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辄與經律法師群議立製”，(注：《魏書》卷114《釋老志》。)並得到批准，此爲永平二年的“僧製”。北魏熙平二年(517)，靈太後又下令整肅僧尼，並製定了相應的法規，使北魏時期關于佛教的管理更加完善。
現參考《魏書•釋老志》，將北魏的《僧製》與《令集解•僧尼令》的內容相比較，可發現兩者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參見表1)。
北魏時期的僧尼之法，由于“不得爲俗人所使”，到隋文帝開皇十五年(590)，因“諸僧尼時有過失。內律佛製不許俗看”，乃敕撰《衆經法式》十卷約束僧尼。(注：《曆代叁寶記》卷12；《續高僧傳》卷2《達摩笈多傳》。)《衆經法式》內容已佚失，從上述記載推知，這是繼《僧製》之後另一部約束僧尼行爲的規範性文件，其主要特點是：由皇帝下令敕修；內容更加豐富，多達十卷；針對“內律佛製不許俗看”的特點，而將該法律文件公開；具有懲戒僧尼過失的功能等。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沙門玄琬卒。在其臨終前，上遺表請沙門犯罪不應與百姓同科。次年，唐太宗命人“依附內律，參以金科”，製定了“條製”。《廣弘明集》卷28《度僧天下诏》記述了此事。對于《條製》的內容，诏書中有所披露。爲更清楚地認識其與《僧尼令》的關系，現列表如下(參見表2)。
表1
從這份诏書中所涉及的“條製”內容看，與《令集解•僧尼令》中的6條法律條文有關。那麼，唐太宗貞觀十年製定的《條製》，是否就是《道僧格》的內容呢？日本《養老令》的私撰注釋書《僧尼令集解》第21條“准格律”條對“條製”作了如下解釋：“條製外複犯罪，謂令條雲。苦使，條製之外，複犯罪也，謂違內律之罪，律令無罪名是也。條製，格也，此令無是格，故雲製也。”(注：黑板勝美主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令集解》卷8，吉川弘文館，1995年8月第9版，第246頁。)從《令集解》中對“條製”的解釋看。條製是格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令中沒有相應篇目的格，因唐令中沒有《僧尼令》的篇目，所以關于道教、佛教管理的法規《道僧格》也就經常被稱爲。條製”了。
表2
(條製)(《廣弘明集》卷28) 《憎尼令集解》
假托神通，妄傳妖怪 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
妖惑百姓。並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彌得
聖道，並依法律付官司科罪(第1條)
謬稱醫筮，左道求財 凡僧尼，蔔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皆
還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病，不在禁限(第
2條)
造詣官曹，囑致贓賄 凡僧尼有事須論，不緣所司、辄上表啓，並
擾亂官家，妄相囑請者，五十日苦使；再犯
者，百日苦使(第8條)
凡僧尼，將叁寶物饷遺官人，若合構朋黨，
擾亂徒衆，及罵辱叁綱、淩突長宿者，百日
苦使(第4條)
鑽膚焚指，駭俗驚愚 凡僧尼，不得焚身、舍身。若違及所由者，
並依律科斷(第27條)
部內有違法僧不舉發 凡任僧綱，必須用德行能化徒衆，道俗欽仰，
綱維法務者。所舉徒衆，皆連署牒官。若有
阿黨朋扇，浪舉無德者，百日苦使。一任以
後，不得辄換。若有過罪，及老病不任者，
即依上法簡換(第14條)
綜上所述，唐代《道僧格》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它最早源于北魏的《僧製》，後屢加增修，到唐太宗貞觀十年形成了“條製”，上升爲格，成爲祠部管理宗教事務最重要的法規文件。
2.《道僧格》與《祠部格》的關系
在中外古代文獻中，多次出現了《道僧格》、《祠部格》的名稱，中國古代的法律、宗教典籍中也保存了許多唐代關于僧尼、道士格的條文，因而，如何認證《道僧格》與《祠部格》的關系？《道僧格》是否爲《道格》與《僧格》的合稱？已成爲複原唐《道僧格》的關鍵所在。
其一，關于《道僧格》與《祠部格》的關系。
衆所周知，唐代尚書省禮部的祠部司是管理道、佛等宗教事務的機構，按《唐六典》卷6、《唐會要》卷39的記述，唐格是以尚書省六部所轄二十四司的司名爲篇名，唐代存在《祠部格》是毫無疑問的。
在唐人的記述中，曾多次出現過《祠部格》的名稱，如《白氏六帖事類集》卷26引《祠部格》：“私家部曲、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另據《白孔六帖》卷89“僧”條引唐《祠部格》中的“度人格”條雲：“王公已下薨，別敕許度人者，親王二十，叁品已上叁人，並須亡者子孫及妻媵，並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試業；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也。”日本僧人圓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開成四年九月”條中也兩次提到唐格，從文中的內容看，似指《祠部格》。現抄錄如下：
祠部 牒
上都章敬寺新羅僧法清
右請准格：所在隨緣頭陀
牒得前件僧狀稱：“本心入道，志樂頭陀。但是名山，歸心禮谒。經行林下，所在尋師。學迦葉之行門，進修佛理。請准元和元年四月十二日敕……謹檢格：僧尼有能頭陀者，到州縣寺舍，任安置將理，不得所由恐動者……”
另據《唐律疏議》卷3“除免比徒”條引長孫無忌等疏議雲：“依格：道士等辄著俗服者，還俗”；“道士等有曆門教化者，百日苦使。”在日本《養老令》的注釋書《僧尼令集解》中，明確指出上述兩條是《道僧格》的條款。那麼，唐《祠部格》與《道僧格》究竟有怎樣的關系呢？
從上述唐代文獻中所引的《祠部格》看，其與《僧尼令集解》中所援引的《道僧格》條文同爲關于道、佛方面的法規。依常理推斷，唐代不可能有兩部關于道、佛事務的格，《祠部格》中有關僧尼的法律規定與《道僧格》如出一轍，說明《道僧格》就是唐代《祠部格》中的內容，獨立成篇。
其二，關于《道僧格》名稱出現的時間。
在中外典籍有關《道僧格》的記述中，曾出現《道格》、《僧格》分稱的情況。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年間(885-897)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第19“刑法家”條著錄：“《僧格》一卷”，未提及《道格》。另據《唐會要》卷50記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伏以至道沖虛，生人宗抑，未免鞭撻，孰贍儀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又未提及《僧格》。這兩條史料很容易使人懷疑《道僧格》不是一部法典，而是《道格》與《僧格》的合稱。
從唐代前期道教、佛教的不同政治地位分析，兩者的法律規定也不會完全相同，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曾下令道士、女官位于僧尼之前。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又敕令“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注：《唐會要》卷49。)唐睿宗景雲二年(711)，又令僧尼道士女官每緣法事集會，“宜齊行並進”。(注：《唐大诏令集》卷113。)
有唐一代，釋、道的管理機構也屢經變遷。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胪寺，武後延載元年(694)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年(743)又將其隸屬于司封。(注：《新唐書》卷48《百官志》。)上述這些因素，決定了關于僧尼、遭士的法律規定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關于唐前期道教、佛教的法規不同，還可找到一些佐證。《全唐文》卷14收錄了唐高宗的《停敕僧道犯罪同俗法推勘敕》，內容如下：
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籍其津梁，叁界之所遵仰。比爲法末人澆，多違製律，俱權依俗法，以伸懲戒，冀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俱有條製，更別推科，恐爲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製。
這裏的“出家人等俱有條製”，說明道士、僧尼有不同的規定。
前已述及，在唐代修格的曆史中未見過有編纂《道僧格》的記述，而《道僧格》又確實存在，那麼《道僧格》是何時出現的呢？這頗令人費解。依筆者推斷，唐代《道僧格》之所以未出現在唐代官方修格的記述中，是因爲《道僧格》類似于僧、道法規彙編性的文獻。按此推論。《唐會要》卷39“定格令”條爲我們提供了如下線索：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一日，中書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冕等奉诏刪輯舊格式律令敕，總7026條。其中1324條“于事非要，並刪除之”，2180條“隨事損益”，3594條“仍舊不改”，總成律12卷，律疏30卷，令30卷，式20卷，《開元新格》10卷。此後，又撰《格式律令事類》40卷，“以類相從，便于省覽”。該書編成後，尚書都省寫50本，頒行天下。筆者推測，開元二十五年編輯的《格式律令事類》，極有可能將唐代祠部中關于僧、道的法規混合編纂在一起，這也就是《道僧格》名稱的雛形。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已經有了《道僧格》的說法，據前引《唐會要》卷50的記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河南采訪使汴州刺史齊澣奏：伏以至道沖虛，生人宗抑，未免鞭撻，孰贍儀型！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決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這裏的“望准《道格》處分”六字，給人的印象是指《道格》，似乎不包括《僧格》的內容，但若聯系前文“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來推斷，應包括《僧格》的條款。很明顯，齊澣奏表“望准《道格》處分”中的《道格》，就是指《道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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