉般若学。由于勤奋钻研，学业优异，慧远在二十四岁时便开始讲说《般若经》。当时听众对般若学宣扬的“实相”即所谓超时空的本体很难理解，质难很多，而且越辩难，疑昧也越多，于是慧远就援引《庄子》作类比来解释实相，使听众晓然。自此以后，道安唯独允许慧远可以引佛典以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这也是慧远融合佛、道的先声。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慧远随道安南下抵湖北襄阳，当时道恒在荆州一带宣扬般若学的“心无”义，影响颇大。“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僧肇：《不真空论》“欲令心体虚妄不执”(吉藏：《中观论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卷，第二九页)，“但于物上不起执心”(元康：《肇论疏》，《大正藏》第四十五卷，第一七一页)。“心无”义是主张排除外界万物对心的干扰，而没有否认外界万物的空无。在般若学的其它流派看来，这是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所以引起佛教界群起而攻之。竺法汰就指使弟子昙壹前往辩难，当时慧远正在奉道安之命前往慰问患病的竺法汰，因而也就席攻难道恒。据《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载：
慧远就席，攻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麈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柚何为？”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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