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
释太虚，俗姓吕，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崇德县)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历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父亲吕骏发，是石门县乡下的农家子，10余岁时孤苦无依，到海宁州长安镇，投入泥水匠张其仁的门下学艺，从学多年，学会了泥水工的粗细全套功夫。张其仁见他能干精巧，就将16岁的女儿许配给他，纳他为赘婿。这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虚就出世了。
不幸第二年吕骏发一病身亡，出生8个月的太虚就成了孤儿。他的母亲张氏，带着他在娘家守寡了4年多，就由生母作主，再嫁到邻县的石门县洲全镇李姓人家。自此，太虚就由他外祖母抚养。
他的外祖母姓周，信奉道教，道名理修。他本是江苏吴县的富家女，出嫁后，丈夫死，家人星散，她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儿子逃难到浙江海宁州的长安镇，嫁给张其仁做续弦。婚后又生一女，就是太虚的母亲。
张其仁前妻也遗留下一个儿子，名张祖纲，算是太虚的大舅，开米店为生。周理修带去的小儿子张子纲，是太虚小舅。张子纲读过书，赴过童子试，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鸦片烟癖，在乡下开蒙馆糊口。
太虚的外婆因信奉道教，在女儿再嫁后，带着外孙到长安镇外3里处的大隐庵修行。她的儿子张子纲也就在庵中设了一处蒙馆。所以，太虚依他外婆在庵中长大，也随着他舅父断断续续的读了几年书。
太虚13岁时，外婆把他荐入长安镇沈震泰百货店做学徒。由于那时他染上虐疾，做了几个月，因虐疾时发，为店中辞退。外婆一向对他疼爱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养，温习四书，学习作文。
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镇上的朱万裕百货店做学徒，百货店的老板喜爱看小说，太虚在店中空闲时，也看了许多如《七侠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之类的章回小说。如此过了一年，他已16岁，智识渐开，内心的苦闷也愈为增加。这时他生起了出世的思想，决计到普陀山去出家。
在夏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他把衣服穿整齐，带着他工资积下来的七、八元私蓄，藉故离开长安镇，目的是去普陀山。但是一个16岁的大孩子，头一遭出门，竟搭错了到苏州去的船，他发觉后由中途的平望下船，当地距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不远，他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朝九华山，曾到寺中去过，既然要出家，何不就在此处出家
他进入小九华寺，找到士达和尚，说明来意，士达收留了他。士达对他说，十方丛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10多天后，带他到苏州木渎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为他剃度。士达是禅宗临济派，乃给他取派名唯心。士达的师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宁波团桥头玉皇殿，所以太虚在灵岩山住了几个月，士达领着他到宁波，托请奘年老和尚照应他。奘老和尚是太虚的师祖，对太虚极其慈爱，带他到镇海就医服业，医好他的宿疾虐疾病，并为他立了个表字叫“太虚”。
太虚出家之年，虚岁16，实足年龄不到15岁，那是光绪三十(1904年)年夏天的事。他5月剃度，9月到宁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11月间，宁波天童寺传戒，奘年老和尚陪着太虚到天童求戒。
当时天童寺住持是八指头陀寄禅，也是这次传戒的得戒师。佛制沙弥年满20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一类的证明文件，受戒前问：“年满20了吗
”求戒者答称“已满”就可通过，太虚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戒，虽然他心中也不以为然，但习惯如此，也就只好从俗了。那次受戒的共120多人，未满20岁的有四、五位，还有一位比他更小一点的。
受过戒，奘年老和尚特备了一席斋，请寄禅写介绍信，送太虚到永丰禅院学经。寄禅看出太虚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他，当下修书介绍他到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陆忏文名于时，且善属文，宁波寺院一般缘起、疏启一类的文字，大都请他来做。太虚到永丰禅院几个月的功夫，一部《法华经》已读诵得滚瓜烂熟。水月很器重他，让他住在内库房，这段时间太虚阅读了《指月录》、《高僧传》、《风洲纲鉴》；继之开始受读《楞严经》，并买了《诗韵》，学习作诗。
这时，圆瑛在天童寺，从寄禅和尚习禅，常到永丰禅院访水月法师。圆瑛长于诗文，太虚正在学诗，二人遂由诗文结为朋友。圆瑛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长太虚11岁。
太虚18岁时，到天童寺去听道阶法师讲经。那时听经叫做“学教”，讲的经不外是《法华》、《楞严》或《弥陀疏钞》。讲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仪讲，或依贤首五教仪讲。道阶是南岳默庵法师的传人，精于天台，兼通贤首与唯识，是那时一位很叫座的法师。太虚由于学教的关系，就搬进天童寺住入禅堂中，并学习坐香、跑香、吃放参、敲教香、当值、出坡等。在这段时间内，寄禅和尚给他许多精辟的开示。他和圆瑛见面的机会更多，圆瑛约他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道阶法师在讲堂上称赞阅藏的利益，圆瑛鼓励并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于是，天童寺的经期一完毕，圆瑛就陪同太虚到西方寺，为他引见净果和尚。净果安置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阅藏。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对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后来他在《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他在阅藏期间，一日阅《大般若经》垂尽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以后，他再阅《法华》、《华严》、《台贤教义》等经论，恍然都像是自心现量境界，不再为语言所拘，过去所有的疑团从此冰释。
太虚在西方寺阅藏期间，结识温州来的华山和尚。华山是西方寺住持净果的朋友，来访净果，也住在阅藏寮，平常翻阅禅宗语录。他是一位具有新学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时代即已蜚名讲肆，文字辩才均所擅长。他在杭州与松风创设僧学堂，见太虚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对他讲解世界大势、中国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兴僧学，才能适应时代潮流等等。太虚初闻此说，不以为然，二人辩论数日，相争莫决。西方寺的净宽为之调解，太虚亦为好奇心所驱使，表示愿意看看新学的书籍。
华山拿了一部分书给太虚看，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炳麟的《告佛弟子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译的《天演论》、《五洲各国地图》等。太虚读后，陡然激发他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使他由“超俗入真”而转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与华山深相契好。
结识华山后未久，他又结识了革命僧人栖云。栖云俗姓李，湖南人，闻似中过秀才，弱冠出家，曾从八指头陀参学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光绪末年，与徐锡麟、秋瑾等回国潜图革命。太虚受栖云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他有了“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的思想。
宣统元年(1909年)初，他受到华山和楼云的怂恿，到南京入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祇洹精舍”就读。祇洹精舍有学生10多名，出家众有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杨仁老授《楞严经》，苏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学监，但只读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经费困难而停办，仁山等人学转入江苏僧教育所办的江苏僧师范学堂，太虚以华山的推荐，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学任教员。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阅藏。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栖云由广州来到西方寺，约太虚到广州，协助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月宾组织僧教育会。3月间，二人到了广州，后来因为月宾是湖南人，与广州当地僧侣有语言习俗上的隔阂，僧教育会未组织起来，暂在双溪寺安住。但栖云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太虚也时常参加各种秘密集会。革命党人粗豪放浪，太虚受他们的影响，也变得豪放不羁，失去原来的纯洁循谨。除此以外，他也交了许多的佛学诗文上的朋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的梅光羲，这时在广州任广东司法研究馆监督，二人也时相往还。光羲并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识论述记》送给太虚。
太虚在广州的第二年，3月29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官厅追捕党人颇严，太虚不敢在双溪寺再住下去，迁到江西会馆避风头。4月9日，栖云为官厅逮捕，并在栖云寓所查得太虚的一首《吊黄花岗》诗，认为太虚有革命党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云山双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虚闻知此事，就匿居到潘达微的平民报馆中。当时，报纸上曾登的太虚的《吊黄花岗》诗，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为标题者。后来经过他的诗文之交江孔殷、盛季莹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离广州，可以不究”的承诺，太虚乃于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在广州被捕的栖云，被关了几个月后获得释放。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团长、清乡司令、兵站司令等军职，后来息影沪上。1947年，太虚圆寂时，他还参加了追悼会。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节后，武昌起义，不旋踵各省响应，中华民国诞生。太虚由上海到南京，组织“佛教协进会”，因接受仁山的建议，在金山寺开会。开会之日，由于新旧派的对立，会场上发生冲突，协进会因而停顿下来。1912年4月，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出面，在上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召太虚到上海相助。佛总成立，太虚组织的“佛协”也并入佛总。到了1913年元月，寄禅以保护寺产事到北京内务部交涉，与民政司长杜某发生争执，当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禅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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