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皆笑。心無之義，于此而息。“不疾而速”，是引《易•系辭》：“唯神也，故不疾而速”的話。“杼柚”，織布機上的部件，杼是織布的梭子，柚即軸子，引申爲反複思考的意思。“心無”義主張心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世說新語•假谲篇》注引)，所以慧遠諷刺說，既然“心無”能“不疾而速”，又何必苦費思索！在慧遠的機智的駁斥下，道恒屈服了。其實，從理論上說，慧遠的話根本談不到什麼反駁，而且外界萬物的客觀存在也是駁不倒的。從上述慧遠講解《般若經》和反對“心無”義的鬥爭來看，慧遠在奉侍道安期間，始終信奉般若學的本無宗，而且往往援引《莊子》、《周易》來比附論證，這正體現了慧遠治佛的特色。
慧遠出家後，本擬前往廣東羅浮山結宇，看來是想遠離中原和江南，到邊遠的偏僻山區去棲身傳道，但一直爲道安所挽留。晉孝武帝太元叁年(公元377年)，苻丕攻陷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不得外出(後被苻丕送往長安)，于是吩咐衆弟子往各地傳教。臨行前，道安分別對弟子們一一給以誨勉，唯獨慧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勖，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複相憂？””(《高僧傳•釋慧遠傳》)道安和慧遠師徒間的對話，既表現了慧遠對道安的高度尊敬，更表現了道安對慧遠的充分信賴。慧遠等一行數十人，由襄陽經荊州，欲往羅浮山，途經浔陽(今江西九江)，見廬山清靜，足以息心，就暫住在龍泉精舍。後來江州刺史桓伊爲他建東林寺，創造精舍，洞盡山美，別置禅林，神清氣肅，于是慧遠就久住于此，直至老死。
慧遠長住廬山叁十多年，是他從事佛教活動的最重要時期。他展開了多方面的大量的活動，講經論道，撰寫文章，培養弟子，邀請西來經師譯經，與全國名僧保持密切聯系，並與統治階級上層深相結交，廬山成爲當時南方佛教的中心，自己則成爲佛教領袖。
(一)聚徒講學，撰寫文章，闡發佛教哲學思想：慧遠根據當時社會狀況，並結合調和、反駁反佛的言論，著重宣揚和論證了這幾個問題：一是論述佛教所謂的宇宙本體(最高精神實體)及其和成佛，即佛教最高境界的關系；二是突出地宣揚因果報應說，並論證它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叁是調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義的矛盾，論證其間的一致性。慧遠所以闡述這些佛教哲學問題，是受當時社會現實矛盾製約的。第一、二個問題，慧遠虛構出虛幻世界同現實世界的對立，人死後的靈魂生活同人間塵世生活的對立，要勞動人民忍受現實的苦難，放棄反抗鬥爭，而把希望寄托于“來世”，這實質上是用佛教的語言對封建社會階級矛盾所作的顛倒的、神秘的說明。第叁個問題，表面上是解決佛教教義與我國儒家傳統思想的矛盾，實際上反映了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的矛盾，是對這種矛盾進行符合封建倫理規範的解釋。關于這些問題的詳細內容，留待下面論述。
(二)派遣弟子赴國外取經，招致西來僧人譯經：慧遠到廬山後，深感江東一帶佛經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殘缺，于是就派出弟子法淨、法領等人，遠尋衆經。經過跋山涉水，長途旅行，曆盡艱辛，從西域取得《方等》新經二百余部，得以傳譯。當時我國佛教著名翻譯家鸠摩羅什就用過這些本子。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罽賓(今印度西北)佛教小乘毘昙學大師僧伽提婆南下廬山，慧遠請他譯出《阿毘昙心》和《叁法度論》。阿毘昙略稱毘昙，後譯爲阿毘達磨，系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典籍，其教義主要是以我爲無，以法(注：“法”，本指佛教教說、規範等。這裏指包括物質的、精神的一切事物和現象。)爲有。毘昙學約在東晉時始行我國，慧遠的師父道安曾大力贊助譯出有關論典。慧遠繼承師業，兼弘一切有部《毘昙》。他曾作《阿毘昙心序》，說：
阿毘昙心者，叁藏之要領，歌之微言。……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茲文，味之彌久。……會遇來遊，因請令譯。提婆乃手執胡本，口宣晉言，臨文誡懼，一章叁複。遠亦實而重之，敬慎無違。(《出叁藏記集》卷十)慧遠也提倡一切有部之學，《名僧傳抄說處》卷十記有“廬山慧遠習有宗事。”(《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乙第七套第一冊第十五頁)當時同在廬山的著名佛教學者竺道生等人也精于提婆的毘昙學。毘昙學風靡一時，是和慧遠組織譯經與大力倡導分不開的。
慧遠對于組織翻譯禅經也出力甚多。禅法自漢末以來，就流行我國北方。鸠摩羅什奉行的是大乘空宗的禅法，後由智嚴從印度請來的禅師佛馱跋多羅(來中國後名覺賢)則精于小乘一切有部的禅學。因爲和鸠摩羅什所屬派別不同，所傳禅法大相迳庭，所以佛馱跋多羅到長安不久就被羅什門人擯斥，帶弟子四十多人來廬山。慧遠十分欣喜，一面派人送書信給關中，調解擯事，一面請佛馱跋多羅譯出《達磨多羅禅經》。慧遠親自爲之作《廬山出修行方便禅統經序》，宣揚“叁業(注：“叁業”，佛教術語，指身、口、意叁者所造的業。)之興，以禅智爲宗”，並贊揚佛馱跋多羅繼承達摩多羅與佛大先，是爲禅訓之宗，而鸠摩羅什系宣述馬鳴之業，“其道未融”(見《出叁藏記集》卷九)。小乘一切有部的禅法流行于江南，實也得力于慧遠。
慧遠對于佛教戒律也很重視。弗若多羅曾在關中翻譯《十誦律》，沒有完成就去世了。後來慧遠得知昙摩流支來中國帶有這部佛典，就派遣弟子昙邕致書祈請，譯出了全本《十誦律》。
《高僧傳•釋慧遠傳》說：“蔥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從上述事實來看，慧遠對于引進佛典，吸取佛學理論，確是不遺余力的。
(叁)發願期生淨土：慧遠笃信靈魂不滅的說教，又深怵生死報應的威力，所以曾發願期生淨土。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年)他和弟子劉遺民、周續之等一百二十叁人，在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國極樂世界。劉遺民著發願文說：
維歲在挕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叁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薦而誓焉。(《高僧傳•釋慧遠傳》引)
這說明慧遠等人內心確實充滿了成佛的緊迫感，這種緊迫感反映了人們超脫現實苦難生活的急切願望。慧遠發願往生淨土，所以還奉行念佛叁昧。慧遠的念佛是修定坐禅，息心忘念，心注西方，觀想念佛，而不是象後人那樣僅僅是口宣佛號，兩者是有區別的。慧遠提倡念佛，對于“淨土”法門在南方的流行産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傳說慧遠與十八高賢立白蓮社，據現代著名中國佛教史家湯用彤考證，完全是虛妄無稽的僞說。(注：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又淨土宗(也名白蓮宗、蓮宗)推慧遠爲始祖，其實那也是不合史實的，提倡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的“淨土”法門，是從中唐以後才廣泛流行起來的。
(四)“化兼道俗”，結交權貴，維護和廣傳佛教：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群書”，重視講說儒、道典籍，來會通佛理，吸引文人學士擁護、接受或信仰佛教。士族地主、荊州刺史殷仲堪進廬山致敬，和慧遠“論《易》體要，移景不倦，既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高僧傳•釋慧遠傳》)對慧遠的學識深爲敬服。著名世族謝靈運十分自負傲慢，極少推崇別人，但是和慧遠見面相談後，也肅然心服。當時慧遠正在講儒家的《喪服經》，這是規定社會不同等級在居喪期間應穿什麼衣服的書，後來慧遠弟子雷次宗還爲皇太子講授過這書。陸德明《毛詩音義》說：“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慧遠在廬山也講授過《詩經》。周續之原是閑居讀《老》《易》的，後入廬山成爲慧遠的重要弟子。雷次宗自少入廬山事慧遠，平日好學，對《叁禮》、《毛詩》極爲明悉。由于慧遠善于“化兼道俗”，而吸引了一批文人學士，正如《高僧傳•釋慧遠傳》所說：“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這無疑對于鞏固和擴大佛教勢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慧遠在廬山期間與上層統治者深相結納，刺使桓伊爲他建寺，司徒王谧、護軍王默也對慧遠表示欽慕，甚至安帝也致書問候。不僅如此，在當時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我國北方後秦統治者姚興也對慧遠致書殷勤，並不斷贈送實物禮品和佛教法器，足見慧遠和統治者交往之深廣。當時擁有極大權勢的桓玄在圖謀奪取王權的歲月裏，竭力壓製佛教勢力的擴展，他曾要慧遠出山前往相見，遠稱病不出，桓玄只得入山，見慧遠後劈頭就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慧遠答道：“立身行道。”(見《高僧傳•釋慧遠傳》)桓玄引《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話，以出家是違反“孝”道來質問慧遠。慧遠也以《孝經》的“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孝之終也”的話，即出家立身行道是符合孝道的來回敬桓玄。慧遠熟練地應用儒家經典，敏捷機巧地回答了問題，博得了桓玄的尊敬，以致不敢再提出其他質難。此後桓玄和慧遠書信往返，並討論拜俗和沙汰沙門事。桓玄在荊楚一帶爲南郡公時鑒于佛教幹預政治，影響政府經濟收入，曾致書慧遠罷道，後入京師自稱太尉後，又致書慧遠詢問對于沙門不敬王者的看法，並且下教令沙汰沙門：
沙門有能伸述經诰，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寺院)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皆悉罷道。(《與僚屬沙汰僧衆教》，《弘明集》卷十二)但教令最後說：“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慧遠(方立天)》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