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而唯人具玆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大师回杭；舟次九江，函覆王弘愿所询唯识义(书)。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庚申──辛酉)，大师三十三岁。

　　新春大师鉴于僧寺内外交困，实为佛教复兴之大碍；大师乃唱“僧自治说”：“欲实行僧自治，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压)；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一般学佛者之行不由中，尤为新兴佛教前途之危机，特提“行为主义之佛乘”以资警策：“从来为佛教徒者，大多只知以“享受福乐”或“静定理性”为果。……无论重理解，或重证悟到如何圆妙，都只空理，不成事实，至近乃更厉行。一般知识阶级中，或认佛法为达到本体的哲学，或则但认一句禅谜，或则但守一句佛名，或则但以佛的经书、形像、数珠、木鱼、蒲团等项为佛事。而不悟盈人间世无一非佛法，无一非佛事”！

　　“吾确见现时学佛的人渐多，大都迷背佛乘，不修习佛之因行。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为皆佛之因行，反厌恶怠惰，其流弊将不可胜言！故大声疾呼，敢为之告曰：吾人学佛，须从吾人能实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习。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要之，凡吾人群中一切正当之事，皆佛之因行，皆当勇猛精进去修去为。废弃不干，便是断绝佛种”！大师言之若是其剀切沈痛，而学佛者，则终于念佛念咒，了生了死而已！大师以为：“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在自由的共产主义下”，则以从事农矿、劳工、医药、教化、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三月二十三日(“二月”)，大师任西湖净慈寺住持。大师久欲凭藉禅林，以实施理想之改建，为佛教树新模。适以净慈亏欠甚巨，无法维持，乃由华山徒属之因原、如惺介绍，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进院(自传十四；略史)。杭州测量局员王行方、徐柳仙、陆慧生等，发起讲经会，请大师于幽冀会馆，讲唯识三十论。如如记录，成“唯识三十论讲录”。大师开讲于二十四日(“二月十五”)，适为进净慈寺之次日(自传十四；海二、四“大事记”；海三“辛酉年鉴”；唯识三十论讲录赘言)。大师著手于净慈寺之兴革：取缔鸦片酒肉；修济公殿；严饰佛像；陈列佛学书报以公众阅；改禅堂为角虎堂，以继永明禅净双修之风。且筹办永明学舍，以作育弘法僧才；设佛教慈儿院，以教育小沙弥。次第推行，百废俱兴(自传十四；略史；永明精舍大纲)。五月，朱谦之来兜率寺，拟从大师出家。朱氏以“将所有佛书，批评一过，从新整理建设起”为目的。大师告以不必出家，为介绍往从欧阳竟无游(自传八)。大师提倡佛学，而实不以一般治学方法为是，于此可见。时大师有“佛法大系”之作。本体为“真如的唯性论”，现行为“意识的唯心论”，究极为“妙觉的唯智论”。以之统论大乘诸宗，为大师大乘三宗论之初型。二十日，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二十四条公布。此出程德全面请徐总统，乃得撤销前之卅一条，修正公布，尚能消极维持(自传八；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大师嫌其未善，拟“修改管理寺庙条例意见书”三十九条。其特点：一、析别寺庙之性质为宗教寺庙、奉神寺庙、公益寺庙，俾纯正之佛寺，得与耶回教堂同为财团法人(第一条)。二、寺庙之管理人，“权利既视(一般)僧道为重大，贤否尤关寺庙之隆替”，故特定专章以明其责任(第九至十四条)。三、确定寺庙财产之所有权，属于寺庙自身(第十五条)。寺庙无犯罪之日，但可责诸管理者，寺产不得没收或提充罚款(第二十条)。对于教徒之继承私产；收受未成年人为徒；以不正当行为而诱人捐款或入教，确定为应加禁止(第二十六条)，而予以处罚(第三十一条)。此虽犹未尽大师之本意，而实寓整顿维持之意。

　　七月五日(“六月初一”)，大师于净慈寺启讲华严经之净行品(自传十四；海二、五“言说林”)。讲经不数日，杭州白衣寺慧安等诸山住持，摭拾浮词，诬控大师于官署。事缘大师疏忽，初未循例回拜慧安，因致嫌隙。退居鸿定，以烟瘾未除，为大师拒其回寺。乃诉惑温州同乡潘国纲，同善社首领张载阳，因有慧安等出面呈控。时县长王蔼南(吉檀)，杭绅汪曼锋等支持大师；而上海新闻界康寄遥等，亦为有力之呼援，其案乃搁置于省署(自传十四)。八月九日，萧耀南任湖北督军。萧与李隐尘有同乡之谊，故是后大师武汉弘化，颇得其助(自传十五)。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大师应北京辛酉讲经会请，离杭北上；过沪，偕史一如同行(自传十四；海二、七“狮子林”后)。九月六日(“八月五日”)，大师开讲法华经于北京弘慈广济寺，十一月七日(“十月初八日”)圆满。大师依窥基法华经玄赞为讲义，周少如(秉清)录其口说，成“法华讲演录”，逐日载诸亚东新闻。参与法会者，释远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瑞霖、马冀平、林宰平、龚缉熙(后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虚亭等。大勇自五台来，李隐尘、陈元白从武汉来，法会极一时之盛。讲毕，为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授皈依(自传十四；法华讲演录弁言；海三“辛酉年鉴”；海二、十“评论坛”末)。法会期中(“十月初一”起)，大师于南池子夏宅，别为蒋维乔等讲因明论；为大勇、王虚亭等讲金刚经，大勇记之为“金刚义脉”；为远参讲梵网经；为元白领导之女众，讲大阿弥陀经。讲说不倦，间有日讲七、八小时者(自传十四；海三“辛酉年鉴”)。时北五省旱灾甚剧，马冀平等乘讲经会发起金卍字会，以大师领衔通电。马冀平及道老等办理数年，教养灾童至三、四千人(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十三)。十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大师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集京中缁素议决：海潮音自十一期起迁北京，由史一如编辑(自传十四；南北东西的海潮音；海二、十“启事”)。是年，潮音得唐大圆、张化声、张希声投稿，倍有生气(自传十四)。日僧觉随，坚邀大师去日本，以传学唐代东流之密宗。大师无去意，大勇发心随行(自传十四；菩提道次第略论序)。十一月九日(“十月初十”)，大师离京返杭。徐大总统颁赠“南屏正觉”匾额，讲经会公推倪谱香陪送(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大师适与张仲仁同车。张以梁漱溟新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供阅，大师作“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为评正(自传十四；文)。梁君比年已回佛入儒，虽犹称许佛法为最究竟，而目下不赞同提倡佛法，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国。大师评论之要，如说：“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余则视今世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法可也。余所谓完全的佛法，亦未尝不以三乘的共佛法为中坚，但前不遗五乘的共法，后不遗大乘的不共佛法耳！……明正因果以破迷事无明之异熟愚，则中华宗极混沌、乐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满足之迷亦除。于是先获世人之安乐，渐进了生脱死之域，以蕲达乎究竟圆满之地”。梁君拘于三乘共法，前遗五乘共之人天法，后遗大乘不共之菩萨法。回佛入儒，正由其所见佛法之浅狭。然其“眇目曲见”之唾余，每为时人所摭拾，障碍佛法不浅！大师回净慈寺，倪谱香、康南海等以总统匾额送入，反对者亦无如之何(自传十四；人物志忆六)。其先，大师离杭，浙江省长沈金鉴，以潘国纲、张载阳关系，撤销大师净慈寺住持。大师在京闻之，上诉平政院，事后搁置(自传十四)。关于净慈寺纠纷，腐僧、土劣、恶吏相勾结，现存大师当时所拟答辩，可以概见一二：“一、道委指根源为允中法徒，为事实上之错误。盖根源实于允中退住持之后，接已故之雪舟法为住持者。道委殆因其人已死无对证，故为混蒙。“二、根源、鸿定，皆于雪舟故后，继其法派为净慈寺住持，太虚何为不可？而净慈既为传法寺院，但不紊法派，并出原住持志愿，便为正当传继；况复经依例呈县署注册，及绅众僧众送贺，表示赞成，更何有习惯不合，手续欠完之处！“三、寺院产业，每有由人施入者；然一经施入，即属寺产，此为常例。前年因合并弥勒院、大佛寺，复兜率寺之古称。遂将县公署判属于弥勒院之宣姓房地，认为宣金弥所施(以弥勒院登记书上，本载明为宣金弥户而又属弥勒院者)，与弥勒院、大佛寺户者，俱合为兜率寺户，以便管业而已。其实此房地属弥勒院，系太虚闻之僧众绅众，据情呈报。倒谓太虚朦蔽官绅，实属违背！若官断为宣姓，太虚无争也。“四、在镇江，为创办佛教协进会，此系团体行为波及者；且事在十年前。在宁波，系由鄞县某乡自治委员，准县谕推举住持归源庵。因前住持及债户与乡人等有…

《太虚大师年谱目次》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