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遠

　　方立天

　　[濟南]中國古代哲學家評注，1980年第11月

　　第2卷

　　 一、引　言

　　 慧遠，本姓賈，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人，生于東晉成帝鹹和九年(公元334年)，卒于東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注：據《梁僧傳》卷六、《出叁藏記集》卷十五和《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張野《遠法師銘》的記載。)，一生大體上和東晉同始終。慧遠是東晉時繼道安後的佛教領袖，他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慧遠的佛教活動和哲學思想是受東晉時代的經濟、政治和思想鬥爭等社會條件製約的，是曆史的産物。

　　 慧遠所處的時代正是門閥專政興盛之際。王朝從法律上明確規定了士族高門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擁有種種極不合理的封建特權：世代做官權、占田、蔭客與免賦免役權、逍遙法外權。士族高門位居清要美職，庶族寒門只能廁身下品濁位，高門勢族既不與寒門素族通婚，也不屑與之自由交談，勢族高門的服式顔色也與庶族不同。門閥士族的專權，不僅使世家大族墮落爲社會的寄生蟲，而且也造成了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腐敗、空虛，並促使社會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全面激化。

　　 門閥士族對農民的剝削十分嚴重，農民不僅要身受沈重的地租剝削，還要負擔各種繁重的捐稅、戶調和徭役。史書載：“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並兼，強弱相淩，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産業。”(《宋書•武帝紀中》)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激化，終于狂飙突起，在安帝時爆發了以孫恩、盧禦爲首的農民起義。起義曆時十二年，動搖了東晉政權的統治基礎，但最後起義還是失敗了，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仍然尖銳地存在著。起義農民在失敗後，往往仰望茫茫的蒼天，希望在那裏找到救星，從宗教裏得到慰藉。慧遠目睹這次起義，並且曾經接待過起義領袖盧循，以影響農民起義隊伍，爭取更多的信徒。

　　 東晉時代民族矛盾也是很突出的，但是士族官僚們百般排擠堅持北伐的志士，使之赍志以殁，一心只圖偏安江南，保持腐朽糜爛和苟且偷安的生活。同時淝水之戰以後，來自北方的威脅暫時解除了；而統治階級內部——帝室和幾個主要士族之間、過江的中原士族和江南士族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又激化起來，不斷爆發內戰，兵戎相見，各據一方，互相火並，晉帝室最後亡在北府軍將領劉裕的手裏。

　　 由上可見，東晉是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經濟，統治階級極端腐朽，人民生活極端痛苦的時代，是戰亂頻繁，幹戈擾攘，動蕩不定的社會，是充滿貧困、混亂、苦難和死亡的人間地獄。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憂郁、淒恻、恐懼和絕望的心情支配著不少人。就統治集團來說，由于他們互相殺奪，造成政治上的恐怖，很多人也看不清自己的“出路”，生死問題成爲他們所最關切和最憂慮的問題之一。“出路”何在？人們將從哪裏獲得拯救呢？東晉王朝爲了統治農民和調節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爲了填補自己精神上的空虛，需要從理論上來解答上述普遍存在的問題。玄學和儒學，在理論上作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佛教理論尤其是因果報應說，卻爲人們指出了一條似乎可以獲救的“出路”。它把人們的希望引向來世和彼岸，使人們的精神有所寄托。這就幫助統治階級解決了一個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所以也就得到了它們的大力扶持，上下都信佛的局面從而出現，佛教大大地發展起來了。

　　 佛教的發達，使寺院經濟逐漸膨脹起來。寺院的僧尼，享有免除租稅徭役的特權，許多貧困破産的人民，爲了逃避租稅徭役的負擔，也相隨逃入佛寺爲僧爲尼。桓玄在《與僚屬沙汰僧衆教》中指責佛教時說：

　　 佛所貴無爲，殷勤在于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于朝市。天府以之傾匮，名器爲之穢黩。避役锺于百裏，逋逃盈于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羁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汙風軌矣。(《弘明集》卷十二)

　　 從這裏也可以窺見寺廟勢力的強盛。寺院經濟的發展，減少了世俗地主剝削的來源。僧尼享有免役免稅的特權，減少了政府的收入，與此同時，僧尼染指政權，參與權力角逐，從而使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的矛盾也激化起來。這組矛盾在思想上反映爲儒家道德觀念和佛教某些教義的矛盾。佛教要得到發展，就必須既有針對性地闡發自己的思想，又得直接或間接地調和、圓通這種矛盾。這個任務，在很大程度上，曆史地落到了慧遠的肩上。

　　 二、慧遠的生平活動和著作

　　 慧遠一生大體上可以分爲叁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出家前的早年求學等活動；第二階段是跟隨當時佛教領袖道安約二十五年；第叁階段是離別道安後高居廬山約叁十多年，作爲繼道安以後的佛教領袖，這是慧遠活動曆程中最爲重要的階段。

　　 慧遠出身于仕宦家庭(注：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遠，……世爲冠族。”(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家境優裕。十叁歲時隨舅舅令狐氏遊學河南許昌、洛陽，大量閱讀儒家、道家的典籍，“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高僧傳•卷六•釋慧遠傳》)對儒家、道家的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和領會，深受儒學和玄學的薰陶。慧遠早年所受的教育對于他後來理解佛教教義，以及調和佛、儒、道的思想矛盾有著極爲重要的關系；他具有的廣博知識對于後來吸引文人學士乃至成爲佛教界的領袖也有著直接的意義。

　　 由于東晉社會政治不穩定，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慧遠也産生了避世思想，發願隱居。據《高僧傳•釋慧遠傳》載：“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範宣子共契嘉遁(注：“嘉遁”，指合于正道的隱遁。《周易•遯卦》：“嘉遯(遁)貞吉”。)。”範宣子，名宣，隱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躬耕自給，博覽群書，雅好經術，屢謝官方的薦舉，當時名重大江南北。慧遠願隨範宣隱遁，表明這時慧遠的學業仍是志在儒學，也表明他隱居的決心是十分堅定的。但是恰好這時後趙的殘暴獨裁者石虎死亡，形勢發生變化，東晉將領殷浩連年北伐，大司馬桓溫繼之北征，中原大亂，南路阻塞不通，不能如願南下。當時沙門釋道安在太行恒山立寺，宣傳佛法，遠近聞名。慧遠便攜同弟弟慧持前往歸依盡敬，由此慧遠開始了佛教僧侶的生涯，踏上跟隨道安弘揚佛法的漫長曆程。

　　 慧遠拜道安爲師、接受佛教教義以後，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贊頌道安爲“真吾師也。”當時道安在講《般若經》，說《般若經》是把整個宇宙分爲“色”(注：“色”，指有形質的能使人感觸到的東西。)和“心”(注：“心”，和“色”相對，指屬于精神領域的東西。)兩部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虛幻不實的，是“空”的。慧遠聽講後“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高僧傳•釋慧遠傳》)轉而指斥儒道等流派爲瑣碎無用的東西，贊揚佛教般若學爲真正的至理，進而堅定了對佛教的信仰。慧遠在晚年曾經回顧過自己思想的演變，他在《與隱士劉遺民等書》中說：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

　　 這段話概括了他由崇信儒學到服膺《老》、《莊》，再後信仰佛教的轉變過程。這表明慧遠的出家爲僧，是對比儒、道、佛叁家理論的結果，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礎的。慧遠的道路是和當時社會環境分不開的。動亂的年代，往往爲宗教吸引信徒提供有利條件。

　　 據史書記載，慧遠信佛教以後，“常欲總挕綱維，以大法爲己任。”(《高僧傳•釋慧遠傳》)懷著宣揚佛教的宏願，鑽研佛理，勤奮不懈，而且由于思路敏捷，理解深刻，以致道安經常贊歎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同上)認爲佛教在中國傳播，主要是依靠慧遠了。這是對慧遠佛教理論素養的極高評價，也是對慧遠堅持佛教活動的深切期待。

　　 道安在佛教思想方面屬于般若學的本無派，主張萬物本性就是“空”、“無”，“空”、“無”本體在萬物之上、之後，是有形的萬物的最後根據。慧遠跟隨道安，主要也是信奉般若學。由于勤奮鑽研，學業優異，慧遠在二十四歲時便開始講說《般若經》。當時聽衆對般若學宣揚的“實相”即所謂超時空的本體很難理解，質難很多，而且越辯難，疑昧也越多，于是慧遠就援引《莊子》作類比來解釋實相，使聽衆曉然。自此以後，道安唯獨允許慧遠可以引佛典以外的書籍來比附說明佛理。這也是慧遠融合佛、道的先聲。

　　 晉哀帝興甯叁年(公元365年)慧遠隨道安南下抵湖北襄陽，當時道恒在荊州一帶宣揚般若學的“心無”義，影響頗大。“心無者，無心于萬物，萬物未嘗無。”(僧肇：《不真空論》“欲令心體虛妄不執”(吉藏：《中觀論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卷，第二九頁)，“但于物上不起執心”(元康：《肇論疏》，《大正藏》第四十五卷，第一七一頁)。“心無”義是主張排除外界萬物對心的幹擾，而沒有否認外界萬物的空無。在般若學的其它流派看來，這是對唯物主義的讓步，所以引起佛教界群起而攻之。竺法汰就指使弟子昙壹前往辯難，當時慧遠正在奉道安之命前往慰問患病的竺法汰，因而也就席攻難道恒。據《高僧傳•卷五•竺法汰傳》載：

　　 慧遠就席，攻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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