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而唯人具玆本能。……唯此仁智是圓覺因，即大乘之習所成種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換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階也”。大師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願所詢唯識義(書)。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師叁十叁歲。

　　新春大師鑒于僧寺內外交困，實爲佛教複興之大礙；大師乃唱“僧自治說”：“欲實行僧自治，須擯絕撓亂之他力(官府之摧殘，地方痞劣之欺壓)；尤應去除本身腐敗之點，力自整頓而振興之”！一般學佛者之行不由中，尤爲新興佛教前途之危機，特提“行爲主義之佛乘”以資警策：“從來爲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樂”或“靜定理性”爲果。……無論重理解，或重證悟到如何圓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實，至近乃更厲行。一般知識階級中，或認佛法爲達到本體的哲學，或則但認一句禅謎，或則但守一句佛名，或則但以佛的經書、形像、數珠、木魚、蒲團等項爲佛事。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

　　“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習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爲皆佛之因行，反厭惡怠惰，其流弊將不可勝言！故大聲疾呼，敢爲之告曰：吾人學佛，須從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習。盡吾人的能力，專從事利益人群，便是修習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皆佛之因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爲。廢棄不幹，便是斷絕佛種”！大師言之若是其剀切沈痛，而學佛者，則終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師以爲：“佛的因行，以敬信叁寶，報酬四恩爲本，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在自由的共産主義下”，則以從事農礦、勞工、醫藥、教化、藝術爲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加爲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叁月二十叁日(“二月”)，大師任西湖淨慈寺住持。大師久欲憑藉禅林，以實施理想之改建，爲佛教樹新模。適以淨慈虧欠甚巨，無法維持，乃由華山徒屬之因原、如惺介紹，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進院(自傳十四；略史)。杭州測量局員王行方、徐柳仙、陸慧生等，發起講經會，請大師于幽冀會館，講唯識叁十論。如如記錄，成“唯識叁十論講錄”。大師開講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適爲進淨慈寺之次日(自傳十四；海二、四“大事記”；海叁“辛酉年鑒”；唯識叁十論講錄贅言)。大師著手于淨慈寺之興革：取締鴉片酒肉；修濟公殿；嚴飾佛像；陳列佛學書報以公衆閱；改禅堂爲角虎堂，以繼永明禅淨雙修之風。且籌辦永明學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設佛教慈兒院，以教育小沙彌。次第推行，百廢俱興(自傳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綱)。五月，朱謙之來兜率寺，擬從大師出家。朱氏以“將所有佛書，批評一過，從新整理建設起”爲目的。大師告以不必出家，爲介紹往從歐陽竟無遊(自傳八)。大師提倡佛學，而實不以一般治學方法爲是，于此可見。時大師有“佛法大系”之作。本體爲“真如的唯性論”，現行爲“意識的唯心論”，究極爲“妙覺的唯智論”。以之統論大乘諸宗，爲大師大乘叁宗論之初型。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二十四條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請徐總統，乃得撤銷前之卅一條，修正公布，尚能消極維持(自傳八；叁十年來之中國佛教)。大師嫌其未善，擬“修改管理寺廟條例意見書”叁十九條。其特點：一、析別寺廟之性質爲宗教寺廟、奉神寺廟、公益寺廟，俾純正之佛寺，得與耶回教堂同爲財團法人(第一條)。二、寺廟之管理人，“權利既視(一般)僧道爲重大，賢否尤關寺廟之隆替”，故特定專章以明其責任(第九至十四條)。叁、確定寺廟財産之所有權，屬于寺廟自身(第十五條)。寺廟無犯罪之日，但可責諸管理者，寺産不得沒收或提充罰款(第二十條)。對于教徒之繼承私産；收受未成年人爲徒；以不正當行爲而誘人捐款或入教，確定爲應加禁止(第二十六條)，而予以處罰(第叁十一條)。此雖猶未盡大師之本意，而實寓整頓維持之意。

　　七月五日(“六月初一”)，大師于淨慈寺啓講華嚴經之淨行品(自傳十四；海二、五“言說林”)。講經不數日，杭州白衣寺慧安等諸山住持，摭拾浮詞，誣控大師于官署。事緣大師疏忽，初未循例回拜慧安，因致嫌隙。退居鴻定，以煙瘾未除，爲大師拒其回寺。乃訴惑溫州同鄉潘國綱，同善社首領張載陽，因有慧安等出面呈控。時縣長王藹南(吉檀)，杭紳汪曼鋒等支持大師；而上海新聞界康寄遙等，亦爲有力之呼援，其案乃擱置于省署(自傳十四)。八月九日，蕭耀南任湖北督軍。蕭與李隱塵有同鄉之誼，故是後大師武漢弘化，頗得其助(自傳十五)。二十叁日(“七月二十”)，大師應北京辛酉講經會請，離杭北上；過滬，偕史一如同行(自傳十四；海二、七“獅子林”後)。九月六日(“八月五日”)，大師開講法華經于北京弘慈廣濟寺，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八日”)圓滿。大師依窺基法華經玄贊爲講義，周少如(秉清)錄其口說，成“法華講演錄”，逐日載諸亞東新聞。參與法會者，釋遠參、莊思緘、夏仲膺、蔣維喬、胡瑞霖、馬冀平、林宰平、龔緝熙(後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虛亭等。大勇自五臺來，李隱塵、陳元白從武漢來，法會極一時之盛。講畢，爲平政院長夏壽康等數百人授皈依(自傳十四；法華講演錄弁言；海叁“辛酉年鑒”；海二、十“評論壇”末)。法會期中(“十月初一”起)，大師于南池子夏宅，別爲蔣維喬等講因明論；爲大勇、王虛亭等講金剛經，大勇記之爲“金剛義脈”；爲遠參講梵網經；爲元白領導之女衆，講大阿彌陀經。講說不倦，間有日講七、八小時者(自傳十四；海叁“辛酉年鑒”)。時北五省旱災甚劇，馬冀平等乘講經會發起金卍字會，以大師領銜通電。馬冀平及道老等辦理數年，教養災童至叁、四千人(自傳十四；人物志憶十叁)。十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叁日”)，大師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集京中缁素議決：海潮音自十一期起遷北京，由史一如編輯(自傳十四；南北東西的海潮音；海二、十“啓事”)。是年，潮音得唐大圓、張化聲、張希聲投稿，倍有生氣(自傳十四)。日僧覺隨，堅邀大師去日本，以傳學唐代東流之密宗。大師無去意，大勇發心隨行(自傳十四；菩提道次第略論序)。十一月九日(“十月初十”)，大師離京返杭。徐大總統頒贈“南屏正覺”匾額，講經會公推倪譜香陪送(自傳十四；人物志憶六；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大師適與張仲仁同車。張以梁漱溟新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供閱，大師作“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爲評正(自傳十四；文)。梁君比年已回佛入儒，雖猶稱許佛法爲最究竟，而目下不贊同提倡佛法，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國。大師評論之要，如說：“梁君視佛法但爲叁乘的共法，前遺五乘的共法，後遺大乘的不共法，故劃然以爲佛法猶未能適用于今世，且慮反以延長人世之禍亂，乃決意排斥之。其理由，蓋謂東方人民猶未能戰勝天行，當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質之障礙；西洋人猶未能得嘗人生之真味，當用中華化以融洽自然之樂趣。待物質之障礙盡而人生之樂味深，乃能覺悟到與生活俱有的無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脫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爲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現時，則僅爲少數處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余則視今世爲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一則菩提所緣緣苦衆生，今正五濁惡世之焦點故。二則全地球人類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馳之極，反之以究其內情。下者可漸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惡行善，以增進人世之福樂。中者可漸之以叁乘的共佛法，斷妄證真，以解脫人生之苦惱。上者可頓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圓滿人性之妙覺故。而對于中國，排斥混沌爲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學，同時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則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對西洋，則直順時機以施行完全的佛法可也。余所謂完全的佛法，亦未嘗不以叁乘的共佛法爲中堅，但前不遺五乘的共法，後不遺大乘的不共佛法耳！……明正因果以破迷事無明之異熟愚，則中華宗極混沌、樂爲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滿足之迷亦除。于是先獲世人之安樂，漸進了生脫死之域，以蕲達乎究竟圓滿之地”。梁君拘于叁乘共法，前遺五乘共之人天法，後遺大乘不共之菩薩法。回佛入儒，正由其所見佛法之淺狹。然其“眇目曲見”之唾余，每爲時人所摭拾，障礙佛法不淺！大師回淨慈寺，倪譜香、康南海等以總統匾額送入，反對者亦無如之何(自傳十四；人物志憶六)。其先，大師離杭，浙江省長沈金鑒，以潘國綱、張載陽關系，撤銷大師淨慈寺住持。大師在京聞之，上訴平政院，事後擱置(自傳十四)。關于淨慈寺糾紛，腐僧、土劣、惡吏相勾結，現存大師當時所擬答辯，可以概見一二：“一、道委指根源爲允中法徒，爲事實上之錯誤。蓋根源實于允中退住持之後，接已故之雪舟法爲住持者。道委殆因其人已死無對證，故爲混蒙。“二、根源、鴻定，皆于雪舟故後，繼其法派爲淨慈寺住持，太虛何爲不可？而淨慈既爲傳法寺院，但不紊法派，並出原住持志願，便爲正當傳繼；況複經依例呈縣署注冊，及紳衆僧衆送賀，表示贊成，更何有習慣不合，手續欠完之處！“叁、寺院産業，每有由人施入者；然一經施入，即屬寺産，此爲常例。前年因合並彌勒院、大佛寺，複兜率寺之古稱。遂將縣公署判屬于彌勒院之宣姓房地，認爲宣金彌所施(以彌勒院登記書上，本載明爲宣金彌戶而又屬彌勒院者)，與彌勒院、大佛寺戶者，俱合爲兜率寺戶，以便管業而已。其實此房地屬彌勒院，系太虛聞之僧衆紳衆，據情呈報。倒謂太虛朦蔽官紳，實屬違背！若官斷爲宣姓，太虛無爭也。“四、在鎮江，爲創辦佛教協進會，此系團體行爲波及者；且事在十年前。在甯波，系由鄞縣某鄉自治委員，准縣谕推舉住持歸源庵。因前住持及債戶與鄉人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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