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皆笑。心无之义，于此而息。“不疾而速”，是引《易•系辞》：“唯神也，故不疾而速”的话。“杼柚”，织布机上的部件，杼是织布的梭子，柚即轴子，引申为反复思考的意思。“心无”义主张心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世说新语•假谲篇》注引)，所以慧远讽刺说，既然“心无”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费思索！在慧远的机智的驳斥下，道恒屈服了。其实，从理论上说，慧远的话根本谈不到什么反驳，而且外界万物的客观存在也是驳不倒的。从上述慧远讲解《般若经》和反对“心无”义的斗争来看，慧远在奉侍道安期间，始终信奉般若学的本无宗，而且往往援引《庄子》、《周易》来比附论证，这正体现了慧远治佛的特色。
慧远出家后，本拟前往广东罗浮山结宇，看来是想远离中原和江南，到边远的偏僻山区去栖身传道，但一直为道安所挽留。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7年)，苻丕攻陷襄阳，道安为朱序所留，不得外出(后被苻丕送往长安)，于是吩咐众弟子往各地传教。临行前，道安分别对弟子们一一给以诲勉，唯独慧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忧？””(《高僧传•释慧远传》)道安和慧远师徒间的对话，既表现了慧远对道安的高度尊敬，更表现了道安对慧远的充分信赖。慧远等一行数十人，由襄阳经荆州，欲往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清静，足以息心，就暂住在龙泉精舍。后来江州刺史桓伊为他建东林寺，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别置禅林，神清气肃，于是慧远就久住于此，直至老死。
慧远长住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的最重要时期。他展开了多方面的大量的活动，讲经论道，撰写文章，培养弟子，邀请西来经师译经，与全国名僧保持密切联系，并与统治阶级上层深相结交，庐山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自己则成为佛教领袖。
(一)聚徒讲学，撰写文章，阐发佛教哲学思想：慧远根据当时社会状况，并结合调和、反驳反佛的言论，着重宣扬和论证了这几个问题：一是论述佛教所谓的宇宙本体(最高精神实体)及其和成佛，即佛教最高境界的关系；二是突出地宣扬因果报应说，并论证它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三是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论证其间的一致性。慧远所以阐述这些佛教哲学问题，是受当时社会现实矛盾制约的。第一、二个问题，慧远虚构出虚幻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对立，人死后的灵魂生活同人间尘世生活的对立，要劳动人民忍受现实的苦难，放弃反抗斗争，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实质上是用佛教的语言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所作的颠倒的、神秘的说明。第三个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佛教教义与我国儒家传统思想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的矛盾，是对这种矛盾进行符合封建伦理规范的解释。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内容，留待下面论述。
(二)派遣弟子赴国外取经，招致西来僧人译经：慧远到庐山后，深感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于是就派出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远寻众经。经过跋山涉水，长途旅行，历尽艰辛，从西域取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得以传译。当时我国佛教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就用过这些本子。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罽宾(今印度西北)佛教小乘毘昙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出《阿毘昙心》和《三法度论》。阿毘昙略称毘昙，后译为阿毘达磨，系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典籍，其教义主要是以我为无，以法(注：“法”，本指佛教教说、规范等。这里指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为有。毘昙学约在东晋时始行我国，慧远的师父道安曾大力赞助译出有关论典。慧远继承师业，兼弘一切有部《毘昙》。他曾作《阿毘昙心序》，说：
阿毘昙心者，三藏之要领，歌之微言。……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少玩兹文，味之弥久。……会遇来游，因请令译。提婆乃手执胡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远亦实而重之，敬慎无违。(《出三藏记集》卷十)慧远也提倡一切有部之学，《名僧传抄说处》卷十记有“庐山慧远习有宗事。”(《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第七套第一册第十五页)当时同在庐山的著名佛教学者竺道生等人也精于提婆的毘昙学。毘昙学风靡一时，是和慧远组织译经与大力倡导分不开的。
慧远对于组织翻译禅经也出力甚多。禅法自汉末以来，就流行我国北方。鸠摩罗什奉行的是大乘空宗的禅法，后由智严从印度请来的禅师佛驮跋多罗(来中国后名觉贤)则精于小乘一切有部的禅学。因为和鸠摩罗什所属派别不同，所传禅法大相迳庭，所以佛驮跋多罗到长安不久就被罗什门人摈斥，带弟子四十多人来庐山。慧远十分欣喜，一面派人送书信给关中，调解摈事，一面请佛驮跋多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慧远亲自为之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宣扬“三业(注：“三业”，佛教术语，指身、口、意三者所造的业。)之兴，以禅智为宗”，并赞扬佛驮跋多罗继承达摩多罗与佛大先，是为禅训之宗，而鸠摩罗什系宣述马鸣之业，“其道未融”(见《出三藏记集》卷九)。小乘一切有部的禅法流行于江南，实也得力于慧远。
慧远对于佛教戒律也很重视。弗若多罗曾在关中翻译《十诵律》，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后来慧远得知昙摩流支来中国带有这部佛典，就派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译出了全本《十诵律》。
《高僧传•释慧远传》说：“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从上述事实来看，慧远对于引进佛典，吸取佛学理论，确是不遗余力的。
(三)发愿期生净土：慧远笃信灵魂不灭的说教，又深怵生死报应的威力，所以曾发愿期生净土。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他和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刘遗民著发愿文说：
维岁在挕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荐而誓焉。(《高僧传•释慧远传》引)
这说明慧远等人内心确实充满了成佛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反映了人们超脱现实苦难生活的急切愿望。慧远发愿往生净土，所以还奉行念佛三昧。慧远的念佛是修定坐禅，息心忘念，心注西方，观想念佛，而不是象后人那样仅仅是口宣佛号，两者是有区别的。慧远提倡念佛，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传说慧远与十八高贤立白莲社，据现代著名中国佛教史家汤用彤考证，完全是虚妄无稽的伪说。(注：详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又净土宗(也名白莲宗、莲宗)推慧远为始祖，其实那也是不合史实的，提倡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净土”法门，是从中唐以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
(四)“化兼道俗”，结交权贵，维护和广传佛教：慧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重视讲说儒、道典籍，来会通佛理，吸引文人学士拥护、接受或信仰佛教。士族地主、荆州刺史殷仲堪进庐山致敬，和慧远“论《易》体要，移景不倦，既而叹曰：“识信深明，实难庶几。””(《高僧传•释慧远传》)对慧远的学识深为敬服。著名世族谢灵运十分自负傲慢，极少推崇别人，但是和慧远见面相谈后，也肃然心服。当时慧远正在讲儒家的《丧服经》，这是规定社会不同等级在居丧期间应穿什么衣服的书，后来慧远弟子雷次宗还为皇太子讲授过这书。陆德明《毛诗音义》说：“又案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诗》义。”慧远在庐山也讲授过《诗经》。周续之原是闲居读《老》《易》的，后入庐山成为慧远的重要弟子。雷次宗自少入庐山事慧远，平日好学，对《三礼》、《毛诗》极为明悉。由于慧远善于“化兼道俗”，而吸引了一批文人学士，正如《高僧传•释慧远传》所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这无疑对于巩固和扩大佛教势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慧远在庐山期间与上层统治者深相结纳，刺使桓伊为他建寺，司徒王谧、护军王默也对慧远表示钦慕，甚至安帝也致书问候。不仅如此，在当时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我国北方后秦统治者姚兴也对慧远致书殷勤，并不断赠送实物礼品和佛教法器，足见慧远和统治者交往之深广。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桓玄在图谋夺取王权的岁月里，竭力压制佛教势力的扩展，他曾要慧远出山前往相见，远称病不出，桓玄只得入山，见慧远后劈头就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道：“立身行道。”(见《高僧传•释慧远传》)桓玄引《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话，以出家是违反“孝”道来质问慧远。慧远也以《孝经》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的话，即出家立身行道是符合孝道的来回敬桓玄。慧远熟练地应用儒家经典，敏捷机巧地回答了问题，博得了桓玄的尊敬，以致不敢再提出其他质难。此后桓玄和慧远书信往返，并讨论拜俗和沙汰沙门事。桓玄在荆楚一带为南郡公时鉴于佛教干预政治，影响政府经济收入，曾致书慧远罢道，后入京师自称太尉后，又致书慧远询问对于沙门不敬王者的看法，并且下教令沙汰沙门：
沙门有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若(寺院)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道。(《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弘明集》卷十二)但教令最后说：“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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