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中國……帝師沙門慧宣”的題名(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慧宣也有大波密坦(即博通五明學者)的頭銜。他的著作也由智明國師德慧譯成西夏文。值得注意的是慧宣帝師的題名前都有“中國”二字。“中國”二字在這裏不是指中原地區的王朝，也不是指距中原地區很近的西夏王朝，而是專指吐蕃民族。在黑水城的很多佛教文獻作者、譯者題款前冠有“中國”二字者，都不是黨項人，而是吐蕃人。然而他們是在西夏的吐蕃人，所接受的封號帝師、國師、法師等都是西夏的封號，他們所在的寺廟是西夏寺廟，所以應把他們視爲西夏人。慧宣帝師的著述目前所見都是寫本，多爲草書或行書，未見刻本。
西夏還有第叁個帝師，爲大乘玄密帝師。有一部由清宮流傳出來的漢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經陳慶英教授考證，裏面有一些文獻是西夏時譯傳的。其中第6篇《解釋道果語錄金剛句記》，題款爲“北山大清涼寺沙門慧忠譯，中國大乘玄密帝師傳，西番中國法師禅巴集”(注：陳慶英：《西夏及元代藏傳佛教經典的漢譯本》，載《西藏大學學報》2000年5月。)。大乘玄密帝師是西夏的帝師。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雖未見大乘玄密帝師的題名，但有大乘玄密國師的記載。西夏文、漢文兩種乾祐二十年(公元1189年)印施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禦製發願文中，記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高僧有宗律國師、淨戒國師、大乘玄密國師，這些都是藏族僧人(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卷，TK58。)。在天慶元年(公元1194年)爲剛剛去世的仁宗皇帝所作法會中，又有大乘玄密國師參與。他的名稱前面也冠有“中國”二字(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Инф. .3708、6344，Инф. .592。)。大乘玄密國師後來升號爲大乘玄密帝師。在漢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們》的師承次第中，也記載著大乘玄密帝師，他是噶舉派著名祖師米拉日巴的再傳弟子。上述“北山大清涼寺”應是北五臺山大清涼寺，這是西夏的五臺山，又稱爲北五臺山，以區別南面中原地區的五臺山。
以上3位帝師未在同一文獻中出現過。可能西夏王朝同時只封一名帝師，帝師圓寂後，再封一位帝師。這3位帝師的傳承順序可能是賢覺帝師、慧宣帝師、大乘玄密帝師。這3位帝師都是藏族僧人，在西夏都是地位最高的佛學大師，撰著了多種佛教文獻。西夏至少有3位帝師，說明西夏的帝師之設已經製度化。這種封藏族高僧爲帝師的製度對以後元朝從世祖開始各代皆封藏族僧人爲帝師顯然有直接影響。西夏封設帝師改寫了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頁。
《天盛律令》未記載帝師，所記最高師號爲上師。帝師可能于西夏天盛年間後由上師轉化而來。
叁、衆多的國師
西夏的國師較多，其地位次于帝師。西夏可能很早就開始封設國師。最近發現的《文海寶韻》序言中提到西夏建國之際就已經有國師院(注：史金波：《〈文海寶韻〉序言、題款譯考》，《甯夏社會科學》2001年4期。)。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的機構是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國師往往任功德司正的職務。功德司爲次等司，地位很高，僅在中書、樞密以下，與殿前司、禦史、中興府、叁司等同級。西夏境內同時就可有幾名國師。據《天盛律令》知天盛年間每一功德司設6位國師，可見當時國師之多(注：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363、367頁，法律出版社，2000年。)。過去已經搜羅西夏國師13位，國師封號14個。在新見的西夏文獻中又發現很多國師，其中有(注：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獻，原編號944、588、3843、6761、7909、5130、822。13集《淨國求生禮佛高贊偈》的寂照國師、23的瓦國師系孫壽齡先生提供素材。)：1.景宗時主持譯經的國師白法信，他從西夏建國伊始便主持譯經。2.惠宗時主持譯經的安全國師白智光，繼白法信後主持譯經，在《西夏譯經圖》中高坐正中。3.崇宗時建臥佛寺的嵬名思能國師，他掘得古涅槃佛，在甘州興建臥佛寺。4.嵬名思能之師燕丹國師。5.仁宗時參加傳譯佛經的天竺僧人五明顯密國師勝喜(拶耶阿難捺)，曾傳譯《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聖勝慧到彼岸功德寶集偈》、《佛說阿彌陀經》等。他有西天大師大波密坦五明國師功德司正的職稱，有“安式”官位，後升爲“乃將”，“乃將”是相當高的官位，可賜予中書位的高官。6.仁宗時校譯佛經的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後又被封爲智昭國師，曾奉敕譯傳《聖佛母般若心經持法要論》、《佛說聖大乘叁歸依經》、《七佛所說神咒經》、《忏罪千種供養奉順中已集當許文》等。7.仁宗時集經的蘭山通園國師沙門智冥。8.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宗律國師，他還在桓宗時作大法會。9.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的淨戒國師。10.仁宗時在大度民寺作大法會大乘玄密國師，他還在桓宗時作大法會，後升號爲大乘玄密帝師。11.大度民寺的覺照國師法獅子，他傳作多種要論，如《魔斷問答要論》、《道之中禁絕順要論》、《金剛王亥母隨處施食奉順要論》、《中有身要論》、《死亡回拒要論》，是一位藏族僧人。12.翻譯《頂尊勝相總持功德依經錄》的國師周慧海。13.傳作佛經的寂照國師，曾傳《淨土求生順要論》，集《淨國求生禮佛高贊偈》。14.大度民寺的慧照國師，曾作《雙供順略集要語》。15.譯經的慧淨國師法慧，又有金解國師封號，傳譯《佛說阿彌陀經》，作《瑞多惡趣令淨本續之幹》。16.西夏晚期譯經的番漢法定國師。17.奉敕譯經的講經律論國師德源，他是皇族嵬名氏，曾譯《菩提勇情之業中入順》、《等持集品》等。18.大度民寺的法顯國師鮮卑寶源，他曾重校《金剛經》。19.傳譯《佛說阿彌陀經》的至覺國師慧護。20.校《聖慧到彼岸要論教學現量解莊嚴之注》的藏解國師楊智幢。21.傳譯《身中圍上依以四主受順廣典》的覺照國師任集立。22.榆林窟二十九窟繪有供養像的西夏高僧真義國師鮮卑智海。23.武威亥母寺洞遺址乾定申年典糜契約中放貸的瓦國師。24.流傳佛經的蘇木國師。
以上已輯錄到有24位西夏國師，26種封號。當然這還不是西夏國師的全部。中原地區早有國師，但西夏國師之多，在曆朝國師封號中也算得上是十分突出的。從這部分國師的部分傳法、譯經活動中已經可以了解到他們或管理佛教功德司事務，或傳譯佛經，或主持法事，在西夏佛教事務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
還應該指出的是，榆林窟真義國師像、黑水城出土鮮卑國師說法圖大概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國師像。
四、鋪張的法事
西夏以每一季的第一個月的朔日(初一)爲“聖節”，讓官民禮佛(注：(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卷一九。)。禮佛聖節一年4次，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這種節日自元昊規定始行。元昊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七月十五日是中元節，即佛教的盂蘭盆節，原是中原地區節日，主要是追薦祖先而舉行的佛教節日，是時結道場、誦佛經、放河燈、演《目連救母》雜劇。西夏也將七月十五日作爲重要節日，並作法事。《聖立義海》“七月之名義”中“賢僧會聚”條：“七月十五目連報父母之恩，供盂蘭，結道場，賢聖僧人聚日是也。”(注：克恰諾夫、李範文、羅矛昆：《聖立義海研究》第52頁，甯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對原譯文有所改易，原譯文爲“七月十五，〔茂陵〕報父母之恩，供神石，設具場，乃衆神會聚之日也”。今改爲“七月十五目連報父母之恩，供盂蘭，結道場，賢聖僧人聚日是也”。)正是這一重要節日在西夏的真實情景。
由于西夏佛教的傳播和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動也呈現發展的趨勢。因西夏早期的文獻資料較少，佛事活動多見于贖經、建寺、譯經等，至于法會等很少涉及。至西夏中期以後，隨著密宗的發展，特別是藏傳佛教的興盛，法事活動在佛教信仰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新見的西夏文獻中，記載了更多的西夏佛教法事活動。
崇宗時重修涼州護國寺和佛塔，于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竣工時大興慶祝，“诏命慶贊，于是用鳴法鼓，廣集有緣，兼起法筵，普利群品，仍飯僧一大會，度增叁十八人，曲赦殊死五十四人，以旌能事。特賜黃金一十五兩，白金五十兩，衣著羅帛六十段，羅錦雜幡七十對，錢一千缗，用爲佛常住。又賜錢千缗，谷千斛，官作四戶，充番漢僧常住”(注：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252頁，甯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年梁太後和崇宗皇帝又發大願，印施《聖大乘無量壽經》，令內宮刻印1萬卷，手絹(彩繪)1萬幀，施諸民庶。
仁宗時期西夏法事活動越加頻繁。人慶二年(公元1145年)爲使已故崇宗皇帝，同會彌勒，生入淨土，而印施番、漢《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漢《金剛經》、番《真實名經》等，共施5000卷。此時正值崇宗去世6周年。
仁宗天盛十九(公元1167年)年五月初九日于“皇太後周忌之辰”，仁宗大興法事，命蘭山覺行國師沙門德慧等開板印造番漢《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共兩萬卷，散施臣民。請覺行國師等燒結滅惡趣中圍壇儀，並拽六道，及演講《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作法華會、大乘忏悔，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等。皇太後指已經去世的罔氏。
仁宗乾祐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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